裨治文（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

人物生平

脾治文

1812年，裨治文皈依我主；第二年加入了本地的公理教会，按受波特牧师（Rev. E. Porter）的指导。不久之后，裨治文开始对传教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想要将福音带到异教土地上的渴望使他下定决心放弃早年从事的农业生产，转而投入传教事业的准备工作中。裨治文在自己的家乡按受基础教育，在阿默斯特学院接受高等教育（1826年毕业）；在安多福（Andover）神学院学习神学。

1829年10月6日，裨治文被美部会按立为前往异教国家宣道的传教士。14日他同雅裨理一起乘坐“罗马人号”（Roman）起程。

1830年2月19日到达中国，作为美国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受到了当时中国境内唯一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欢迎。裨治文不但自始至终致力于传教事业，同时还积极投入所有为改善教友境况而实行的公益计划。

1834年11月益智会成立后，他和郭实腊一同被任命为中文秘书；作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从1836年1月协会成立之初就担任通讯秘书一职。

1838年2月中华医学传道会在广州成工之时，他又被选为副会长。

1839年中英产生政治冲突继而导致战争爆发后，裨治文移居澳门，之前一直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人商馆中。

1841年7月14日，纽约大学授予裨治文神学博士学位。

1842年7月1日裨治文前往香港，9月接替德姆（Dem）先生成为马礼逊教育协会主席。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在香港召开了传教士大会，讨论《圣经》新译本事宣，裨治文出席了每一场会议，他和怜为仁（Dean）一起受命在8月25日的会上就“Baptizo”一词的中文译名发表了意见，但在9月1日会上的报告中，他们表示将不再建议用任何译名来表达该词。

1844年2月，由顾盛（caleb cushing）担任专使的公使团建期后，裨治文和伯驾博士被一同任命为使团秘书及随团牧师。

1845年6月28日，裨治文在香港的殖民教堂同伊来扎·简·吉列（Eliza Jane Gillet）女士结婚，7月3日返回广州。9月裨治文夫妇二人去了一次香港，作为《新约》翻译代表委员会的广州委员，裨治文于1847年6月23日到达上海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

从1847年7月1日会议开始到1850年夏天 《新约》翻译工作完成，裨治文一直坚持出席委员会会议，接着他又被选为《旧约》翻译代表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于1850年8月1 日成立，次年2月12日解散，之后，裨治文依旧留在上海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直至1852年2月3日他因健康原因同夫人一起乘坐“阿德来德号”（Adelaide）起程前往纽约为止。裨治文夫妇于6月16日抵达纽约； 10 月12日登上“野鸽号”（wild Pigegn）经合恩角和旧金山返回中国，1853年4月1日通广州，5月3日抵上海。

1854年5月，裨治文以翻译员的身份同远征队一起乘坐美国轮船前往正爆发起义的南京，继而前往芜湖。

1856 年他匆匆游览了福州，同年11月与夫人一起前往宁波旅行，裨治文还积极推动了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的成立，从该会成立之初的1857年他就被选为会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859年。从美国回来后，他把主要的一部分时间用于同克陛存牧师合作重新翻译《圣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1861年11月2日，裨治文在自己的家中去世，他被埋葬在上海的墓地中，传教士同人们为他树立了一块大理石碑以示纪念。

在华经历

裨治文来华之初，在其头脑中，中国人只是一个“简单、落后和无知的拜偶像的民族”。但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他所面对的异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使他的世界观得以改变。他开始明白“这是一场对抗无知的现代化战争，决胜关键不仅是在于获得属灵的真理，也在于获得属世的知识”。同时他相信“教育是上帝用来提升人类心灵和解救人类脱离惩罚的一种方法”。这些观念上的改变，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协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

在裨治文和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宣教士郭实腊的推动与主导下，1834年11月，一个为促进华人认识西方文化的组织“中国益智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在广州正式成立。他们的目标是“希望藉着和平的手段，促使中国不论是在商业、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全方位对外开放”。他们决意“以智慧作为炮火”，让中国人不仅可以接触到“现代的发现和发明所产生的最丰富的果实”，还可以认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国情。

中国益智会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广中文书刊，藉此“开启华人的思想领域”。除裨治文外，郭实腊和马儒翰等宣教士，都有份参与撰写文稿的工作。美国商人奥利芬，英国商人麦雅各(James Matheson)和佐威廉(William Jardine)等人，都曾先后出任该会的会长，他们同时也是经济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益智会已出版了七种刊物，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那在中国以外、正在改变中的世界”。后来，中国益智会亦在新加坡设立坚夏书院，出版中西书刊；同时承办郭实腊主编的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

1835年1月，即马礼逊逝世后半年，裨治文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以及一些在广州的欧、美商人，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筹备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和草拟章则等事宜，裨治文担任该临时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书记。1836年9月28日，“马礼逊教育协会”正式成立，裨治文被选为理事会执行秘书。他在成立典礼上致词时说：为要完成马礼逊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未竟之愿，该组织要在中国“兴办西式教育事业”，因为当“教育在中国普及化之后，全中国的人民将会受益，而我们的传教事业最终也会成功”。从中可见该会宗旨之一斑。

1839年11月4日，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府“马礼逊纪念学校”(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在澳门正式开学。第一期学生共有六人，皆为寄宿生。他们的学费、书费和食宿费等，均由马礼逊教育协会全额提供。校长为撒母耳·布朗(Samuel Brown)，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且在纽约已有多年执教经验。他的新婚妻子来华前也是一位教师，她愿意与丈夫同心负起领导学校之责。

马礼逊纪念学校以英语授课的科目有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生物、化学、音乐和初级机械原理等，当然还设有圣经课程。该校学生虽因不习八股文章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他们毕业后可进入香港的洋行充当买办或译员。

1845年9月，马礼逊教育协会举行第七届年会，裨治文被选为会长。翌年，布朗校长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国养病之机，带同容闳、黄宽和黄胜等三人前往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Monson Academy）进修。其中除黄胜因水土不服，生病辍学回国外，容闳与黄宽两位均于两年后从芒松学校毕业。容闳继续前往耶鲁大学深造，而黄宽则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黄宽苦读七年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医学博士荣衔的西医。他先后在香港的伦敦会医院、广州的惠爱医院，以及博济医院服务，并于1867年担任博济医院代理院长。容闳毕业回国后致力于推动留美教育，“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读书，以便学成后能改造中国，振兴国运”。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满清政府终于在1871年接纳了容闳的建议，派遣120名中国幼童，分二批到美国留学，容闳则被聘为留美学生监督。十九世纪后，容闳更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

1847年6月，由于裨治文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而马儒翰于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病故，再加上其他理事们皆私务缠身，因此在举行过第十届年会后，马礼逊教育协会便自动解散，而马礼逊纪念学校也从此停办。

裨治文携妻伊莉莎(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移居上海第二年，即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每月召集学人聚会交流，并印行学报。不久，该会更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裨治文自任会长。

1850年4月，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就是从该校毕业的。1881年，由于美国公理会与美国基督教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之间发生分歧与冲突，裨文女中的部分师生转到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 Girls’School)，而裨文女校则被美国基督教女公会接管。1931年，该校以“裨文女子中学”之名向上海教育局注册立案；1953年，中国政府予以接管，改名为“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1966年“文革”开始后，取消女中，再次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中学”（今上海市黄浦学校）。

1838年2月，裨治文联同美国公理会的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Peter Parker)，以及宣教士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等人，在广州发起组织“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该会成立的目的，旨在“呼吁欧美各国差会派遣更多医生来华，藉行医和开设医院推广福音工作”。当时参加成立典礼的有十多人，裨治文被公推为副主席。该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麦嘉谛（D. B. McCaetee）等在中国教会史和医学史上重要的医疗宣教士，都曾经是中国医药传道会的成员。

裨治文

《中国丛报》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地理等相关知识，也记述宣教士们在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巴达维亚等城市的宣教活动。该杂志除报导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以及迷信等内容外，且屡次刊文针砭时弊，力陈妇女缠足，以及吸食鸦片之危害；以致废除妇女缠足成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标，并卓有成效。反对鸦片的文章，则前后刊载48篇之多，其中有15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为中国仗义执言，并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

《中国丛报》创刊于广州，在鸦片战争期间曾一度迁至澳门和香港，战后再迁回广州。裨治文一直担任《中国丛报》的主编，直到1847年他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时为止。其后，由宣教士贝雅各(James G. Bridgman)接任，但他只做了约九个月的时间便离职。从1848年10月起，美国宣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接任主编职务，直到1851年12月《中国丛报》停办为止。《中国丛报》从创刊至停办前后约20年，合共出版了20大卷。安德森于1851年7月信中说：“我认为《中国丛报》是关于现在进展中的中国宣教事业半世纪来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意见的宝库。我切盼我们所有重要的图书馆都拥有整套的本刊”。《中国丛报》不仅激发了西方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的宣教热忱，更成为当时西方人探索与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后世则成为学者们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活动的主要资料来源。

广州履任钦差大臣，颁令外商禁止贩卖鸦片。其中林则徐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为要了解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历史和风俗等情况，他特意聘用了四位华人为他翻译外国书刊，并为他作传译，其中一位就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通过阅读，林则徐始知裨治文，并很想与他结交并使用他。由于梁进德是裨治文的学生，所以林则徐曾派梁进德走访当时仍在澳门的裨治文，请他前往广州相叙，以及协助林则徐把一份照会交给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并请义律转呈英女皇，期盼英女皇禁止种植罂粟，使鸦片商人无法毒害中国人民。裨治文虽然婉拒了林则徐的这项要求，但这份照会的全文则一字不漏地登载于1839年5月的《中国丛报》。裨治文还在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我们要告发英国，因她带头从事鸦片贸易。这个号称是开明的、跟从基督的国家，竟给尚陷在黑暗中、信奉异教的中国种植和生产有害的东西，且以此（鸦片贸易）补充她的国库。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颠倒。我们深信，这个以善行和信仰原则作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将会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相对地与她当有的责任和荣誉不符的事情——遭受长期的苦楚。（英国政府）在一个异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没有原则，这只会使他们（中国人）在反抗基督徒时落入不道德的试探中”。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在虎门销毁。裨治文是应邀前往现场观看销烟的西方人士之一。在林则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臣等钦遵谕旨，将夷船缴到烟土二万余箱，在粤销毁。……其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无不肃然怀畏。并有咪唎坚之夷商经（King）与别治文（即裨治文）、弁逊（Benson）等，携带眷口，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迁禀，求许入栅瞻视……”。

裨治文也将林则徐在销烟现场所说的话，登录在《中国丛报》上，其中有云: “凡经营正当之贸易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应给予特别优待，不受任何连累。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必严加查究，从重处罚，决不宽容。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者不必挂虑，如常互市，必无阻挠。至于恶者，惟有及早离恶从善，不存痴想”。

此外，裨治文也不时在《中国丛报》上撰文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而在裨治文的巨著《广东方言撮要》的第六章中，他更将林则徐颁布的禁烟令全文登载出来，可见他对林则徐的禁烟之举是积极支持的。

1844年7月5日，中美双方谈判，清廷方面的代表为耆英和潘仕成；美方代表是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而裨治文与卫三畏则担任顾盛的译员，参与条约的拟定与翻译工作，结果是“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其中第十七条款规定，基督教可在五个开放口岸设立礼拜堂并传道。有论者认为该条款得以纳入此条约中，与裨治文等人在中国民间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们与满清官员之间的交情不无关系。由于耆英和潘仕成两人，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皆为美国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的病人，通过接触与交往，他们对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因此，当美方争取在中国的传教权益时，耆英和潘仕成并没有提出反对，而且在他们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理由。故有论者认为，这些与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烟，与满清官员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有间接的关系。

1852年2月3日，裨治文因病无法继续工作，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乘搭“野鸽号”(Wild Pigeon)轮船离开中国，6月16日抵达纽约。这是他们在华工作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休假。在美国逗留期间，裨治文无法忘怀在中国的事业。因此，他只在自己的家乡住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便于同年10月12日离开美国，于翌年的5月3日抵达上海。随即投入到译经、写作、学术及外交等工作。1854年5月，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圣经翻译

裨治文

1843年8至9月，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宣教士译经大会，商讨出版一部“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裨治文与波乃耶(Dyer Ball)二人，以美国公理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大会决定对《新遗诏书》再次修订，并且重新翻译旧约。裨治文作为广州/香港传教区的翻译委员，被委派加入专责小组，与宣教士怜为仁(William Dean)一起处理某些圣经专有名词的翻译。

1851年，裨治文与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的宣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合作，翻译旧约圣经，同时参与《委办译本》新约的修订工作。1859年，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修订后的新约圣经正式出版。1863年，《裨治文/克陛存旧约译本》以四册本的方式面世。可惜的是，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没能看到此译本的出版，因为他们已分别于1861年和1862年去世。

裨治文在其最后岁月里，还曾致力于将新约的历史书卷翻译为官话。可惜，该官话译本不知何故，未能传于后世，只能从其他宣教士的书信中，得知裨治文确曾从事这项译事。1861年12月，在裨治文逝世后不久，美国公理会宣教士白汉理(Henry Blodget)曾写信给他的差会说: “裨治文博士最近写信给我，说他有六、七年的时间是常常忙于预备一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官话口语译本。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所遗留下来的这部分圣经的手稿”。此外，美国宣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在其1864年7月30日写给美国圣经公会的信中，也曾提到裨治文的这部官话译本，是他与克陛存合作翻译的。

主要作品

裨治文不仅是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也是第一位汉学家。他具有热诚的奉献精神，特别的语言天赋，以及对文化的透视力。他用中、英两种文字从事著述，向中、西方介绍彼此的历史、社会与文化，从而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

中文

1. 《真假两歧论》（The Ways of Truth and Falsehood），在两页长的前言之后，作者讲授并举例说明了真假这两种自然结果及其利弊。1837年在新加坡重版； 12页。作者使用了“乐善者”这一笔名。

2.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5页，1838年。该书分27个部分全面介绍美国曲情况，内容包括: 总论、国界、早期历史、独立、简史、原住民、人口、自然风光、物产、农业、制造业、商业、政府、未健全的法律、宗教、语目、教育、文学、慈善事业、社会关系、风俗以及国防。1846年该书以《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为名在广州重版，同样是27个部分，共75页，插有折叠地图，述及新近发生之事，后经作者大规模修订后，于1862年以《联邦志略》为名在上海出二版，城2卷，共107页，包括3篇序目，凡例以及目录第1卷包括总论、国界、地理特征、道路、气候和土壌、物产、早期历史、独立、完法、政府、法律、语目、教育和文学、宗教、遗书、商业、慈善事业和风俗习惯。第2卷则从地理角度简要介绍了41个州和准州。

3. 《永福之道》（The Way of Eternal Bliss），5页； 1843年，这是一份简短的关于如何获得真福的讲道文，同时收录了一篇与之相关的祷告文，作者署名: 美国人裨治文。

4. 《复活要旨》（Important Facts concerning the Life to come），9页；香港； 1844年。

这份小册子的正文内容要由《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31节至最后一节以及一篇简短的祷告文组成，但序高长达5页，作者署名“泰西裨治文”。

5. 《灵生诠言》（Disquisition on Spiritual Life），6页； 1844年，这是关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7节的讲道文，末尾附一篇简短的祷告文。作者署名同前书一样，这份小册子同上述两种分别为同一套丛书的第10、 11和12号。

6. 《耶稣独为救主论》（Jesus the only saviour），6页。

7. 《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254页；上海； 1863年。这是1851年裨治文空与翻译的委办本 《新约》的修订本，由裨治文和克陛存合作完成，书中有一张印有读者导言的插页，在此之别，这一版本的各个独工部分已先后出版，例如1854年出版了《罗马书》等。

8. 《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 1002页；上海； 1863年。《旧约》这一译本同样为裨治文和克陛存的合作座果，裨治文去世后，克陛存继续这一工作直至将其完成，该书共39章，分为4卷，每一卷都有3页纸的读者导言。

9. 《关于中国的书信》（Letters on china），18开本； 124页；美国波士顿； 1840年。

英文

10.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广州方言撮要》），8开本； XXXVI十698页；澳门， 1841年。除了导言之外，全书共分为十七章，内容涉及艺术、科学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每页分为三栏，左边一栏是一连串的句言和段落，中间是中文译文，右边则是用罗马字标注的中文读音。书中有许多有价值且有意思的内容，但由于方言本，效用不免打了折扣，该书是作者在益智会的资助下着手撰写的，这也是该机构赞助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文艺、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况。这部巨著面世当年，美国纽约大学(University of New York)为表彰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特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学位。

11.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20卷；广州； 1832~1851年。该月刊由裨治文在1832年5月创办并担任主编，18望年他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后，由布里奇曼牧师（Rev. J. G. Bridgman）接手编辑直至1848年9月卫三畏博士按管这一工作为止，不过自始至终裨治文部是这份刊物稳定而积极的撰稿人。在第4卷中，有他翻译的《三字经》、《千字文》、《神重诗》以及《孝经》；第5卷中有《小学》的第一部分，第14卷有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译文；第19卷则有徐光启为耶稣会士所作辩护的译文。

裨治文博士还积极负责地编辑《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该刊发刊词以及第一卷中孟子的一篇文章皆出自他的笔下，在波士顿出版的美部会会刊《传教先驱报》上也刊登了大量他的书信。此外中国的报刊也常常能收到他的投稿。

相关人物

裨治文夫人伊菜扎·简·吉列是米尔纳牧师（Rev. Dr. Milnor）教会的成员。1844年12月14日她和美国圣公会的一批传教士一起乘坐“霍雷肖号”（Horatio）离开纽约，1845年4月24日抵达香港，6月28日且裨治文博士结婚。裨治文去世后，她于1862年经由英国经回美国。稍待振作，她便返回中国，计划为促进北京的女子教育事业出些力。裨治文夫人于1864年6月到达北京。

其英文作品:

1.Daughters of China，or Sketches of Domestic Life in the Celestial Empire（《中国妇女：天朝的家庭生活素描》），1852年，该书在美国出版，扉页上是裨治文夫人的一位中国学生的肖像。在格拉斯哥重版时未使用此肖像，12开本，189页。这是作者在1852年短期回国时所写的。

2.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先驱》），该书介绍裨治文的生平和事业，阿萨 ·D.史密斯（Asa D. smith）为其撰写序言，8开本；xI十296页；纽约； 1864年。这是1862-1863年裨治文夫人最近一次回美国时所写。

历史评价

182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启程来华，途中遇到了亨特，亨特成了他的中文启蒙老师。这为裨治文的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他到广州后，一面行医，一面办起了英文书刊《中国丛报》，介绍中国的文化典籍和人情世故，还翻译了一些中国私塾的教科书，这成了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1841年，他出版了《中国广东话注解文选》，长达728页，用中英文两种文字相互注解，简明易懂，对沟通中英语言文字有开拓之功。1842年，在裨治文的努力下，成立了美国东方协会，以研究东方为宗旨。后来，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分会成立，裨治文也参与其中，贡献尤多。鸦片战争时期，裨治文是美国人来中国探险的重要人物，他出版的《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是美国人关于广州情况的最早著作之一。

1861年9月，裨治文罹患痢疾，以致10月举行的皇家亚洲学会会议，他都不能出席。延至11月2日，终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终年60岁。自其神学毕业应召来华，历时30年之久。他的突然离世，令人深感震惊。其挚友卫三畏从澳门写信给伊莉莎说：“当我细读你寄来的几封信，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数天对他的情况所作的描述时，那有关过去的种种回忆，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裨治文与你，每一天都在我的心里。他是我亲爱的朋友——为他的存在，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够永远与他在一起享受上帝。……他那不屈不挠的坚忍和那恒久不变的爱心，时常鞭策着我，要我以他作为学习的榜样”。裨冶文逝世后，伊莉莎返回美国一段时间。1864年，伊莉莎在北京灯市口创办了贝满女校，以纪念亡夫裨治文。

裨治文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宣教士，他不仅有奉献的精神和事奉的热诚，更知道语言和文化对宣教工作之重要。他经常找机会与在租界内工作的中国人聊天，藉此操练中文会话。有时甚至冒着被捕的危险，向他们传讲福音。经过一年多时间，裨治文的中文有了显著的进步。除语言学习外，他还注重对中国文化、宗教及习俗之研究，为的是“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后10:5)。

斯人去矣，但裨治文在世时为中国社会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为后人所记念。他不仅把基督福音之光带到中国，也以真理和科学启迪了中国社会。他一生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不愧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搭桥人”（Bridg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