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现实中的哲学
哲学，不管它用着怎样的技术推理和演绎，客观地说它的基本材料都来自于现实，与现实紧密相连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我们思考和办事情，都想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和终结人们都在自觉的运用着认知观和方法论。后人把这两个东西命名为哲学工具；于是，人类也就有了哲学诞生。
那么，中国人对应的哲学思考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认知观和方法论又是怎样服务于现实的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特有的地域环境产生了别于西方认知世界的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权力、人生这些往往是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当大的宇宙观确立之后，往往把研究对象都放到具体事物中去了，这就是中国人思路的特点，也是别于西方理智思维的外在表象。
而权力、人生、这二个层次正好为中国特有的“现实中的哲学”铺垫了具体的内涵。
先从权力讲起吧。
从黄帝那时开始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念和方法论不自觉的就与权力捆缚到一起了，先民们对权力的偏好最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某个角度上说，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用权力作为助燃剂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呢？不妨我们翻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吧！
在说不清某个上古时代的时候，西部地区有个部落好象就是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黄帝部族吧，当时可能是部落人口的过剩，也可能是食物的短缺，才造成了这个部落首领黄帝率领其他部落好象是炎帝部落的众人人们开始了向中原地带拓展。那时的中原地带很有可能也有人类居住着，要不然史书上不会记载炎黄二帝大战巨鹿的故事呢。大战的结果黄帝族胜利了，蚩尤被打得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随后，炎帝还做着和他大哥黄帝分中原这杯羹的美梦呢。不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想法怎么跑到了黄帝的脑海里去的，于是，一场大战又开始。这个传说也有可能是后人的瞎编乱造，但是能说明一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至少在几千以前，先民们早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血缘是权力的基础，地域则是权力的延伸。当着黄帝占据了黄河以北地区的时候，华夏众多民族就开始很实际地审视了这个赖于生存的世界。他们发现所有的生命都是以种群形式来面对自然界这个无法征服的大魔的，于是，从黄帝到黎明百姓都聪慧了：若要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有个智者来统一所有众生的行动。这可能是华夏最早的集权思想的雏形吧。
到了大禹时代，伐三苗逐九夷的壮举为“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人们在统一的意识主导之下，接受了代替神行天道的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于是，帝权，王权也就驱逐走了神权。
从启时代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思想深深地根植于华夏人的脑海之中。为了权力这个有形的具体的事物，人们集中了思维从理论到行动都交织在一个点上--争斗。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世界上是仅见的，的确令西方人感到匪夷所思。选择了这种思维是华夏先民们智慧的极大统一，也就是说，面对洪水和农耕灌溉的需要，集体的意志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个人意志在这片土地上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我不是替集权思维找理由来开脱，我想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一定有着最起码的条件来支撑。
周的时代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集权思想的刻画工作，为今后华夏走向集权专制铺平了道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自觉的民族意识，血缘宗法制就象鱼网那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华夏的子民们罩在这张鱼网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一种恬静的田园式的生活。谁还有着精力管他家的瓦上霜呢？现代的学者判定集权意识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我觉得也不尽然，总是感到一定的区域必然要诞生符合那个区域的文化。现在我们都知道集权不好，可是在中国当时的状态之下，疏导江河，组织民力与大自然斗争没有比集权这种统一的结构更好的了。
再来说说人生哲学。
中国人喜欢把人生之路的历程比作哲学感悟，这点好象和西方人不太一样。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往往从吾心入手，把客观的主体当成客体来对待，也就是，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基于这个理念，我们的一套人生哲学都是务实的，也就是将理论具体化、简单化的过程。毛泽东在这方面可称得上是全能的大师。搞社会主义，前人研究了一百多年，这套理论若拿到中国这个现实完全对号入座也只能是机械的教条主义者，陈独秀吃的就是这个亏。让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体察民情，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知国情、知自己、知民众。这几个“知”字，正好是兵法上的“知己知彼”原则，针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半封建、半殖民地，敌强我弱）要将无产阶级的理论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分析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用自己的长处克制敌人的短处，这样革命才不至于空谈。结合革命理论，具体化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细节上，那样，理论也就成了具体的生活常识，谁都能看得懂也会用，于是胜利也就有了起码的先觉条件了。
再说说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个体与社会关系密切的观念莫大于中国民众，这点我们透过个人行为意识就可证明。智者们通过反面的实例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经历的细节上，过多的认识了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或少看了他人的优点，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自己是一盏明灯，总想照亮他人，却忘了我以外的东西闪光的地方很耀眼。这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知自己，不知他人。我们虽然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厮杀，但人生之路也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兵法上说，知自己，知对方，才能百战不殆，联系到我们的人生，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正是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结果。
社会是一个动态环境，其中每个人都在运动之中，所以我们的认识论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活的，行为的方法论也应该多样化。拿着真理，最好不要视为“纯金”的，因为我们面前的诸事、诸人都是在变化之中，今天你用“真理”对上号了，那么“真理”就有价值；明天对不上号了，那“真理”也就成了谬误。战争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阵地战；一是，运动战。在征战中究竟用那种形式，最后的胜利者往往取决于根据客观实际，采取最有效的策略。我们的人生大体也是如此：今天的成就，说明“知和行”统一在一条线上了，但不能预示明天的结果，明天是什么样子，还要待以后去验证。
很多时候，对诸事、诸人，常常用既有的“模式”套着来认识，这是常人的认识论。如同你自己的一顶帽子，逢人便拿将出来，不去看人家脑袋的大小，楞往上戴，肯定合适的成分少，不合适的成分多，这叫什么？“唯心主义”嘛！认识问题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忘了在我之外，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人。战争中很多失败者，往往不在装备的好赖，不在兵少将寡，而在“发动战争的人”，是否充分的认识了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在于那些运作的人，如何把握时机，去争取胜利。若无视客观实际，用一种虚幻来指导行动，不打败仗才怪呢？
我们学任何东西，不要“精益求精”，应该是“知其大略”即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我们已不可能成为专家，学者了，我们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很多琐碎的生活小事缠绕自身，想超越自我，重心应放在客观实际上来，在一言一行中能做到闪闪发光，实际也就是超越了自我。生活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不成功，恐怕都是那个“唯心主义”在做怪。有些时候，我们拿一种理论，一个知识去认识某一事物或某一个人，常常会发现那事物，那人很多地方不合于那个理论，那个常识，于是会得出：错、错、错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是表面化了。
黑格尔讲，存在即为合理。也就是大千全世界，你存在我也存在，都有其合理之成分。这种既定的存在构成了大千世界的多彩性，若让人家用你的模式去思维、去办事，最关键的是，让人家都用你的模式去生存，你必须掌握他人的生命线，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我就是我，你还是你。
管理学其实也是做人的学问，有这么句话：要想管好人，先学会做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眼睛向外看的，总觉得别人这也不对，那也不是，这是认识上的很大误区。然客观上早已言明：每个人都有其闪光的一面，而那些眼睛向外的人，看别人不去看闪光的那面，看不足倒是很多。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如此的内心修养，那么他的管理艺术也将是枯燥无味的。事情就怕比，好的管理者和赖的管理者放在一起就能看出来了。战场上最能说明这点。袁绍八十万大军抵不过曹操几万人马，他们都是管理者，风平浪静之时，肯定袁绍显得高大魁伟，一旦危难四起，曹操才是真的伟男子。这就是管理者和管理者之不同。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也存在高低之分。拿我们做的“禁烟”这件事来讲，很能说明这层意思。领导和同事都关心是烟被禁住的结果，谁去管你怎么做呀！而我们就不同了，既要去做，又要朝好的方向去努力。我们没有数字上的指标，也只有模糊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去做实际工作的人，不能用尺子去度量，因为管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木头。做真正的保洁很容易，要有个责任心肯吃苦就行了，而做我们这种管禁烟的保洁，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做好了，不单是责任心和吃苦的问题，其中很多的成分涉及到“管理学”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在我们国家宣传了几十年，人们都知道为什么，只是我们所面临的“交易厅”有些特殊，为了这个特殊性我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以理服人到是第一；耐心细致倒是第二。就这样我们很好地运用了管理学的知识，为自己从事的工作服务，其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当着我把这个经验梳理成文，交给领导之后，没有想到我却成了打扫卫生间的保洁员。
做任何事之前，要有一个正确【相对的】预测，然后才是必要物质的精神的充分准备。这叫做有的放矢。现在我们很多所谓的管理者似乎不把这些放在眼里，那种拍脑门子想当然的做法比比皆是，这就形成了上下脱节的现象，现在很时兴“泡沫”经济，这泡沫就是那种想当然的回报。我们的某些领导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种自信倒是自我颂扬的催化剂。
这些不正是哲学在我们生活之中吗？所以说，灰色的理论，只是箭没对准把心，真的对准了把心，那不正是常青的生活之树吗？！先哲们告诉说：修身。我想就是修掉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尘雾，在活的社会里更能审慎看到光明以利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