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新阶（温新阶）

简介

温新阶，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散文集《小雨中的回忆》、《红磨坊》、《昨日的风铃》、《他乡故乡》、《乡村影像》，小说集《黑巷》、《唐朝女子》等，曾有多篇散文被《散文选刊》、《读者》、《中外文摘》、《特别关注》、《中华活页文选》、《中学生阅读》、《格言》、《情感读本》等刊物选载，散文《豆芽菜》曾在日本获奖，散文集《他乡故乡》获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散文集《乡村影像》获湖北省第七届“屈原文学奖”。散文集《小雨中的回忆》获宜昌市首届屈原文艺创作奖。

创作年表

（截止2012年2月）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作品

一

鄂西女子不论怎么说都是漂亮的，因为有碧波荡漾的清江，水好，水养着人呢，尤其是女人。

清江发源于利川，袅袅娜娜地在崇山峻岭间盘旋了800里，江两岸就有数不清的寨子和村庄，女人们喝的是清江水，洗的是清江水，照镜子也照的是清江水，想山外的世界了，连思绪也寄托给清江的碧波漂向山外……

清江淌进了鄂西女子的魂魄了，融进鄂西女子的骨子里去了，鄂西女子就象清江一样美丽。

女人的美丽当然首先是在脸上，皮是白嫩白嫩的，又透着些微红，柔柔的灯光一照，似乎是半透明的，就象蒙着红绸子的手电……眼睛不论大小，一律是水汪汪的，嘴唇总是薄薄的，笑一笑就露出细密的白牙，偶尔也有生着虎牙的，又因为巩琍的出名，反倒有了几分韵致。

其实，真正吸收了清江的精髓的是鄂西女子的腰身，细细的，如清江一样，婀娜多姿，碎花布的衫子将腰紧束了，以显出真实的形态，春天里在洋芋田里锄草，秋日里水田里割稻，偶尔总会有风，撩起衣衫的一角，腰便愈发显得细了，直让你担心那能载起劳作的重负么，当然这担心是多余的，鄂西女子的细腰是非常坚强的。

鄂西女子的手也是美的集中体现，她们的手指不象千金小姐的那样纤细，但也是匀称而修长的，正是这一双双的手，飞针走线，织出了一片一片的西兰卡普，那是市场上走俏的民族工艺品，也是这一双双手，做出那一双花鞋垫和布鞋。在清江两岸，男人们走到一起，你会看到他们脚上清一色的灯芯绒的布鞋，倘是冬天，男人们习惯于坐在火塘里，卸下布鞋烤脚，这时候，你瞟一眼那些布鞋里那花花绿绿的鞋垫，你就可以想见，鄂西女子是什么样的女子，可以想见她们有怎样的一双美丽的手。

二

美丽总是要展示的，美丽也需要吸收营养来滋润。

因而，鄂西女子总是爱热闹。

现如今，许多时不演一场电影，村子里只要一演电影，女人总比男人积极，男人说，看电视不也一样，女人们说不一样，显然，她们并没有看过专家们写的《中国人应该支持国产电影》的文章，她们当中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张艺谋是谁，但是她们喜欢看电影。

太阳偏西时，电影队的人在几根树杈上拴了绳子，把银幕绷了起来，缚在徐家稻场边晾衣杆子上的喇叭也一遍又一遍地唱，女人们的心就有些毛了，许多的计划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酝酿和修改，穿什么衣服，换什么鞋子，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穿旧了，没人注意，而穿新衣服，又太扎眼，鄂西的女人们第一次穿新衣服总有许多的焦灼和忐忑，当然也有掩饰不住的自豪，但有时，焦灼和忐忑占了越来赿大的比重，便把那自豪挤得赿来赿小了，因此，女人们有了新衣服，总是穿半天，换下，再穿半天再换下，直到人们眼熟了，才平声静气地穿出去。

太阳还没下山，女人们就急急地收了工，做饭是快速的，怕遭了男人的取笑，饭菜也不敢太草率，丰富当然是不可能的，匆匆扒下两碗，嘱一句“碗筷丢在锅里我回来洗”，就去收拾打扮了，穿的计划过的衣服，擦了档次不一的香脂，女人们便奔徐家屋场去了。

话自然是多，平日不怎么讲笑话的，忽然就有了创造力，讲出一段笑话，还被众人评了一等奖二等奖的。叽叽喳喳地来到人场子里，眼睛就到处睃，看别的人，看别人的眼睛，收获异性的目光和视线，有几个年轻标致的女子，认得电影队的人，知道人家给留了位了，就从人群中挤过去，坐在装放映机的箱子上，那是很风光的，一是让人觉得跟电影队的人有人缘，二是兴许比那银幕还招人看，这一晚，她们梦里全是电影。

电影毕竟演得少，而婚丧嫁娶的事却是很多的，那是女人们更为广泛的聚会机会。

鄂西嫁女是要哭嫁的，摆了几张方桌，即将出嫁的新娘子坐在中间，周围则坐着往日的好友，她们围着新娘子唱哭嫁歌：

姊妹亲，姊妹亲

拣个石榴平半分

打开石榴十二格

多年的姊妹舍不得……

唱的人只是少数，而围在四周的却是里三层外三层，结了婚的立马想起自己结婚的场景，还没结婚的，自然会想到明年或是后年，就要有别人来为自己哭嫁了。现时都是自由恋爱，哭嫁中伤感的成分正在淡化，仅仅是一种仪式，但女人们还是很在乎，她们珍惜的一次聚会的机会。

在接媳妇的男家里，女人出头露面的最好时机则是跳花鼓子，她们手执一方花帕，边跳边唱：

门口一树柏

白鹤飞来歇

白鹤飞去了

闪断枝和叶

由于花鼓子是数对男女一起唱跳，“演员”们总是兴致不减，直跳到下半夜才一对一对退出来，去竹林边或桂花树下说话去了。

至于死了人当然是男人们的事，鄂西死了人是要跳丧鼓舞的，成对的男人在灵前边唱边跳，这时候，女人只能是观众，这观众也有特称职的，跳丧的人跳热了脱下衣服时，就有女人接了，后来他们拿回衣服时，口袋里竟多了一方帕子，好香好香的……

三

鄂西的女子总是胆小。作女人总得讲规矩，相夫教子，贤妻良母，这些句子不一定识得，从小熏染的都是这些道理，一句话，谨谨慎慎地为人，老老实实地办事，不张狂，不显露，才是好女子。

胆小的集中体现是在同男性的交往上，喜欢上谁了，不敢说，不敢表示，甚至不敢想，在心中要掐死这念头，没想到那念头却乘机疯长，直把人熬得瘦了、病了，就吓坏了父母，找医生来瞧，两三副药总也不见效，父亲就急得跺脚，母亲毕竟是过来人，支走了父亲，坐在女儿的床头，“是不是喜欢上谁了？”女儿不答，泪水却象断了线的珠子，母亲心中便有底了，“是谁呀？”“董家的三娃子。”女儿跟母亲毕竟亲近些，就鼓起勇气说了实话。母亲吓了一跳，“使不得呀使不得，文革时，董三娃子的爷爷差点把你爷爷斗死，这仇还浓着呢！你爹是万不会应允的，早灭了这念想，免得自己苦，你想人家病了瘦了，受累的还是自己，又有谁知道？即便是知道了，别人还能体会个冷热？兴许不领情呢！”

母亲的话是苦口良药，女儿的病就慢慢好了，第三天的早上，一早就上山岗锄草，太阳腾地升起来时，一同升起来的还有女儿嘹亮的山歌：

高山岭上一树花

花树脚下好人家……

年龄大了，交上朋友了，双方大人都同意了，过了门了，喝了定婚酒了，依旧还是胆小，逢年过节时两边走动，没人的地方走到并排，但凡有了人，总是一前一后，距离还拉得挺远，这样你等我我等你，自然就走得很慢，天擦黑时，路过一片竹林，男的趁女的不注意，一只手握了女子的手，另一只手就来揽她的腰肢，女子一声尖叫，吓飞了树柯子上歇着的斑鸠，“你这死东西，还没到那个时候，你就动手动脚，叫人看见还不羞死我……”这一叫一骂，男的自然减了兴致，只好又挪在后头慢慢地走着……

时光在悄无声息地流淌，鄂西女子的胆一直没有长大，后来有些女孩子考上县中，又考取了大学，回到鄂西来时总要带回一位高大的男子，他们在大路上行走，如入无人之境，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还有人在桂竹园看到他们亲嘴，一时成了村里人的话题，没过几天，话题就止了，自此女子们开始胆大起来，就象一些智力非凡的人，一经启蒙，立马就非同一般了，那样子，那味道，丝毫不比城里人差。后来就有女子背了小包出去看世界去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生长着票子，她们就出门挣钱，挣着挣着就嫁给了有钱的男人，回到村里时，穿金戴银，风风光光，给父母带回的礼物是鄂西人过去看也没看到过的……

有一位伟人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争相效仿的女子多了起来，考不上好学校的也一拨一拨出去了，出去了就很少回来，当然也有回来的，回来办工厂、开公司，当女老板，威威赫赫，风风火火，不知道这还算不算鄂西女子。

现在回到鄂西，听不到山歌了，看不到哭嫁了，也不见有人穿芯绒布鞋了，只有跳丧却赿来赿盛，因为女子们大多走了，剩下的净是男人，跳丧毕竟是男人的活路，这些光棍男人需要宣泄，需要同那为数不多的女人交流。

近年来，我时常坐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总是想起在逝去的某一个冬日里，我在雪夜行走，见到一方窗户，油灯透过丝棉纸射出些蒙胧的光，在窗纸上映出一个晕团，房子里一男子正在读一卷《诗经》，坐在旁边的女子正在绣着鞋垫，我以为那是最为温馨、最为诗意、最为东方、最为文化的场景，只可惜这场景如今只能在梦里了，正如真正的鄂西女子如今也只能在梦里了。

（散文）

当初的学校是没有电铃的，上课下课起床睡觉都敲铜铃。

解放前有专门的校工敲铃，先生们只专心教课、批作业，除此之外的事便由校工做。可见那时先生的地位高，当然地位也不全在于此，当时一所小学的校长养着一家，还请佣人的，因为那时读书人少，会教书的更少，会教书且能当校长的便是凤毛麟角了，自然挣的就多。

解放了，学校只留下炊事员，再没有校工了，老师们自己打扫办公室，自己打开水，还要自己敲铃。有的老师起初老敲不好，铜铃一般挂在房梁上，坠着一条长长的绳子，牵起绳子来晃荡晃荡的，便敲不出节奏，预备铃跟上课铃没什么区别，就只好凭铃响的次数来判断。

温新阶

听大人讲，那当儿有个姓黄的女老师，刚从城里分下来，过第一个星期天，别的老师都回家了，她就想趁着星期天学习敲铃，起床铃、预备铃、上课铃、集合铃……她自觉敲出一点味道了，可她还没细品这味道，几乎全村的学生都气喘吁吁地跑到学校来了，有的家长也跟了来，他们听见铃声，以为有啥急事，都跑到学校来了……那时，一所学校的铃声，不但指挥着学校师生，而且成了整个村子富有特殊意义的一种符号，1943年日本人打过来时，就是靠学校的铃声指挥全村人躲日本人的飞机，新来的黄老师不知道这些，见到学生和家长，起先是一楞，接着哇地一声哭了。

星期一上班，校长把黄老师叫去：“两条路，一是处分，二是调到偏远的王家垴去。”

黄老师卷着铺盖去了王家垴。

自此，每次调来新老师，校长都要给他上第一课，讲这校铃的神圣，给他讲敲铃的方法。

对我来讲，校铃的神圣并不来自于校长的讲解，而是源自于一种感悟。

我还没上学时，每每听到学校铃声响起，就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油然而生，就有一种对学校的向往，每天早晨看到比我大的哥哥姐姐们迎着朝阳上学去，他们胸前的红领巾迎风飘扬，他们的步子自信而坚定，我羡慕极了，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学校门前的那一片树林中，不一会就听到了学校的铃声，我猜想他们此刻肯定坐在教室里，是读书呢，还是写字呢？

在我的童年，校铃的声音便深深地刻录在我的脑海中，每每听到铃声，就如佛教徒听到寺庙的钟声一样，一种朝圣的心情立刻升起，一种崇高和圣洁立时涌满我的胸腔。

后来，我也上学了，铃声不仅给我诗一样的感受，更是指挥我行动的号令，听铃声上课下课、上操、集合。每次上课铃声响过，我们坐在教室里，等老师来上课，有的老师我们喜欢，有的老师我们害怕，我们最喜欢的是上语文的龚老师，她梳子着一双长辫子，那是当时的时尚，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领读课文是普通话，讲起课来笑容满面，每次上语文课铃声就特别悦耳。我们最怕的是体育老师，他是个转业军人，从来不笑的，一声口令，只怕半里路以外都听得到，我们就有些害怕体育课的铃响，因了他的声音宏亮和威严，凡有全校活动，校长都让他集合整队，全校几百人排溜得顺了，校长才走上主席台讲话。

在悠扬洪亮的校铃声当中，我上完小学、中学，自己也当了民办教师，我去的那所学校自然也是有校铃的，不过似乎不如母校的铃响。校铃也是挂在梁上的，也坠着一条很长的绳子，我怕绳子太长晃荡着敲不出应有的节奏，每回我值日，我就站在二楼走廊上去敲铃，这样绳子就短，就可以把铜铃敲出抑扬顿挫。

我那时不到二十岁，周末也不常回家，就到附近的学校同老师们走动，在赶儿坡小学，我见到门外吊着一截钢管，起初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在这儿教书的肖老师告诉我，这就是校铃，钢管旁的土墙上挂了一根钢筋钩子，肖老师说，就用它来敲铃，说着，他便拿起钢筋钩子演示了一遍，声音还很洪亮，肖老师说，这声音一直可以传到河的对面去，那儿已经是邻县巴东县的地盘了。

赶儿坡毕竟是小地方，校铃并没有那等威信。听见肖老师敲铃，并不见有学生奔学校而来。

那时我的姨父在千才岭小学教书，也是一个单人教学点，从校长到炊事员都是姨父一人，有一回，姨父带信让我星期六去吃腊肉炖鲜香菇，我自然奉命前往。千才岭山很大，砍过柴的树茬子上就长出许多野香菇，姨父常常自己上山去采，我在那儿又见到了另外一种校铃——一个废弃的钢磨，因为多少有些铃的形状，就不用钢筋敲，而是把一截钢筋弯成勾状挂在钢磨中间，在勾子上拴上绳子，敲铃时也如铜铃扯动着那绳子，只是因了钢磨材质的关系，那声音很短，没有什么余音，全然没有铜铃的韵味。

后来我上了师范，办“五七”教育网那阵，几乎每个生产队都办了学校，教育局长带了我们师范生下去帮助工作，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校铃，有的挂着一把旧锄头，有的挂的是断了一根齿的钉耙，还有一所学校倒挂着一口破锅……

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的校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电铃，起初是那种发出刺耳尖啸的电铃，电铃一响，总感觉跟监狱放风一样，后来发展成全自动，再后来，又把铃声换成各种音乐，据说，这很人性化，但是，这样的铃声总是缺乏一种文化意味，不能唤起人对文化的依恋感，不能激起人对时光的哲学品味，使人缺少了一种生命意识，一种情感体验，就像五花八门的手机彩铃，总不如电话本来的铃声那样自然、亲切，那样能唤起人们对接受信息的欲望以及对倾诉的热情。不管怎么样，老式的校铃是愈来愈见不着了，于是，我萌生了收藏校铃的念头，铜铃、钢管、钢磨、锄头、钉耙、铁锅……一一收藏起来，是很有意义的。我想这其中最有意义的自然是母校的铜铃。

今年暑假，我回老家特地去学校看了看，这里早已不是学校，村长在这里办了养猪场，那铜铃还在，高高地挂在梁上，只是那长绳儿已然没有，自然是朽断了，我跟村长说，要买那铜铃，村长说，有个人曾企图偷走那个铜铃，铃没摘下来，人摔伤了，再就没有人来摘过，村长问我出多少钱，我说两百元，村长说过几天叫人给我摘下来。

几天后，我去找村长，村长不在，守门人告诉我村长到市火腿肠公司卖猪去了，那梁上的铜铃也没有了，守门人说，是他摘下来的，村长带走了，村长说要带去城里卖个好价钱。

我站在那儿，似乎听到了铿锵悦耳的铃声，只是这铃声再不会在这儿响起。

油纸伞不知何时就淡出了我们的生活，悄无声息地。

取而代之的起先是布伞，后来是五花八门的折叠伞。

后来见到油纸伞多半是在影视作品中，而且多是表现的江南水乡，一俏丽女子举着油纸伞行走在江南的雨巷，迎面的石桥上正立着如戴望舒一般多情的才子……江南的雨真是好雨，有多少爱意的种子在细雨中萌芽，有多少缱绻的情丝在小雨中梳理，这其间，往往有件不经意的道具------油纸伞，那颜色多是粉红，在江南的粉墙黛瓦之间，在水乡的朦朦水雾之间，点缀为一团灿然的意境。油纸伞真是一件好道具，一旦从雨巷中飘出，就将好些个目光牵了过来，目睹着举伞的人过了石桥，下了石阶，上了乌篷船，那伞依旧是恰到好处地斜撑着的，船随水去，在密密的雨幕中渐行渐远，只有油纸伞的粉红依旧明亮，当然，它也渐渐地被细雨调成了一点红晕，最后在远处完全融进了雨幕，直把失落和怅惘写满了那些从窗格子里伸出的男人们的头颅。

江南总是多雨，油纸伞就会经常在小巷中游弋，就有人窥得了油纸伞下姣好的面庞，就有胆大的约了喝茶、听戏、逛园子，一来二去，竟然就走到一把油纸伞下了，执了纤纤素手，还去挠那手心，那手心已有些潮了，同样潮的还有那举伞的手，就有些持不住，两人拥到了一起，那伞就顺着石阶跌了下去，径直滚到水中，被淘米者拾起，摆落了水珠，悄悄地立在后生和女子身边，端着米箩走了……

在江南，油纸伞并非仅仅是遮雨的工具，它确确还是爱情喜剧中的一件道具，是诗歌和散文的意境。

其实，油纸伞并不是江南才有，在我的家乡也是有的，当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而是有钱且生活仔细的人家才有。我记得二姑妈家里就有一把油纸伞，她家虽算不上富裕，却也是过得去的人家，一家三口两个人劳作，二姑父又有裁缝手艺，经济上不算困难，家里就有一把油纸伞。打油纸伞是二姑妈的专利，二姑父和祖庭哥在雨中出门都是戴箬叶斗笠，只有二姑妈雨中出行才打那把油纸伞。那时祖父还在，二姑妈便时常来看她的父亲，而且多半是下雨时来，因为下雨出不了工，出不了工的时间正可以培植亲情。远远地看到对门山岭上有一把红色的油纸伞在移动，就知道是二姑妈来了，这时母亲便忙从火塘里取下一块腊肉，烧、洗、剁，上了鼎锅煮上了，二姑妈还没有到，她裹了一双小脚，加之怕摔坏了她的油纸伞，走那段路就特别费时，待她走到时，那锅腊肉差不多快熟了。

二姑妈特别爱惜她的油纸伞，从不借人自不必说，每次用过，必定立马撑开，倘是出了太阳，一定拿出去晒，但必是早上的太阳或是傍晚的太阳，正午的太阳太烈容易把纸晒脆。

不论怎么爱惜，也有坏的时候，那一回，二姑妈打着伞在林间小道上摔了一跤，油纸伞被树枝子戳破了几个小窟窿，她待纸伞晒干，连忙找来糊窗户的丝棉纸（我们叫皮纸）补好窟窿，又要祖庭哥去学校找老师要来一笔管红墨水将补巴染成红色，本想再找点桐油油一下，实在没有找到，倒是有人教了他一个土法------摘下两个尚未成熟的青桐子，掐了那小尖尖，把那流出的油质的东西涂在补过的地方，二姑妈方才心满意足地收起了油纸伞，装进了二姑父专门为其缝制的布袋子里。

那年端午节，二姑妈给祖父送包面来，其时我们刚从外婆家领回一只半大的白狗，它还不认得二姑妈，二姑妈刚一上稻场坎，它就扑过去了，情急之中，二姑妈用油纸伞来挡，被狗把油纸伞撕破了一个口子，二姑妈的气愤可想而知，忙从柴禾堆里抽出一根棍子去追打那狗，一个小脚女人怎么可能追到一只狗呢？追打不到便更加剧了她的愤怒，骂骂咧咧说了些很不好听的话，母亲已经要发作了，看着父亲还是忍下了，还给二姑妈赔了一堆的不是，说卖了鸡蛋凑够了钱给她买一把新的，二姑妈也没再说什么。那狗也若无其事地睡到火塘里的狗窝里，谁也没想到二姑妈竟然会突然袭击，她冷不丁打了它一棍，而且下手那么狠，白狗一声尖叫，爬起来就跑，可是它已经跑不快了，有一条后腿已经不能着地，母亲再也不能容忍了，把二姑妈指责了一通，二姑妈站起来就走了，那个端午节就这样给搅了。

从那以后，二姑妈好几年没到我们家来，以后看祖父总是差二姑父或是祖庭哥来。

后来她就病了，而且病得越来越重，我们去看她，母亲也去了，给她带去了两把伞，一把是那把破的，一把是我们新买的，二姑妈把旧的留下了，新的终是没要，还握着母亲的手，说了一遍又一遍的填情话，直说得母亲的泪水涟涟。

二姑妈去世好些年了，每到雨天，我眼里总是浮现出她举着油纸伞蹒跚移步的样子。

油纸伞总在故乡的意境中摇曳。

评论

温新阶散文思想艺术论

吴道毅

在湖北抑或全国土家族作家中，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兼任宜昌市作协副主席的温新阶是一位创作成就不菲的实力派作家。温新阶的创作横跨散文与小说两大领域。自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跻身文学创作队伍以来，温新阶笔耕不辍，已先后推出了散文集《小雨中的回忆》、《红磨房》、小说集《黑巷》、散文集《他乡故乡》、《昨日的风玲》、小说集《唐朝女子》、散文集《乡村影像》等六部文学著作。他的《看夕阳的人》等文多次被《散文选刊》转载，《他乡故乡》2002年更是荣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9年，他的散文集荣获湖北省第七届“屈原文学奖”，成为该奖项唯一入选的散文集。从总体上看，以书写故乡民族生活为主体的散文创作是温新阶文学创作的特色与主要成就所在。温新阶散文主要表达对故乡乡土生活的温情歌吟，同时不乏对民族生活与社会历史的理性观照，并呈现出抒情散文轻柔、浪漫的艺术格调。温新阶与甘茂华、杨盛龙、彭学明等一起，组成了目前土家族散文创作的最有力方阵。而他的散文与甘茂华散文则代表了新时期湖北土家族散文的主要成就。

一、故乡生活的温情歌吟

温新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于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农村，曾担任乡村民办教师、乡村教师与中学校长十多年，十分熟悉民族山乡的乡土生活。由于父亲被无故免于村长职务，同时也因为50-70年代我国历史道路的曲折，少小时期的温新阶饱受了生活的磨难。但也正是生活的磨难砥砺了他积极进取的心灵与自强不息的性格，并促使他通过文学的方式寻找人生奋斗与精神生活的出路。而对生活与文学的双重感悟，特别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帮助他找到了文学的具体表达方式。他在贫困而单纯的乡村土壤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寻求生活的诗意。温新阶在《大山的恋歌》一文中声称：“我在大山里成长，我是大山养育的一只松鼠，对大山有一种神秘而深切的恋情。”散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献给故乡的恋歌，充满了对故乡生活温情的歌吟，氲氤着乡村生活的宁静、祥和之气，并洋溢着欢快、进取的人生基调。

运用散文，温新阶歌颂父老乡亲们那种质朴而善良的心灵，勤劳而坚韧的品性与单纯而恬淡的生活方式。温新阶深深地扎根于故乡生活的土壤，总是书写他身边的乡村人物——诸如普通农民、乡村干部、中小学教师，他们是作者所熟悉与敬重的父母、兄长、亲人、师友、乡邻、同事等等，书写这些乡村人物平凡而又值得品味的生活，描绘他们的喜怒哀乐或爱憎情感，表达他们的人生愿望与生活追求，凸显他们可爱的精神品质与自然、乐观的生活态度，抑或感念他们对自己所给予的无私关爱。收录于《他乡故乡》卷三“人物经纬”中的《五姨妈》、《玉子》、《梅婶》、《干妈》、《背水女》、《姨父》、《父亲》、《好友文阶》、《恩师》、《隔着窗玻璃见到金先生》、《老何其人》、《陈老师》、《怀念建宇》，与收录于《乡村影像》中的《鄂西女子》、《父亲母亲》、《父亲和他的水田》、《大姑父》、《大舅》、《大哥》、《季骟匠》、《帐房徐》等，都属于这类散文，虽然各各篇幅不长，但却写得朴实感人，犹如父老乡亲的小传，也是唱给他们的赞歌。《父亲》、《父亲母亲》与《父亲和他的水田》等文通过点滴细节写父母的养育之恩、勤劳品性乃至父子之间的心理默契，无论是父亲的涉险送粮还是母亲的细心种菜，等等，都写出了父子之间或母子之间的至情，字里行间浸透着浓浓的亲情，同时化解着岁月的艰辛与生活的烦恼。其余诸文所写虽然对象不同，但也都凸显着普通乡民身上朴实感人的品格或可亲可敬乃至可叹可悲之处。举凡中年寡妇五姨妈乐于做媒的“热乎心肠”、农家女子玉子走出封闭大山、追求新生活的坚定与执着、干部家属梅婶的秉性正直与乐于助人、村妇干妈的慈爱、宽厚与对腐败现象的坚决抵制、姨父的乐于行医救人、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与高风亮节、农村青年文阶文学道路的坎坷与人生追求的不易、恩师秦鍪的春风化雨与诲人不倦、大哥的生活艰辛以及季骟匠的生不逢时及人生与感情悲剧，均是如此。这此人物的活动与人生经历，也关涉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联结着时代的变换与兴衰，有着多方面的社会与时代内涵。

如果说，温新阶的上述散文写出了父老乡亲们善良的品性与博大的胸怀的话，那么，他的另一批散文则着力张扬着农村青年特别是山村学子那种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温新阶发现，生活在鄂西贫困民族山乡中的年青一代特别是作为农家子弟的民族学子，虽然经济贫困，生活条件艰辛，然而他们却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迎难而上，发愤图强，保持着一种青春的朝气特别是土家人或山里人那种超乎寻常的坚韧，表现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他们代表着民族的未来，也预示着民族山村经济腾飞、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的希望。他的不少散文便记录或描绘着这些民族青年或学子高昂、进取的人生姿态，同时也表达着自己作为山村教师那种独特的心理感受。《遥远的红渔坪》在展示民族山村中学办学条件极端欠缺的同时，由衷地赞美了大山里民族学子们努力学习、勇于创新与苦创佳绩的拼搏精神。红渔坪中学地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大山深处，“是一所严格意义的乡间中学，离乡政府有17公里，离最近的小集镇渔泉河也有5公里，学校周围除了一家卫生室以外，再没有任何‘单位’，更没有菜市场……”它与世隔绝，办学条件异常困难，不仅看电视等文化生活奇缺，而且连老师生活所必需的菜蔬都无法供应。至于学生更是因为家庭经济贫困而不得不以包谷面与合渣维持生活的全部营养。然而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的教学热情却异常高涨，学生考试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师生们办起了“苦竹文学社”，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放飞人生的梦想。《在楼板上行走》中则有着这样的描述：“从一棵树变成一块块楼板，它有形的生命结束了，而在这楼板上，坐着四十几个十岁出头的孩子，他们是小树，他们幼苗，他们是蓬勃的生命，也正是那些松树生命的延续、继承和发扬……”山里极端简陋的楼板房教室成为民族少年儿童成长的摇篮，也是他们渴求知识、勤奋学习、健康成长的见证，师生们生动、和谐的学习情景，也正是他们追求进步、向往文明的写照。《豆芽菜》更是以作者作为中学教师在组织学生考试时允许学生抢收小溪边的野豆芽菜一事为故事框架，生动地展示了鄂西乡村教师对贫困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展示了鄂西民族莘莘学子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勤奋学习、积极向上的人生姿态。

温新阶更多的散文，则执着于对鄂西民族生活中那种宁静、祥和、恬淡、自然意趣的追寻，从美丽多姿的民族山水中寻找自然的真谛，于魅力无限的民族风情中寻找生活的诗意。温新阶常常运用想像的方式、浪漫的笔触与富于诗性气质的语言，去建构与重塑鄂西民族生活那种独特的诗情画意，让人感受到世外桃源般的超然尘外，陶醉于带有梦幻色彩的心灵栖居之乡。《他乡故乡》卷一“故乡风情”中的《故乡风情》、《土家姑娘》、《秋韵》、《山寨走笔》、《梦中清江》、《盐池夜浴》、《伴峡风光》等，以及《乡村影像》中的《故乡三月》、《清江落日》、《阳光下的村庄》、《秀峰桥的月亮》等诸作，均为这方面代表作品，同时也表征了温新阶散文主体性创作旨趣。这些散文将鄂西清江两岸秀丽的地域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火热的劳动场景融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幅情意无限的民族生活画卷。《故乡风情》以鄂西山乡春夏之交的生活为枢纽，依次展开女人下河洗菜或姑娘挑水、送亲队伍送亲、姑娘采野茶、男人水田中打秧、婆娘们旱地里薅草、全村老小齐跳丧鼓舞送亡人等生活场景，温暖的阳光、新绿的山野、明澈的溪水与人们的说话声、笑声、歌声，还有唢呐声、鼓声天然地组合在一起，一幅欢乐、祥和而富有土家特色的山乡生活连轴画卷便展现在读者面前。《故乡三月》则以作者回归故乡的行动为经线，辅之以回忆与联想，串联起故乡生活的多重画面，文思轻盈而不失厚重。秀峰小镇的河流与桥梁、人事的兴废、榔坪遍地开放的木瓜花以及乡民们因种植木瓜而致富、对竹园荒“世界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拜访、回乡探母、祭父等等，被作者自然而巧妙地剪辑、组合在一起，既描绘了故乡三月的美丽与烂漫，以及经济发展的美好前景，也写出了乡亲们的梗直、质朴与善良，特别是年迈母亲的勤劳与对儿女的体贴，因此立体地浮现了故乡的神韵。其他如《伴峡风光》、《风吹燕麦》等或描绘清江伴峡旎丽、秀美的风光，或点染鄂西燕麦的芬芳，也各有特色，写得诗情浓郁。

无论温新阶描写故乡生活的哪一类散文，都是与发掘土家族的文化精神分不开的。像《梦中清江》一文对土家族的跳丧文化就作出了这样的归结：“土家是怎样一个民族，对生死是如此豁达乐观，他们是读透了人生的辩证法的，死是生的开始，生是死的起步……这样的民族，还会被什么困难吓倒呢？”这与其说是对土家生活与风情的描写，不如说是对土家族文化的礼赞。他的散文因此达到了民族的高度，具有了文化乃至哲理的意味，超越了那种对乡土生活的浅层次描写。

二、社会历史的理性观照

温新阶对本民族的生活充满了热爱，但并不意味着他被情感的潮水所淹没，而失去了理知，因此对民族的局限视而不见。而且，温新阶对社会历史的观察常常具有别样的眼光，能够跳出固定的思维模式，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发现纰漏，经过独立思考作出新的判断。就温新阶散文来说，其内容除了故乡生活的温情歌吟之外，还包括其他方面丰富内容。而对民族生活与社会历史的理性审视就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温新阶散文总体上讴歌故乡的民族生活，但也内含着对民族生活的清醒认识与悲剧性体认，这使他的散文在单纯与温热之外多了几分浑厚之气与冷峻之感。这种清醒认识与悲剧性体认，既包括对民族历史曲折的反思，对旧社会政治黑暗的诅咒，更包括对父老乡亲艰难环境与生存艰辛的叹喟，以及他们现实生存苦难的忧患。《故乡三月》在渲染故乡牧歌情调的同时，依次写到了当下赌博风对乡村的袭击、历史上土匪的为患、父母在农村劳动的艰辛以及父亲去世后母亲的孤独，让人看到了乡村生活诗意背后的某些阴暗图景。《好友文阶》写作者与同学兼好友文阶长期的友情，颇为感人，但在文阶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却是一个农村业余作者与时代的错位，一个农村青年生活艰辛与精神追求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一个农民难以超越生存环境的困顿，包孕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五姨妈》中五姨妈热心肠的背后，也有着五姨妈丧偶与再度失恋后的极度情感寂寞，有着乡村流言蜚语对一个女人情感生活的扼杀，有着五姨妈为他人幸福而背地里作出的巨大牺牲。《季骟匠》毫不掩饰“文革”带给个人的历史灾难，以及知识分子学非所用、知识废弃的时代悲剧。《大哥》中对大哥有这样一段描绘：“大哥是苦八字。好日子没过几年，生活的重负再次压向他，两个女儿上学，开支自然不小……十来亩薄田，得大哥去扒拉，缺钱了，要大哥去挣。大哥是劳心又劳力，年纪不大，头发就白了。酒是早已不能喝了，吃饭很少添饭，时不时地喊头疼，可他还得挣扎，还得奋斗，他的事还没完，上有老，下有小，他是个吃苦的命。”作者对大哥的同情与关切溢于言表，也真实地讲述了大哥作为农民生活的艰难不易。可以说，在温新阶描写乡村生活的散文里，始终掺杂着他对父母亲、兄长、乡亲们生存艰辛的描写，始终缠绕着他文化血液里对农民挥之不去的悲悯情结，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或与中国农民之间血脉相连的天然情感。

尤为可贵的是，温新阶散文没有回避对民族文化劣根性的观照。他这方面的散文为数不多，但却具有很强的思想力度。《流水西去》正是这样的代表作品。散文通过对资丘与榔坪两地的对比，集中描述了自然经济观念以及民族的守旧、排外心理对榔坪社会发展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揭露了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资丘与榔坪同属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两个乡镇，自然条件各有千秋。近现代以来，资丘商业发达，榔坪却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圈子里长期徘徊。究其原因，竟然与榔坪人的文化心理缺陷有关。他们因为有“良田”或“平地”“几千亩”，就产生了优越于山地人的“平地意识”，乃至发展为“榔坪人心态”或“榔坪人人格”。为此，他们不但“排外”，而且“讲狠”与“对抗领导”。所谓“排外”，就是与外地人发生冲突时，大家群起而攻之，特别是容不得外来生意人与外来的领导。民国十一年与十九年，包括神兵头领梅孝达在内的榔坪人两次血洗来此做生意的“黄帮人”（黄陂人），而且不论男妇老幼，悉数杀害。于是，“黄帮人的血浇灭了在榔坪刚刚燃起的资本主义的火苗，冲走了还没有生根的商品经济的萌芽，而且膨胀了一部分榔坪人盲目的畸形的自尊和自豪。”同样，因为红军占领了自己的地盘，民国十八年秋，梅孝达还残酷地杀害了前来投靠他的红六军军长李勋等十余人，“碾碎”了红六军“最后的火种”，以至“榔坪本来有一次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机会，却变成了一次丑恶而凶残的表演”。可悲的是，这样的阴暗文化心理至今仍然彻底消除，埋藏着“十分严重”的“显性后果”与“隐性后果”。就“隐性后果”而言，就包括“好些做生意的不愿到榔坪来，更没有人愿意来投资，收山货收牲猪的在榔坪周围转一圈就走了，榔坪的餐馆不少，好些客车不敢停下来就餐……”文中浸透着作者强烈的民族文化内省意识与批判意识，对民族文化的自新与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温新阶散文对生活的理性思考并不局限于对民族生活的观照，而是广泛延伸到对中华民族历史与世界文化的认识。他在写到屈原、王昭君等历史人物与东邻日本历史、文化时便贯彻了这一点。《秋谒屈原祠》虽然高度推崇屈原的伟岸人格，但也没有按照惯常的思路去盛赞大诗人屈原的才华，而是围绕屈原出生地秭归为何只诞生了屈原一名伟大作家而没有催生一个作家群、屈原作为文学家的成功与作为政治家的失败而展开文化诘问与辨析，从而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文化视野。而谈到屈原作为政治家失败尤其是政治失意对作家的磨砺时，作者发表了这样的不俗之论：“气节精神可歌可泣，但他毕竟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以诗人的纯真和激情去从政，是没有不失败的，很多人想把这两种基因同时植入一个载体，但往往产生排异而不能成功，具有诗人气质的人从政，大多碰得头破血流，除了留下一些千古传诵的诗句和可歌可泣的精神财富以外，于当时的世事并无裨益，昏庸的照样昏庸，亡国的照样亡国。但是，由于他们政治上失败，使得他们有可能深入到生活底层，思想上有了一种深层的痛苦体验后更深刻的感悟，便产生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同时，由于他们政治上失败所产生的人心归向的积累，作为诗人在人们心目中就更加伟岸和高大，这两者竟然互为因果。”这种见解无疑是一种新的发现，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科学总结，也是从历史理性的高度去解开政治与文化的纠结的积极尝试，不无启示意义。《昭君村走笔》以游历昭君村为载体，从女性解放的角度夸赞王昭君非凡的胆识，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作者看来，昭君的出塞与其说是被动的，不如说是主动的，是源于昭君深层次的心理与情感渴望。比如，她不能忍受汉宫“那种没有止境毫无生机的生活”，“她渴望给予，她渴望接受，她渴望挑战，她渴望一种成熟女性殷红鲜血的流淌，她渴望将那一枝蓓蕾开放成灿然的花朵”。对她来说，“胡人也好，汉人也好，毕竟是奇妙的另一半世界，茫茫草原终比这高墙深宫更有生机”。“于是，她主动请求远嫁呼韩邪单于”。这种非凡之举，不仅是“一种人性的张扬”，也是昭君“抓住机遇，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表现。所以，“与其说王昭君是促进民族团结的英雄，不如说她是妇女解放的先驱”。作者这种大胆的见识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但却具有强大的思想冲击力，体现了对历史追问的纵深推进。《东京的冬天》通过游览日本的一些生活细节，反思民族文化的差异，同时呼唤人类的和平。作者虽然置身于现代文明的日本，却没有忘掉国耻，而且诧异于现今“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与几十年前在中国“烧杀掳抢的皇军”之间的强烈反差，慨叹“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厮杀和争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找到了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其理性思考的力度也是读者有目共睹的。

三、抒情散文的艺术格调

通过二十多年的艺术实践，温新阶在散文创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他的散文描写故乡的奇异山水与风土民情，偏重于抒情，总体上属于抒情散文。他强调艺术情感的真实，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同时注意散文的构思以及语言的运用。诗人、作家刘益善运用文学语言“静水如蓝”四字形容温新阶散文，并具体指出：“温新阶的散文语言是朴实的，简洁的，但这种朴实与简洁中却透出了一种动人的美。”应该说，这种形容与评判是恰如其分的。温新阶的散文艺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特点。

本色、质朴是温新阶散文的基本特点。虽然温新阶散文立足于歌颂故乡民族生活，但这种歌颂是发自内心的，没有矫糅做作，更不是无病呻吟。他并没有简单地去迎合某些沿袭已久的主流文学观念，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对政党或政治领袖的颂歌，满足于肤浅的“歌唱”。他之所以歌颂，是因为他从乡土生活中发现了美，从广大的勤劳、朴实的父老乡亲身上发现了人性的美或人情的美，从乡村生活中发现了民风的纯朴。尽管他不时运用浪漫手法对故乡生活进行了诗意的描绘，但这基本上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并不违背艺术的规律。他没有出于某种简单的政治需要，去任意拔高笔下人物的思想，去刻意回避生活的矛盾。他笔下的人物因此显得朴实、可信、活泼、可爱，他笔下的生活往往是原生态的。而这些人物与生活总是散发出泥土的芳香与青草的气息。作者对它们抒发的都是真情实感，没有虚伪的夸张，也没有恶意的讽刺。前述所举的《故乡三月》、《好友文阶》等文，就是明显的例证。为避免累赘，此处不再详析。在文学变得日益功利、充满浮躁之气的今天，温新阶的这种拥抱真诚的创作思想与写作追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为民族作家作出了表率，并预示着民族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

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是温新阶散文的第二个特点，并标志着温新阶作为土家族作家的民族身份。温新阶散文的民族生活气息，正是与他对民族风情的着力渲染分不开的。无论是土家族，还是宜昌地区，都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与浓郁的民族风俗。就长阳地区的土家族而言，它们不仅有着清江雄奇而秀丽的地域风光，而且有着薅草锣鼓、赛龙舟、哭嫁歌、跳丧舞，以及唱南曲、唱花鼓子、对山歌等姿态万千的民族风俗，有着本民族独特的生存样态与生存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及哲学观念。与专注于民族风情散文创作的甘茂华、杨盛龙等土家族散文作家不一样，温新阶散文并不完全从民族风情楔入对民族生存样态的书写与民族文化的发掘，但钟情于民族风情的描写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他乡故乡》的《故乡风情》、《盐池夜浴》、《伴峡风光》、《故乡的丧鼓》、《亲近五峰》等诸多篇什，还是《乡村影像》中的《故乡三月》、《清江落日》、《鄂西二十四节》等众多篇章，都是对土家民族风情或鄂西民族风情的专门素描，称得上地道的民族风情散文，创作旨趣与甘茂华、杨盛龙的民族风情散文并无二致。在这些散文中，清江的奇险，伴峡的秀美，盐池的神秘，五峰的青秀，以及土家族哭嫁歌的缠绵、跳丧舞的豪放、薅草鼓的雄壮、南曲的清奇、花鼓子的活泼等等，犹如一幅幅民族风情的山水画或水彩画，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长篇散文《鄂西二十四节》更是作者精心构思、集中描写鄂西民族风情的力作，它以传统二十四节为彩线串联起鄂西宜昌地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民族风俗，也立体式地展现了鄂西人民生产、生活或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各方面的生活样态，无论是杀年猪、磨豆腐、摘春茶，还是榔坪的木爪、远安的“冲菜”、枣阳的割麦、秭归的招魂、香溪的文化旅游，等等等等，均写得情趣盎然，同时昭示着近年来温新阶散文创作重心向民族风情散文的转移。也正是这些精彩的民族风情描写，使温新阶散文洋溢出浓郁的土家族生活气息，呈现着一种鲜明的鄂西地域品格。

如果说，本色、质朴的文风表明了温新阶散文创作情感的真诚，民族风情描写凸显出温新阶散文的民族地域品格的话，那么，诗的意境的营构与诗的语言的运用则标志着温新阶散文对文学品位的追求。可以说，诗的意境的营构与诗的语言的运用构成了温新阶散文的又一特点。一方面，温新阶散文着意于诗的意境的营构。温新阶散文大都写得情景交融，具有古典诗歌的意境美。无论是写景、叙事或记人，温新阶都能做到虚实相生，主客观统一，能够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到所描写的对象之上。他写的景，多是情中景，抒的情也是浮现于景中。他的情感总是随着笔下人物的命运沉浮而起伏或跳动，常常爱憎分明。像《伴峡风光》、《油菜花弥漫山岗》、《土豆花依然美丽》等文，无不在景物描写中跳动自己的情思，抒发对故乡美景的热爱。无论是峰峦秀丽的伴峡，还是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抑或是美丽动人的土豆花，都荡漾着作者由衷的喜悦之情。而在《风吹燕麦》、《父亲母亲》、《大哥》等文所描写的人物背后，总能谛听到作者跳动的心房，感受到他对乡亲、父母、兄长艰难生存处境与人生悲剧的深情悲悯。另一方面，温新阶散文追求诗的语言的运用。抒情散文亦即美文，美文离不开美的语言。从很大程度上说，抒情散文是语言的艺术。温新阶通晓这一艺术诀窍。他的散文所写虽然大都是民族地区的乡村生活，但所运用的语言却都是艺术的语言。他尤其注重将诗的语言植于散文中，从而使散文的语言保持凝练、空灵、含蓄、精致等色彩，他散文的写景、抒情因此显得灵巧而浪漫，富于想像力。在《阳光下的村庄》起首有这样一段描写：“秋天的阳光是最好的阳光，一种叫人宁静的暖和，一种深蓝的纯静，而秋天的村庄则简约而不失生机。庄稼收获了，树木开始落叶，林子就变疏朗而开阔……”借助于具有想像力与美的文字，作者描绘了一幅祥和、宁静的秋色图。类似这样的文字风格在温新阶散文中极为普遍。而他侧重于表现生活感悟的散文集《昨日的风铃》更称得上散文诗之类的作品。如《鄂西短章》中“蓝天如高悬的镜子，摄着我们的魂儿和歪歪扭扭的脚步儿”、“踏着田塍上的秋草，超过那一树一树的刺红果”等句子，即是明显的例子。

参考文献：

[1]温新阶：《大山的恋歌》，见《昨日的风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2]刘益善：《静水如蓝（序一）》，见温新阶：《乡村影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吴道毅（1965—），男，苗族，湖北来凤人，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