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考古学,用真实或想象的考古资料来对论证关于历史的非科学命题。伪考古学同样“研究”考古材料,但它和考古学的根本区别也就是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

实质

用考古资料来对论证历史

影响

提供了有关人类过去的重要知识

学科定义

用真实或想象的考古资料来对论证关于历史的非科学命题。

两者区分

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考古学是一种科学,它提供了有关人类过去的重要知识。在考古学形成以前,很长时间人们只能凭借神话、宗教、或是臆测来解释人类的过去。伪考古学同样“研究”考古材料,但它和考古学的根本区别也就是科学和伪科学的区别。

科学的精神是崇尚理性,相信客观,讲究合理的逻辑,强调发展思想(理论)与事实(科学材料)。科学不会去研究无法观察或检测的现象,那是伪科学关注的对象。科学是严密地探寻知识的过程,并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对现象进行描述、排序和解释。这种探寻既包括加以控制和反复进行的实验,如化学和心理学,而且也包括非实验性的精细观察,如生物进化学、地质学和考古学。科学崇尚真理,但并不将之绝对化,为了做到尽可能客观和不含偏见,科学运用了一种可以不断自我修正的获取知识的方法,使得前人研究的结论易于被重新检测和改进。科学的核心不是说科学不犯错误,而是能够通过批评争鸣,以及不受压制的自由研究来纠正错误。

考古学将科学方法应用于过去人类行为的物质遗存,随着学科的日渐成熟,过去不够严格的研究正被更加谨慎的科学程序所取代,通过对不充分的假说的排除或反证,找出一个与观察现象最相符的假说。考古学家通常会相互反驳,提出多种可供思考的解释,这种开放的自我更新特征正是科学的精髓所在。

伪考古学者或者不知道、或者拒绝使用积累起来的资料和严密推导出来的考古学解释,他们只挑选与自己的设想相吻合的资料,甚至凭空捏造事实,不遵循科学逻辑与方法。他们通常指责那些接受传统观点的考古学家心胸狭隘、有偏见,事实上这用来描述他们自己才更合适,因为他们拒绝任何批评和检验,把自己的结论当作唯一和最终的真理,因而他们的解释往往是封闭和缺乏包容性的。在有多种假说的情况下,伪考古学者总是罔顾奥卡姆剃刀原则,去选择那些繁冗的、要求同时满足很多苛刻条件的假说,仅仅是为了制造噱头。

驳斥实例

正如所有科学研究一样,考古学也不可能宣称现在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现有的结论完全有可能被基于新资料所作出的解释修正。但正是因为这样伪考古学常常以此来攻击考古学的正确性(其实,如前所述,“正确”与否并不是区分科学与否的标准)。例如秘鲁纳斯卡平原(Nazca plain)上著名的线条遗迹,伪考古学认为这些图案是外星人飞行器的降落标志,被用来吸引或取悦盘旋于上空的宇航员。考古学上对这些线条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解释,但相比于学者内部存在的分歧,毫无疑问没有考古学者会认为这是古代的着陆场。按照科学的逻辑,解释这一遗迹没有必要引入外星人这个变量,我们完全有理由选择那些更简洁、有更充分细节证据的有效假设。

Peter White指出现代建筑形式如基督教堂也拥有符号性的特征,它们在上空也能被观察得很清楚,他还进一步提醒说:“人们制作出可以从空中观察的图案或对星星表示出兴趣,并不证明有天外的宇航员存在。它不过说明大多数人相信神灵生活在天堂而不是生活在地狱(尽管这样的认识已为人所熟知),或者生活在我们同一个世界里的某个遥远的地方。”

理论基础

伪考古学有很多传奇的考证,最常见的是:亚特兰蒂斯等“失落的”史前文明,人是外星人的试验品,外星人修建埃及金字塔、复活节岛巨石雕像、各种麦田怪圈,等等。构成伪考古学理论基础的根本问题是:古人怎么可能修建诸如金字塔之类的建筑?在现代技术发明以前、没有来自于外星力量的帮助,怎么会运用修建这些建筑的技术和人力?

这种问题的确需要回答。现代实验考古学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些成就不需要超人力的技术和知识;更何况,这些成就与其余考古资料所显示的经济社会系统、意识形态并不矛盾(这种“背景”是伪考古学经常有意无视的)。只是因为这些建筑涉及的劳动对生活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大多数来说并不熟悉,所以很难接受前工业时期古人能够创造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而且专业考古学者的论述一般冗长乏味、“陈旧保守”,故弄玄虚得到的刺激和神秘感总是比冰冷坚硬的事实更有魅力。

伪考古学的实质是在篡改和剥夺古代文化成就中所体现的人性,这种剥夺是一种隐藏的种族主义,因为支撑伪考古学理论的基础是:过去的人们需要外太空“高等人种”的帮助才能取得考古遗存显示的那些成就。

存在的危害

伪考古学对过去进行的错误复原产生了悲剧性后果,因为它对任何事物的解释都是从观察者本身的文化视角出发,而不是从物质文化遗存代表的文化出发,极易被用作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政治信条的基础,例如德国纳粹就是如此。德国史前学者Gustav Kossinna(1858-1931)就曾经用考古资料臆造了一个富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理论,他热衷于证明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杜撰出一套史前史理论,即每个重要的事件都起源于德国、然后传播到周围“低等”的民族。希特勒把这种伪考古学观点写入《我的奋斗》一书中,为德意志种族优越论乃至德国军事扩展提供理论支持。尽管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伪考古学已经受到正当的质疑,但更多暗藏想象成分的对历史的复原依然存在,它们仍然拥有广泛而虚幻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罗伯特·沙雷尔、温迪·阿什莫尔著,余西云等译:《考古学:发现我们的过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

滋生原因

民族中心主义

近些年民族中心主义伪考古学事件最著名的案例是日本学者藤村新一造假事件。与中国和韩国数十上百万年的史前史相比,日本的史前史大约只能追溯到3.5万年前,多年来这一事实让部分日本史前史学者颇感遗憾。但自1981年开始,藤村新一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考古重大发现(有的发现经科技测年显示超过50万年)改变了这一局面,也让藤村成为日本史前考古学界的翘楚。但他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2000年有人悄悄地在藤村的考古工地安装了摄像头,将藤村造假的全过程拍摄了下来。2000年10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报将整个事件公布于众。一开始藤村只承认在一两处遗址造假,但经过一年的调查后被证实藤村新一经常从中国和韩国设法弄到数十万年前的人工制品,然后精心地埋到日本的古地层之中,再由他本人将其发掘出来,这样从地层学、类型学和科技测年方面都无懈可击。据每日新闻报道,自1981年至2000年,藤村新一共伪造遗迹点至少有42处之多(更有报道称藤村参与发掘的178处遗址中有159处涉嫌造假)!藤村的造假或许和个人名利有关,但他朴实的生活作风显示更多的原因应该是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为了让日本拥有和中国、韩国一样古老的史前史

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造假者往往利用普通民众的信仰和无知获得直接的利益回报,他们没有学术野心,也不是为了满足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金钱。最著名的事例是1869年由乔治·赫尔(George Hull)导演,他的表兄斯图布·纽维尔(Stub Newell)主演的闹剧——加的夫巨人遗体事件(The Cardiff Giant)。 19世纪西方民众大多对《圣经》深信不疑,《圣经》关于古代曾有身高超过3米的巨人生活在世界上的记载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并有一些人矢志于寻找巨人的遗迹。1869年10月16日,家住纽约州锡拉丘兹市(Syracuse)南部加的夫镇的斯图布·纽维尔宣称他在自家农场的牲口棚旁挖井时发现一具石化的巨人遗体(不是骨骼化石,而是类似于硅化木的保持了人体所有特征的化石,19世纪人们还不了解硅化木的形成机理,认为人和动物也有可能形成相似的化石)。经过报纸的大肆宣传之后,纽维尔开始将“巨人”陈列起来,收费参观,获得了丰厚的经济收益。而后,经过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实地检验后认定,所谓的“巨人化石”只不过是一件用现代的金属工具制作的石膏雕像而已,埋入地下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半。

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可能是所有造成伪考古学诸多因素中危害最大的一个,它往往披着科学的外衣蒙蔽普通大众,甚至是最杰出的科学家的眼睛。“皮尔当人”事件(The Hoax at Piltdown)便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20世纪初,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早已深入人心,当时已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古人类化石,如爪哇人、尼安德特人都显示出落后的大脑(头骨骨壁很厚、大脑量小、眉脊高等)和进步的躯干及四肢(直立行走、手足分化)。但是尼安德特人的骨骼化石给人以愚笨的印象导致人们(包括一些学者)难以接受他们是人类的祖先,因此,学术界倾向于更符合进化论逻辑的大脑中心主义(人类应该先有发达的大脑,与猿类分化开,进而再有四肢的进化,而不是四肢分化于先,大脑进化于后)。在这种背景下,皮尔当人的发现“填补”了人类进化的缺环——一个拥有现代人大脑的头骨和近似猿类的下颌骨的古人类化石(皮尔当人)于1912年11月被英国人类学家查尔斯·道森(Charles Dawson)发现于英国的苏塞克斯(Sussex),1915年1月,幸运的“巧合”再次发生,在距离第一颗皮尔当人头骨化石发现地2英里的地方,道森又发现了第二颗皮尔当人部分头骨化石。随着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亚洲、非洲、欧洲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证实人类进化是四肢早于大脑,皮尔当人化石成为孤例。50年代以后,科技测年方法取得飞速进步,科学家先后对皮尔当人化石进行了氟测试和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皮尔当人头盖骨为距今600年,下颌骨为距今90年。经过伪造的化石竟然可以蒙蔽学术界三四十年之久,其最重要的原因不是造伪者手法高超,而是学术界主观地定义了一个人类进化的模式,只要符合这一模式的,大家都倾向于接受。类似的主观主义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考古学研究中也曾出现过。

欧洲文明中心主义和“墨迹效应”

欧洲是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和近代工业文明的发源地,几百年以来的技术领先让一些欧洲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因此,对待世界其他地区辉煌的古代文明成就往往持怀疑态度。这些人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畅销书作家、瑞士人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他对亚洲、非洲、美洲的古代文明成就,诸如埃及金字塔、复活节岛巨石人像(Moai)、北美大土墩(Mounds)、玛雅人的数学知识等等给出的解释是——外星人曾不止一次地造访过地球,帮助这些地区的先民建造伟大的建筑,教会他们先进的知识,甚至有可能和当地妇女进行过杂交。肯尼斯统计过丹尼肯的畅销书Chariots of The Gods中涉及的所谓古人无法独立完成的文明成就共51项,其中位于非洲的有16项、亚洲的12项、北美11项、南美10项,而欧洲只有2项!类似丹尼肯的“想象家”们用于证明他们理论的证据通常可以用“墨迹效应”(当人们看到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墨迹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说出墨迹形状像什么,可能代表什么意思)来解释。比如:人头上有角状物的岩画被描述为头盔上设有天线的外星人;埃及神庙墙壁上浮雕的人物手中握有巨大的筒状物被解释为古代埃及人已经使用电灯泡;玛雅石棺上呈半卧状姿态的人像被说成操作飞行仪器的宇航员等等。这些解释完全是将现代人的生活经验强加于古人身上,而忽视其出现的文化背景。产生这种臆断的根本原因是相较于承认欧洲以外古文明的伟大,他们宁可相信是外星人创造了一切。虽然产生伪考古学的原因大致分为以上四种,但它们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大多数伪考古学事件都是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所造成。伪考古学事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表面的科学性,用伪造遗物、误导大众等手段歪曲事实真相,表面的科学性掩盖了伪的本质,其危害比巫婆、神汉、大仙、幽灵等迷信思想更甚。但由于民族中心主义、功利主义、主观主义和欧洲文明中心主义给伪考古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伪考古学必然将长期存在。因此,保持一个健康、公正的研究态度,向大众提供真实、科学的古代信息是每个考古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每一个考古从业者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