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戏（传统民间戏曲）

历史渊源

秧歌戏剧照

秧歌戏的历史久远，南宋有“村田乐”记载，形式名称则出现在明代后。

宋代诗人苏东坡、陆游等关怀农村生活，曾为乡农写过不少诗歌，或说后来秧歌可能吸收了农歌的词句，但从他们的诗词中未见“秧歌”一词，说明当时尚末形成“秧歌”的形式。陆游一首名为《时而》的诗：“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其中的“菱歌”一词，很容易误认为“秧歌”两字。在江南一带，菱歌一词泛指民歌、农歌，陆游的诗中常有此词，如“一声菱歌起何许，洗尽万里功名心”（《泛舟过吉泽》）,“潮生钓濑边，月落菱歌里”（《新秋以窗里人将老、门前树欲秋为韵作小诗》）等。

至清代，秧歌已由插秧歌、菱歌、演唱秧歌，逐渐成为规范的传统歌舞形式盛行各地，文献记载最多。后又向扮演戏曲人物的民间二小戏（一旦一丑）三小戏（生、旦、丑）发展。

在《清代竹枝词》中有这样两句诗：早春戏馆换新腔，半杂秧歌侑客觞。这表明在乾隆时的戏馆中，已有了秧歌腔。但这两句诗仍不能说明戏馆中的“新腔“是有了秧歌戏，还是在戏中“杂”用了秧歌的腔调。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秧歌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山西的繁峙、襄垣，河北的蔚县等地成立了专业秧歌剧团，演员经过正规化的训练，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进入新时期以后，作为民间小戏剧种的秧歌戏不仅面临与大剧种的激烈竞争，而且受到现代流行歌舞的挤压，演出活动越来越少，不少秧歌剧种濒临消亡。

艺术特色

秧歌戏的表演多在行进中或在广场，秧歌队行进在一个较宽敞的广场时，原地围起一个“场子”，围好后，有的秧歌队会在场子中间由两三个演员表演一些具有简单情节、诙谐幽默的小段子，久之“秧歌戏”诞生了。

秧歌戏形式比较灵活、自由，长于表现现实生活。尽管是山野村戏，在角色行当、动作表演、剧情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特色方面，却并不逊色。秧歌戏的角色行当和京剧类似，分为生、旦、净、末、丑，生下又分老生、小生、武生等，旦下又分老旦、小旦、武旦等，行当周全。人物的服饰、行头、脸谱也与京剧大致相同，个别角色如徐延昭、包拯的脸谱则在细节上略有分别。

秧歌成戏后继承了小而短的传统。小是指角色小、演员少。小生、小旦，最多再加个小丑即可成一段戏，因此多被人称作“三小戏”。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须生、花脸、青衣“三大门”。短是戏短，秧歌戏没有成本连台的“大戏”，多是反映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生活“小戏”。其音乐唱腔吸收了梆子腔的特点，形成曲牌体与板腔体兼容的体制，表演也有了较大的丰富和提高。

秧歌戏还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如演的多是当时的“现代戏”，演出服装、道具简单，机动灵活，唱腔是地方小调，道白用地方方言，语言风趣幽默、贴近生活等。

秧歌戏历史悠久绵长，唱腔雄浑厚重，本地的方音俚语和生活习俗的融入使之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是明清俗曲和地方曲调、语言融合的风格代表。秧歌戏是声腔式戏曲，其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之说，此非确数，极言其多，主要有：水胡、娃娃、头行板子、哭糜子、还魂片子、大清阳子、二清阳子、甩炮、秃爪龙、桂枝香、山坡羊、莲花落、二板起腔等等。

秧歌戏里唱得最多的两种调子是“水胡”腔和“娃娃”腔，分为男水胡、女水胡和男娃娃、女娃娃。同样分为男女腔调的还有头行板子、哭糜子和还魂片子，各分男女，韵律有所不同。有些调式因为通常男腔唱的多，女腔就慢慢被忘记了，如大清阳子、二清阳子、甩炮、秃爪龙、桂枝香、山坡羊，多为男唱；通常为女唱的有莲花落和二板起腔。这些调式的特点和作用各不相同，例如二板起腔只有一句，用于一段唱词的开头，起引入、过渡的作用；而哭糜子调多用于唱悲腔时，还魂片子多用于人物临死之前的独白。

各地的秧歌戏多以兴起或流行的地区命名，这些秧歌有的以唱民歌小曲为主，如祁太秧歌、韩城秧歌、陕北秧歌；有的民歌组合与板式变化相结合，如朔县秧歌、繁峙秧歌、蔚县秧歌，其主要唱腔和板式多来自梆子腔，板式有头性（慢板）、二性、三性、介板、散板及滚白等，其中的民歌小曲统称“训调”，包括“四平训”、“苦相思训”、“高字训”、“下山训”、“跌落金钱训”、”推门训“等，演唱时采用板胡、笛子、三弦等伴奏，俗称“梆扭子”；有的属于板式变化，如定县秧歌、隆尧秧歌，唱腔板式分慢板、二性（二六）、快板、散板、导板等，演唱时用板鼓或梆击节，大都不用管弦，只用锣鼓伴奏，因此又叫“干板秧歌”。

秧歌成戏后唱腔逐渐朝着“戏曲化”的方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秧歌戏的唱腔体式已有四种。

一是保留早期秧歌民歌小调形态。唱腔仍是以民歌小调为主，演出小戏一剧一曲，剧名即曲名。这种秧歌戏虽然保留了民歌小调的形态，但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吸收了较多的“曲子”(主要是“明清俗曲”)和其他地域流行的唱调，曲调逐渐丰富。这类秧歌戏以晋中秧歌为代表。

二是将传统的秧歌小调简单化，成为以上、下两句无限反复的唱腔。唱腔只有一种或两三种，以唱词的字数作为唱腔的基本结构和唱调。这类秧歌戏有泽州秧歌、平腔秧歌和汾孝秧歌。

三是以传统的一首或几首秧歌小调为基本曲调，将唱腔的曲调板式化。虽然唱腔是以“板式”称谓的，但唱腔中仍保留着“四句秧歌”唱调的基因。这类秧歌戏以晋东南的襄武秧歌为代表。

四是虽然尚保留有传统一剧一曲的曲调，但在发展中不仅使自己的曲牌体唱腔板式化，而且把梆子戏中各种板类的板式完整地吸收进来，与原有的曲调同用于一剧中。这类秧歌戏以晋北大秧歌为代表（包括朔州大秧歌、繁峙秧歌、广灵秧歌）。

秧歌戏的乐队早期都是以打击乐器为主，在不断的发展中，各地秧歌戏才逐渐有了管弦乐器的伴奏，使用乐器大多是当地梆子戏、其他戏或民间乐队常用的乐器。

早期秧歌的表演形式有“唱”“扮”和“演”。正是由于秧歌的多样的表演形式，才使得秧歌成为“歌”、成为“舞”、成为“戏”的传统民间艺术形式。

秧歌队的表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扭，表演者手持扇子、手帕、采绸等道具，踩着锣鼓点，口中唱着当地文人流行的秧歌词，步履轻盈，边扭边舞。二是走场，一般开始和结束时为大场，中间穿插为小场。大场是边走边舞的各种队形组合的大型集体舞，表演出“龙摆尾”、“双过街”、“九连环”等各种图案的舞蹈。小场是由两三人表演带有简单情节的舞蹈或歌舞小戏，如“刘海英戏金蟾”、“车幺妹”、“跑旱船”、“傻子接媳妇”等。三是扮，舞者扮成民间传说、历史故事中的各种人物，类型有文武公子、少妇、丑婆、货郎、渔翁和小孩等。四是唱，伴随着唢呐、锣鼓声，由歌手演唱当地的民间歌谣。秧歌队的人数可多可少，少则几人，多则八、九十人。既可以统一表演一个大型节目，也可以分别表演各自准备的小节目。秧歌队的领头叫“伞头”，是这支秧歌队的总指挥。他手持一把伞边舞边唱，象征着风调雨顺。他唱的内容基本上是即兴发挥，也有当地民间小调。他后面跟着装扮成男女老少和丑角类的各种人物，走出各种队形。在锣鼓、唢呐的伴奏下，边扭边舞。

代表剧目

各地秧歌戏的传统剧目分小戏和大戏两类，小戏俗称“耍耍戏”，包括《王小赶脚》、《借》、《拐磨子》、《绣花灯》、《做小衫衫》、《天齐庙》、《小姑贤》、《蓝桥会》、《吕蒙正赶斋》等，大戏包括《花亭会》、《九件衣》、《芦花》、《日月图》、《白蛇传》、《老少换妻》、《梁山伯下山》、《李达闹店》、《顶灯》、《泥窑》、《乌玉带》、《姜郎休妻》、《芦林相会》、《安安送米》等。

重要流派

隆尧秧歌戏

根据表演特点和地域的不同，隆尧秧歌又分为南北中三路。隆尧秧歌的主要特点，一是表演舞台性，行当齐全，唱念做打完善，不同于民艺舞蹈扭秧歌。二是地域乡土性，表演风格饱含乡土气息。三是剧目丰富，据统计达二百余出。四是语言通俗，唱词道白朴实生动，口语民风浓，唱腔简单明快。五是伴奏简易，徒歌干唱，前期只有武场，以鼓锣镲梆为主，没有文场，后期增添弦笙笛等文场乐器。

隆尧秧歌唱腔古朴，无丝竹相配。研究、发掘隆尧秧歌对于研究河北乃至中国戏曲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隆尧秧歌孕育、产生于农田劳作的"稻歌"，它不是其他任何剧种的编译、分支或从属，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自己的独特位置。

隆尧秧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传统剧目。这些项目中既有隆尧秧歌的本戏，也有其他的剧目。隆尧秧歌老艺人多无文化，所以它的本戏多无剧本，皆为师傅一代一代口传下来的，已知的传统剧目加上建国以后创作的现代戏，共计200余出。隆尧秧歌鼎盛时期，曾有200多个团，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但随着部分老艺人的离世，或部分已年高龄迈，无法登台演出。青年演员因戏曲不景气另谋高就，只有个别老艺人偶尔组班演出一些小戏或折子戏。隆尧秧歌演员队伍日益老化，观众群体非常窄小，发展已陷入低谷，急需抢救保护。

定州秧歌戏

定州秧歌在语言、唱腔、调式、剧目等方面有其独有的特色。戏文浅显易懂，明白如话，有大量方言俚语，生活气息浓厚；男女唱腔均以宫调式为主，演唱是用本嗓、真嗓大喊的演唱方法。传统演唱没有文乐伴奏，没固定调门，演员随意起调，加上管弦乐伴奏后，调值为D调。唱腔中大量运用衬字虚词。旋律以下行旋律较多，但唱法中不乏诙谐俏皮；节奏以一板一眼为主，传统板式达28种之多，仍旧保留了全用打击乐伴奏（即大锣腔）的形式；定州秧歌剧目丰富，涉域广泛，包括爱情类、节孝类、公案类、滑稽类等。

定州秧歌的唱腔独特，传统剧目保留了大量民俗和人文信息，成为研究中国民俗以及传统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定州秧歌戏开始只是在田里唱，后来在地头搭台唱；开始只是唱小曲，后来编成了秧歌剧。

定州秧歌编成唱本始于清朝中期，当时受其它剧种影响，一些民间艺人开始穿上简单的服装扮演人物。1926年后秧歌艺人大批崛起，定州秧歌风靡一时。1952年，定县秧歌剧团成立，1959年剧团达到鼎盛时期。

几度繁盛之后，定州秧歌逐渐走向低谷。1988年，定州秧歌剧团撤消，演员开始转入民间活动，三五成群搭伴演出。虽然秧歌在农村还拥有一批新老戏迷，但由于剧团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足，其演出无论是规模、场次还是演出质量，都已远远赶不上从前。一些老艺人相继谢世，许多剧目失传。

为了抢救这一古老剧种，定州市成立了定州秧歌保护领导小组，制定了保护规划，并且成功申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这对抢救和保护定州秧歌来说，是一良好的契机。

朔州秧歌《泥窑》

以舞蹈为主的秧歌称为“踢鼓子秧歌”，主要是在节庆和贺生日、祝寿、拜女婿、应邀还愿等民俗事象中表演。以演戏为主的秧歌称为“大秧歌”。大秧歌唱腔集中了当地流行的民歌小调，借鉴了其他戏曲的唱腔结构和曲调，形成了独特的板腔与曲牌的“综合体”。剧目以道教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

朔州秧歌长期在当地流行，并演变为不同的艺术形式，为研究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流传以及演变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朔州秧歌遭到严重破坏。解放后，分散四处的艺人自愿组合，集中起来走村串镇演出，朔州大秧歌进入了昌盛时期，剧目除演传统的出、会、本戏以外，还演出移植剧目。1953年国家委派有关人员协助选拔技艺较高的艺人，组织起 朔县新乐剧团，成为大秧歌第一个有组织的演出团体。1956年，剧团正式改名为朔县大秧歌剧团，招收了第一批女演员，行当再次扩大。1966年剧团被迫停演，第二年解散，艺人返乡，一直到1970年剧团恢复，艺人们再次回团，并招收了第三批学员，并在全县成立了21个业余秧歌剧团。“文革”结束后，戏曲获得新生，1977年历史剧重返舞台，1979年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为朔州大秧歌传统戏《泥窑》录像。20世纪80年代，朔州大秧歌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朔州大秧歌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面临严重的生存问题。

由于创编人员匮乏、优秀演员流失、没有固定的排练场所、经费严重短缺等原因，大秧歌剧团只能参加一些公益演出或社会活动，面临举步维艰的尴尬境地。

繁峙秧歌戏

“秧歌”曲调于明万历年间传入繁峙的奋地和白马石一带（今属应县），当时只是一种在街头跑摊子演唱的广场艺术，群众称之为“玩艺儿”，又依地名称其为“奋地秧歌”。清代道光年间，民间艺人张信、张代把各地流行的秧歌曲调、器乐曲牌收集起来加以改进，并吸取了其他剧种的唱腔融合于“秧歌”之中，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剧目将其搬上舞台演出。

繁峙秧歌戏的剧目有86个，经常上演的七十多个，其中有早期的民间小戏，又有逐渐发展的连本大戏。繁峙秧歌唱腔结构由板腔体和曲牌体混合组成，其中板腔体的基本板式有10种，曲牌体的“训调”有17种，另外还有若干个小调，器乐曲牌75个。

繁峙秧歌戏是由民间舞蹈演变成为戏曲的，它的唱腔融汇了多种类型戏曲唱腔的形式，为研究中国戏剧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6年，繁峙县政府曾把流散的艺人组织起来，正式成立了繁峙秧歌剧团。剧团成立后，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演员，并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

2006年，繁峙秧歌就国务院公布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繁峙秧歌的专业班社和业余班社逐渐恢复活跃起来，传统剧目等又出现在舞台上。

华州秧歌剧照

华州秧歌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相关资料记载：它起源于汉代的“傩舞”，由宋代“村田乐”演化而来，兴盛于清道光、光绪年间。1957年被定名为“渭华秧歌”，《华县志》中称之为“华州秧歌”。

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华州秧歌盛行一时，多次参加省市文艺表演，获得广泛赞誉。经过“文革”时期的短暂停顿后，华州秧歌在20世纪70年代又焕发出勃勃生机，1975年曾参加全省的群众业余音乐、舞蹈会演；1982年在“渭南地区民间文学普查汇报会上”，《卖杂货》、《办年货》、《石榴娃烧火》、《小喜接妹》等剧目，受到好评。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化艺术的多元性，华州秧歌戏渐渐失去了往昔的繁荣与活力。剧目的创作和演出市场逐年处于滑坡状态，演出人才匮乏短缺，剧本创新停滞不前，使得华州秧歌戏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

2004年以后，华县政府用于普查、调研、挖掘、整理华州秧歌戏资料，支持省民间文学艺术家、剧作家搜集、挖掘、整理华州秧歌戏小戏，印刷出版《渭华秧歌》一书。华县文体局聘请有关专家，对华州秧歌戏进行考察、论证，挖掘其价值，并抢救性地排演了华州秧歌戏中的30多个经典小戏。2006年至2007年又组织专人对华州秧歌戏再次进行普查、搜集、整理，形成了文字、音像资料；对艺人进行了录音、录像，建立了华州秧歌戏艺术档案。并将华州秧歌申报为省、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华州秧歌也在师徒传承的同时，逐渐走上专业团体演出的程式。

在平山县西部山区的许多村落，每逢农闲一直流传着唱秧歌戏的民风，起源于农业生产劳动，而平山县一带的秧歌戏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所以称为平山西调秧歌戏。

据《平山县志》记载，1853年（咸丰三年）秧歌即风靡乡里，常因唱秧歌而耽误农事。因而官方颁布禁令。石家庄以东为东路秧歌，石家庄以西为西调秧歌，因所在地区方言不同，所唱秧歌腔调有别，因而有东西之分。

平山为西调秧歌，又称大秧歌，是土生土长的地方剧种，只有武场乐器、鼓、锣、旋子、镲。它以“七唱八打九不闲，小袄套大衫，外加一坎肩，一唱门对门，二唱打地摊，行头自己做，人称包袱班”的演出形式。

每逢年节，庙会有群众自发组成团体演出，几乎没有文人参加，因此全部为口传心授，一代一代传授下来。和京剧相比，五大行当生旦净末丑，唯独没有末。

所演剧目，都是些民间琐事，传说故事，家长里短，打老婆训孩子的轶闻趣事。

平山西调秧歌的唱腔委婉动听，以多变的上下句词调和长短点的打击乐伴奏形式，形成了通俗简练，易唱易懂，幽默风趣的艺术特色。^[1]

清朝末年，在艺人崔天宝的口口相传下，出现了秧歌传人李同祥（艺名“抓心旦”）等人，并形成了几大流派。其中“同祥派”影响最大。1926年（民国15年）时，西调秧歌在平山县仍相当普遍，几乎村村都有秧歌戏。解放后，西调秧歌有所创新和发展，改编加工了一些朝代戏，在腔调和音乐方面进行的改革，尝试改变秧歌不带弦的传统，开拓了秧歌卦弦先例。后来，在平山县古月镇刘家沟村、白龙池村还流传手抄西调秧歌剧本30余个，这两个村还有演出活动。但总体上处于传人少，难发展，亟需保护的状态。^[2]

苇子水秧歌戏

苇子水秧歌戏伴奏以打击乐为主，主要由有单皮鼓、檀板等，整场戏只用锣鼓、不用丝竹；演出时打一阵“家伙”，唱一段戏文；伴奏铿锵有力、节拍鲜明，唱腔苍劲豪放，高亢激昂。另据考证，秧歌戏很像明清时期盛行的高腔戏（以一人独唱、众人帮腔，只用打击乐伴奏，音调高亢，富朗诵意味的特点），而苇子水村的秧歌戏的唱腔及伴奏均有明代高腔戏的特色，主要唱腔为“摔锣腔”、“大秧歌调”等，有些近似湖南花鼓调音韵。剧目有《赵云截江》、《张飞赶船》等。

苇子水村秧歌戏具有浓郁地方民间戏特色，其剧目内容保留完整，历史悠久，风格古朴，对于研究京西民间戏曲有一定历史价值；同时也为研究历史上京西地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商贸往来提供了历史资料。此外，苇子水的秧歌戏还丰富了当地人民的业余生活，成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戏种。

虽然苇子水秧歌戏在国家、政府的帮扶下，演出队伍的道具、服装、乐器等已得到更新，但由于老艺人年事已高，演出队伍同样存在着后继乏人的困境，迫切需要培养新的传承人。

太谷秧歌

祁太秧歌是集音乐、舞蹈、唱、念（道白）、做（表演）、打（武秧歌）于一体，并以唱为主的综合艺术。或一剧一曲，或一剧多曲，曲调优美动听，语言生动活泼，内容主要反映祁县、太谷县及晋中农民的劳动、爱情等农村生活，情节简单，唱词多为排比句式，舞蹈动作活泼多样。表演质朴、简约、粗犷，很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新中国成立初期，祁县共有业余秧歌剧团71个，艺人2000余人。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秧歌，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表演上既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艺术，也有摄取的生活中丑恶淫秽的渣滓。

1951年11月，由祁县文化馆主办，建立了“祁太秧歌研改社”，在演出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从而，剔除了不健康的东西，整理改编了一批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上演了《挑女婿》、《送嫁妆》等现代戏，《并在声腔、音乐方面，加强了节奏性，丰富了锣鼓点。有的剧目，还配以弦乐伴奏。从此，祁太秧歌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于受多元文化娱乐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原因，祁太秧歌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生存发展面临濒危的状况。为了使祁太秧歌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2006年根据有关部门的推荐，祁太秧歌已经正式被批准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

襄武秧歌《骗婚记》

襄武秧歌开始为干板演唱，群众称为“干板秧歌”和“地圪圈秧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了半职业班社的活动。

宣统元年（1909）后，襄武秧歌从剧目、表演程式、伴奏乐器、音乐曲牌以至服装、舞台装置等方面都向上党梆子学习，甚至出现了秧歌夹上党梆子演唱的形式，即扮演官员的人唱梆子，扮演一般百姓的人唱秧歌，或花脸唱梆子，生、旦唱秧歌。

襄武秧歌是襄垣秧歌和武乡秧歌的合称，襄垣秧歌按照戏曲音乐声腔的分类方法，属于民间歌舞诸腔体。唱腔的结构形式为板腔体。唱腔以上下两句为一个基本单位，有规律地变化，反复进行。传统唱腔有流水和圪联两大类。襄垣秧歌和武乡秧歌风格不同，前者以中音区为主，有低回婉转，优美细腻的特点，后者则以高音区为主，有高亢激越、清晰明亮的特点。据考证，襄垣秧歌的传统剧目共有239本，现代剧目有157本。传统剧目中行当大都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其语言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形象风趣诙谐。代表剧目为《兰英进京》、《玉凤配》等。襄垣秧歌的现代代表剧目为《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老八路》等。

襄垣县人民剧团是一家的襄武秧歌专业剧团，当地政府很重视，每年都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该剧团主要以表演秧歌为主，有时也演梆子和歌舞，相比较山西省的其他县级剧团，其生存状况比较好。

蔚县秧歌

蔚县秧歌产生于明末清初，至康熙年间形成了具有自己的剧目、音乐、表演、唱腔等内容的梆子腔剧种。到清朝同、光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民间班社达210多个。演出市场远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解放后，成立了专业的蔚县秧歌剧团。文革后期被改编为文工团，后又改为蔚县晋剧团。2005年，该团重新恢复了蔚县秧歌剧的挖掘继承、创新演出工作。

韩城秧歌

韩城秧歌的曲牌有60个，除去歌头、歌尾、数板和一些曲牌变体，实际曲牌约有40个。这些曲牌情绪风格各异，节奏长短不一，歌词受曲牌严格限制，演唱时可即兴编唱，随意发挥，可长可短，诙谐有趣。韩城秧歌被称为“唱秧歌”或“秧歌戏”，而不是“扭秧歌”、“跳秧歌”，因为它总是以唱为主，主体是民歌。

韩城秧歌一般2－4人表演，节目以短小精悍、活泼朴素见长，歌腔优美婉转，舞蹈欢快矫健。随着剧情节奏的发展，舞蹈动作以态（姿态）为“起”，以闪为“承”，以扭为“转”，以跳为“合”；有时“大中套小”，即大动作包含小动作，如身大摆，头小摇；臂大甩，手小绕；腿大蹬，腕小转等。总之，韩城秧歌的舞蹈动作概括为：闪、扭、转、跑、摇、摆、跳；慢放紧收，大中套小，巧始刚归，下震上绕，相于急中，态于唱道。

明清时期，是韩城秧歌的定型时期。明代中叶，一些韩城文人学士在浙江、四川、云贵等处做官，身边的佣人还乡后，把南方的秧歌小调带回韩城，又汲取了秦腔、蒲剧、眉户等戏曲的不少营养，使韩城秧歌博采众长，从而独树一帜。

清朝光绪年间，韩城秧歌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韩城秧歌艺人韩敏卿带领秧歌班子进京，被慈禧太后招进宫中演出，并在宫中设立“秧歌教练”专门教演秧歌。光绪二十五年，韩城知县吉冠英为了接待清廷钦差张启华，举办了一次韩城秧歌大会演，展示了韩城秧歌迷人的魅力和精湛的艺术。

1926年春节期间，薛峰川的红艺人建德和天宝，各为本村秧歌班的领头，搭台对唱秧歌。一时之下，伯仲难分。

20世纪40年代，随着眉户、蒲剧、秦腔占领了韩城城乡的舞台，韩城秧歌一步步地走下坡路，到五六十年代，在韩城当地已很少看到秧歌的演出了。

新中国建立后，韩城秧歌被省、地、市文艺工作者挖掘并注入了新的活力，创编出了一批新的形式和内容的韩城秧歌剧目，使韩城秧歌红极一时。特别是1963年的“五一”，《扁担歌》、《女社员》等秧歌剧目在北京天安门作了专场演出，之后又赴中南海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被灌制了唱片。

经历了“文革”时期十几年的沉寂，改革开放使韩城秧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1985年，“韩城秧歌学会”成立，随后，《韩城秧歌剧目选》和《韩城秧歌》的一系列书籍出版发行，对韩城秧歌的剧目和音乐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和整理。

2008年6月，韩城秧歌被列入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4]

陕北秧歌

2006年，陕北秧歌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胶州秧歌

胶州秧歌原有“地秧歌”、“跑秧歌”、“三道弯”、“扭断腰”等名，建国后为了与其他地区的秧歌相区别，因主要活跃在胶州市郊范围内而统称为“胶州大秧歌”。胶州秧歌的演员基本编制为24人，如增加人数必须是双数递增，秧歌队需有一至二人的组织领导者，负责全队的事务，俗称“秧歌爷”。还有一人由秧歌队的教练或老演员来充任，叫“伞头”。伞头必须具有眼明手快、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的能力，在演出前念些顺口溜或说些吉祥话，语言必须风趣幽默。除此之外，秧歌队还要有3至5人的教练，专管训练演员并兼做演员。秧歌的角色分为“翠花”、“扇女”、“小嫚”、“鼓子”、“棒槌”5种，一般每种角色2人或者4人，不能单数。翠花为青年妇女和姑娘，表演时动作大方、舒展，表现妇女的泼辣开朗大方、而又温柔娴静的性格。小嫚为少女，表演动作天真、活泼、俏丽。鼓子和棒槌均为中年和青年男性，鼓子潇洒诙谐，棒槌英武矫健。

胶州秧歌的音乐伴奏，一般用旋律优美、音调多变、节奏明快、乡土气息浓郁的羽调式民间吹打乐。秧歌的音乐与舞蹈动作配合密切，音乐中用来表现秧歌舞蹈“慢做快收”动律特点的八分音符，贴切典型，乐曲根据舞蹈情绪灵活运用，两者在力度与速度上高度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