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

战争背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便是其对外扩张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战争是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日中两国国力的悬殊对比以及国际社会绥靖主义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的后果。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迅速强大，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中的80%来发展军事，开始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并把“大陆政策”定为基本国策。^[2]

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

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攻克俄国建立的旅顺口要塞，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更加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迅速发展，日本一面策划“满蒙”独立，一面出兵济南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有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及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等人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先占东北、内外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随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又向天皇上奏了《田中奏折》，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扩张总战略蓝图。《对华政策纲领》和《田中奏折》的出笼，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可避免。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城墙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后不治身亡。这就是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6]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从而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翌年意大利也加入这个协定，形成“柏林——罗马——东京”的轴心国联盟，标志世界法西斯国家侵略联盟正式建立。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在危机中遭受沉重打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日本军国主义者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

国联调查团调查南满铁路被炸情况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各主要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所采取的绥靖政策，客观上纵容了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相互勾连。

中国政府曾将希望寄托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然而西方政治家们此时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未向中国伸出援手。国联的绥靖主义态度使日本对国际社会不再心存忌惮，它向日本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尝到了甜头的日本从此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6]

双方阵营

•日本

• 中国将领

国民革命军方面

张自忠

共产党方面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贺龙、刘伯承、林彪、罗荣桓、罗瑞卿、左权、粟裕、叶挺、吕正操、陈毅、张云逸、王震、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杨靖宇、赵尚志、马本斋、陈锡联、陈赓、王树声、谭政、许光达、曾生等

• 日本将领

二战甲级战犯（绞刑）

日本侵华主要将领

其他战犯

冈村宁次、阿南惟几、杉山元、山下奉文、南云忠一、石原莞尔、阿部规秀、寺内寿一等。

中国的陆军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共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20个独立团及其他少量特种兵部队，总兵力约200万人。

日本陆军“七七”事变前夕，有17个常备师团、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包括坦克、装甲车）、16个飞行联队（54个飞行中队）以及守备队（相当于步兵旅团）等，共38万人左右。

中国海军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共有各种舰艇120艘，总排水量约11万吨，但实际作战舰艇仅60多艘，排水量约为6万余吨。

日本海军当时共有现役舰艇285艘，总排水量115.3万吨，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此外还有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艘正在制造。

中国空军当时共有各种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仅305架，因为依赖进口，在抗战爆发时能投入战斗的仅223架，共编为31个中队。

日本空军航空兵分别属于陆军和海军，没有独立的空军。陆军共有54个作战飞行中队，陆军航空兵团共有作战飞机约960架。日本海军陆基和舰载作战飞机共计640架。

战争经过

• 局部抗战兴起阶段（1931年9月至1932年12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兴起。

长城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即第一次淞沪会战（淞沪抗战）。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6]

而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侵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1932年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 局部抗战发展阶段（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

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6月11日，梅津美治郎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7]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8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11月25日，日本策动的，由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

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

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爆发两广事变，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宋庆龄等人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4月16日，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

•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28日，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守军将领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次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7]

国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大方针，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行动。

淞沪会战守军阵地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7]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中旬，太原会战爆发，在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领导下，八路军第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取得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等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0月1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8]

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在伤亡25万人之后，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沦陷。同一天，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宣布将首都和所有政府机构由南京迁往陪都重庆，而军事作战中心则是先迁往武汉直到武汉会战后再迁往陪都重庆。

淞沪会战失利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开始进攻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

1937年底，首都南京陷落之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节节抵抗。但是因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后蒋介石将其枪毙。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侵占南京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作为摧残中国民众士气的手段，约三十万无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残暴地杀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下令进行屠杀的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师团长是谷寿夫。

徐州会战中国守军巷战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河南省会开封。6月9日，蒋介石命令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南岸大坝，史称黄河花园口决堤。此举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黄河下游的大规模水灾，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使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军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中国国民政府的作战中心迁往重庆继续抵抗。苏联空军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8]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0月25日—12月8日，日军集中2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扫荡”。边区军民奋起反击，共作战108次，毙伤敌军4000余人，击毙了日军中将旅团长“名将之花”阿部规秀，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随枣会战日军铁甲车

1938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

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7]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军队向波兰不宣而战，引发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标志着绥靖政策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因法西斯国家进攻迅速，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国共两党展开了不同形式的宣传，鼓舞抗战士气。薛岳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随即日本分别于1939年和1940年发动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国民政府能尽速投降。在这场危及战时陪都重庆的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殉国。

1940年3月30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三次长沙会战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尤其是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变了当时中国国内的抗战士气。

敌后战场开始大多为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所占据。另外还有民间与共产党等抗日团体，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随着日本对敌后大规模扫荡以及汪精卫“曲线救国”策略的影响，国民革命军敌后控制区大大减少﹐日军没有足够兵力长期守住这些地区。而八路军、新四军利用其灵活的游击战技巧生存下来，成为插入敌后的一把尖刀，使敌军不得安宁。共产党成为敌后游击战的重要力量。至1940年7月，共产党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

1940年8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基本国策纲要》。外相松冈洋右鼓吹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8]

百团大战八路军攻克日军据点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定，法西斯轴心国形成。11月29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次日，日本与汪伪正式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按照条约中的条款，将使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彻底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日汪所订非法条约完全无效。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

1941年6月5日，大隧道惨案发生，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1938年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6]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的战略重心从中国转变为美国。翌日，美国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并呼吁世界各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中华民国政府对德意宣战布告》发表，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除了与日本保持中立的苏联以外，英国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国加入二战后，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了大批作战物资，支持中华民国继续抗战。

中国远征军

1942年2月25日，应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抽调精锐部队第5军、第6军、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军队曾取得仁安羌大捷，解救被日军围困的英军7000人。^[7]

随着日本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实施，中国国民党一方面坚持了继续抗战，其军队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并组建中国远征军协同盟军作战，但其抗战在总体上逐渐趋向消极；另一方面实行“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先后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以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为标志，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顾祝同制造的“皖南事变”为标志，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 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

开罗会议

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6]

1943年11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埃及首都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至1943年12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关于1944年的方针》。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

豫湘桂战役中国守军的机枪阵地

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成为了日本在中国战败的转折点。

1944年6月20日-30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率官员访华，并与蒋介石举行会谈。^[8]

1945年1月27日，中印公路完全被打通，两军会师于芒友。至3月，反攻胜利结束。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反攻中，解放缅甸领土8万余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基本消灭了日军第18、56师团。

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

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召开。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至此，欧洲战争结束，盟军作战重心迅即东移，全力对付日本法西斯。

抗战尾声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于此时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请苏联协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联红军也根据《雅尔塔密约》，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立即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与盟国一起对日本进行最后的决战。8月10日、11日，中国共产党延安总部向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连续发布7道反攻命令，并限令敌伪向中共武装缴械投降。^[6]

1945年8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交出在华兵力布置图

武夫由南京飞抵湖南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

1945年9月日本向中国投降仪式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中国正式收复被日本殖民占据达50年之久的宝岛台湾，洗雪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主要战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即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在战略上相互配合。

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全国性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立即投入抗日斗争。八路军刚开赴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此时在中国正面和敌后战场上，国共抗日军队一共抵抗着日军57个师团，超过东南亚加上太平洋战场的日军总数。中国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8]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基本稳定了战局。进入相持阶段后，又先后与日军进行了十多次会战，并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速战亡华的迷梦。

抗日战争中，中国国民政府军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共有正面战场会战22次，1117次大型战斗，小战斗及游击战3万余次，歼灭日伪军228万人（其中包括1945年8月15日后国民党军受降的日军108万人，收编的伪军78万人），其中歼灭日军42万人（其中击毙日军9.4万余人，击伤日军39余万）（何应钦向国民党六大的军事报告统计数据），另一说歼灭日军55万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采用新中国成立后综合统计数据）；另外日本《日本陆海军事典》引用厚生省（相当于日本卫生部）1956年3月的调查数据说，从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在中国关内战死40.46万人，在东北战死2.65万人，在台湾战死3.74万人；1945年8月15日后，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苏军继续对日作战，日军又在中国关内战死5.11万人，在东北战死2.02万人，以此计算，共有近54万日军死亡。^[3]

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由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大本营同时颁发了四个作战指导方案的训令。在其中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组建4个预备军和利组建若干个集团军，指挥了华北方面的抗战和淞沪会战等。8月30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原大本营所设各部均转隶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于1938年1月正式撤销。

1938年11月25～28日，国民政府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将全国划分为十大战区。另外，撤消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设桂林天水两个行营，沦陷区设战场党政委员会，直属军委会，以发动敌后抗战。

1945年1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在中国战场，为了整顿豫湘桂战役后的溃军，国民政府重新编组军队，调整全国战区，将全国划为九大战区。

敌后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战争（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建立了大小十九块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战斗战役的阶段胜利，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人，歼灭伪军118.7万人，缴获各种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3]

主要战役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含国共两党）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22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总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忽略了日军伤员治愈后重返战场的人数）、伪军118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128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146万余人。

历史意义

日本侵华战争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抗日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改变了过去一盘散沙的状况，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面对民族危亡，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全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从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斗争到国民党军爱国将士在上海、华北的英勇抗击，从一二九运动到遍及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从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抗战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抗战，都反映了中国各族人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坚强意志，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朱自清在《这一天》中所写：“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片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5]

中华民族觉醒的集中体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领导和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包括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参与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汇成全民族抗战洪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不仅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集中表现，更是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保证。

中华民族觉醒的核心内容是爱国主义。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爱国主义成为全国人民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思想基础和强大动力，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核心精神。为了抗击日本侵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都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之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知识出知识，竭尽全力报效祖国。一切爱国的中国军队和武装力量以“身死为国殉”的大无畏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奋战。全国50多个民族几乎全部直接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争，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起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日斗争。身在国外的华侨，与祖国抗战事业休戚与共，以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许多华侨儿女回国参战，血洒抗日疆场。抗日洪流浩浩荡荡，中华民族的觉醒可阻挡。正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中国人民克服了过去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空前地团结和觉醒起来，浴血抗战。爱国主义成为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一面旗帜。^[5]

中华民族取得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对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改变了以往屡战屡败的历史，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凌辱和侵略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4]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表现了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这种反抗和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击下，无一例外遭到失败。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和日本的失败而告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128万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日本侵华战犯受到了严正的审判。中国人民取得近百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改变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历史，使中华民族重新找回了民族的自尊与自信。^[8]

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全民族抗战并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人民经过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的挫折和锻炼，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和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凝聚力。中国抗日战争是20世纪进步的革命的正义战争。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国民党军广大官兵在抗日战场上付出了大量的牺牲。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反人民倾向及其活动，也给抗战带来消极影响。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在全国抗战爆发不久所说：“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抗战，形成了一种日本帝国主义所无法征服的伟力。日本有识之士井上清说得好：“日军是与这些燃起抗日怒火的整个中华民族为敌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被人民憎恶的地方军阀，或本质上不过是中国头号军阀的蒋政权为敌的。政府、军部和政党根本没察觉到和以前本质上不同的这种情况，竟妄想用两个月的时间就能取胜。”^[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使具有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经常被动挨打，令国内外很多人震惊、折服。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1937年至1938年访问中国后，热情而钦佩地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4]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成为26国宣言的四大领衔签字国之一，成为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亚洲大陆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国家之一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了自己的伟大责任。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4]

中国人民最早举起反法西斯战争的旗帜。1931年9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策动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以举国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1939年欧战爆发以前，中国人民在国内外重重困难的条件下，独立承担着世界反法西斯的重任数年之久。中国的顽强抗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延缓了德日意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战争的进程。1939年9月，欧洲才开始反法西斯战争，比中国局部抗战晚了8年，比中国全国抗战晚了两年多。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才开始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比中国局部抗战晚了10年多，比中国全国抗战晚了4年多。^[4]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坚持反法西斯战争长达14年之久。而欧洲战场从1939年9月开始到1945年5月德军投降，时间还不到6年；美、英两国从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同日军作战仅3年零9个月。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持续14年，是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中国战场牵制和消灭日本法西斯军队最多。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只有中国单独地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浴血奋战，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方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两个战场，即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太平洋战场以海战为主，日本7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陷在中国不能自拔，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仅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全国抗战8年时间里，中国军队进行会战20余次，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人。以上合计，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近280万人。中国是消灭日本法西斯军队最多的国家。^[5]

中国在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最大。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仅从1937年7月开始的全国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其中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而美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32万余人，苏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3.2万余人。中国为东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首先，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并消耗日军大批兵力，打破了日本法西斯“北进”的计划，使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不得不承认：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在北进对苏联开战，“实际上办不到”。其次，中国的持久抗战，迟滞了日本法西斯“南进”的步伐，配合了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的作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高度评价中国抗战的重要作用，他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再次，中国抗日战争减轻了日本法西斯对亚洲其他地区的压力，直接支援了邻近国家的抗日斗争。中国远征军数十万人，两次入缅配合盟军作战，历时3年多，直接打击了侵缅日军，解救被围困的英军7000余人，解放了缅甸大部地区，消灭日军5万余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伟大贡献。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得到了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的支援和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从人力、物力等方面支援了中国。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也以各种方式给中国抗战以国际主义的支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关东军作战和英美盟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日反攻，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4]

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无所畏惧的反抗精神以及辉煌的战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1941年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1940年8月以后，英国处于德国飞机狂轰滥炸之中，首相丘吉尔为鼓励英国人民作战，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1941年10月，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为鼓舞苏联军民士气，同样提出“效法中国”的口号。可见，英勇抗战的中国军民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楷模。

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41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四大国”身份出现在战时的国际舞台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参加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交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发表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由于中国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同盟国之一，应邀加入这一宣言，中国驻苏大使受权在宣言上签字，从而形成四国宣言，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四大国之一。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问题。会议发表了《开罗宣言》，三国决心团结战斗，将战争进行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官员作为主要战胜国的代表参加了日本向盟国投降的仪式。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4]

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基本上得以废除，收回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使中国从不平等条约枷锁束缚下解放出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废除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强烈愿望，但列强一直不愿放弃其在华特权。

由于中国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抗战，改变了过去中国被列强欺凌的软弱形象；更由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重要，中国国际地位大为提高。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并迫于客观形势，曾表示愿意取消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但宣称要到远东战事结束以后的适当时期。^[5]

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1941年4月，中国政府电令将回国任职的原驻英大使郭泰祺访美，向美国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条约，废除现有不平等条约，并建议“实行之期，不妨俟诸中日战争结束之后，用意在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5月下旬，美国承诺通过谈判“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特殊性质的权利”。7月上旬，英国与中国互换照会，表示愿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1942年8月，美国向英国通报，准备着手与中国举行谈判，废除治外法权等在华特权，修订新约，英国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一致行动。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缔结新的平等条约。10月，中、美两国政府就新条约进行谈判，经过谈判，两国同意于1943年1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条约和换文。中、英两国也于10月开始谈判，谈判中英国拒绝讨论归还香港问题，并于10月14日发表外交部声明：废除英国在华特权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中国方面则要求先行收回九龙，提出将此问题纳入条约谈判之中，但也被英方拒绝。中国方面对英国拒绝讨论香港问题不满，保留将来再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为了不影响与美英两方在1943年元旦前签订新约，中方不得不做出让步。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即《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于1943年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5月20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中英新约在重庆换文批准，条约生效。此后，中国与比利时、挪威、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相继签订类似条约，废除了过去不平等条约。^[4]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收回了由于不平等条约而失去的一部分主权，进一步提高和改善了中国国际地位，这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一个重大胜利，在精神上打碎了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沉重枷锁。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并不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新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

被日本通过侵略战争强割50余年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翌年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和澎湖列岛。但台湾人民“义不臣倭”，从未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侵略，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持续不断。^[8]

抗日战争爆发后，台湾人民为收复台湾、回归祖国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报纸连续报道事变真相，传递祖国大陆抗日斗争的信息。七七事变后，祖国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他们采取暴动、起义等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用实际行动支援大陆同胞抗战。还有不少台湾同胞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大陆，参加抗日团体，从事各种抗日活动，甚至亲赴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台湾同胞的斗争，充分表现了他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有效地配合了祖国大陆人民的抗战。

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废除“过去中日间签署的所有条约、协议、共同声明或文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马关条约》，奠定了战后台湾回归中国的法律基础。^[5]

由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台湾在此大战中的战略地位，美国和英国协商主张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国。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并发表《开罗宣言》，庄严声明：把日本所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日本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所攫取的所有土地。《开罗宣言》明确而具体地肯定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这是中国、美国、英国第一次共同就台湾地位和前途签署的国际文件。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苏联和法国也公开接受了美、英、中三国在《开罗宣言》中的立场，五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款进一步声明，台湾将归还中国。1945年9月，盟军司令部发布一号命令，命令日本在华军事部队放下武器，向中国政府投降，同时，也命令在台湾的日军向中国政府投降。

1945年10月25日，中国第15受降区受降官、中华民国任命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陈仪在台北正式接受日本军队在台湾的投降，并且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的版图。”这一天被命名为“台湾光复日”。台湾人民欢庆光复，被日本强占50余年的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之初，就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全国抗日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逐步成为全国抗日的主力，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新的高度。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大党，建立了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19块解放区，人民军队由抗战初期几万人发展到120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更是一个与旧中国不同的新中国的雏形。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这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国共产党依靠发展壮大的人民革命力量，仅用三年多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崛起，走上了振兴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4]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洗雪了百年耻辱，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台湾、澎湖列岛，发展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也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9]

战争损失

• 日本方面

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

• 国军方面

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民政府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行政院发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公布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数字如下：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其中死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6]

• 中共方面

《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损失共计58万4267人，其中伤29万0467人、亡16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万7208人。

日本制造惨案使用毒气分布

1946年4月，《中国解放区抗战8年中人口损失初步统计表》公布统计数字如下：“据初步统计：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热辽、山东、苏皖、中原7个解放区在抗战期间共计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而伤病致死者3176123人，被捕壮丁2760227人，鳏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2963582人。”

1947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的《关于抗战损失和日本赔偿问题报告》中公布全国军民人口伤亡统计数字如下：平民伤亡9134569人（其中死亡4397504人，负伤4739065人）。全国军民人口伤亡总计达12784974人。此数字不包括台湾省、东北地区和解放区军民的伤亡数字。

据日本官方统计，侵华日军在中国共强掳青壮年41758名，押解上船之前死亡2823人，乘船以后以及在各企业单位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6]

据1989年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8：细菌战与毒气战》所收资料统计，日军曾在我国20个省进行过细菌战，有27万多名军民死于细菌战。

日军曾在中国的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毒气2091次之多，其中对华北游击部队使用423次，造成3.3万余人伤亡；对中国正规军使用1668次，使中国官兵死亡6000余人，受伤4.1万余人。

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26省1500余县市，面积600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2亿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中国军队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

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41．6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1000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

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另一说6500亿美金（按1945年货币折算）。

抗战十四年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543架，击伤330架，出动轰炸、驱逐、侦察、运输等飞机计18500架次，作战达4027次。中国空军损失各种飞机（包括训练损失）2468架，6164人殉国（其中飞行人员661人）。

1941年8月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美国航空志愿队在中国、缅甸、印度支那作战7个多月，以空中损失12架飞机和地面被摧毁61架的代价，取得击落约150架敌机和摧毁297架敌机的战绩。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抗战中后期，美国对华进行援助，中国空军逐渐扭转局势。战争结束时，在华美军总人数60369人，其中空军34726人，另一说，到1945年8月，美驻华14航空队有飞机2500架，空军官兵达17万人。^[8]

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有各类舰艇74艘，主要为一些轻巡洋舰、炮舰和鱼雷艇，舰船总吨位不足6万吨，最大舰艇仅3000吨，大部分是百吨级小艇。而日本海军的舰船吨位高达116万吨，拥有航空母舰和万吨级战列舰。中日海军实力悬殊，无法在海上拒敌，只是退守海防。

1937年8月12日，为了建立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在江阴凿沉了40余艘军舰与商轮；10月25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江阴被日本航母全数击沉。同年底，第三舰队的“镇海”、“永翔”等12艘舰船也分别沉塞于青岛和刘公岛的水道上。中国舰队几乎全部覆灭。

据日本方面的资料来看，民国海军在抗战期间布设的水雷，重创了日本海军，日军损失60余艘大中小型舰船。

战争纪念

抗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

“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

“七七”抗战纪念日（每年7月7日）：

“九一八”纪念日（每年9月18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每年12月13日）：

抗日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地——宛平城内。1985年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立项，北京市承建，1987年7月7日建成并对外开放，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它还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自1987年开馆以来，共接待了包括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政要，八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5多万观众。^[7]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位于湖南省芷江县七里桥境内。1995年扩建、新建纪念抗战胜利展览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是“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6年、199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湖南省最佳旅游景点”，蜚名海内外。 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一行，奉侵华派遣军司令风村宁茨之命令，由南京飞抵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交出了在华兵力部署图，接受了令其陆、海、空三军缴械投降命令备忘录。“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日军的彻底失败，写下了我国近代史上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一页。

为永远铭记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先后于2014年9月1日和2015年8月24日公布了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两批共900名。

抗战胜利70周年

中国将召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当天并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方还将邀请第二战主要参战国、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领导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出席。习近平将出席并作重要讲话并亲自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战将领以及遗属颁发纪念章。^[8][10]

国家文化部将于2015年8、9月间，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总部举办《为了和平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展》。

战争争议

• 日本方面

这场战争在日本被称为“日中战争”，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的中国抗日战争，则被日本视为“大东亚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和印缅战场）的一部分。甚至战后日本某些政治家模糊性的称谓“过去的大战”、“先前的大战”等。时至今日日本对抗日战争仍未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恰当称谓，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中日学界的关注。

• 学术界

中国学术界关于抗日战争的具体起讫时间存在一定争议，但关于“抗日战争”的名称，无论是中国大陆学界还是港台学界，甚至多数海外华人学者基本赞同这一名称。国际社会一般将之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以区别于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甲午战争。

相关信息

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9月3日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1]

2022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投降77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历史倒车者，必将走入歧途。日本只有迷途知返，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尊重亚洲邻国安全关切，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在地区发展中找到自身的位置。继续执迷于逆时代潮流而动，日本最终只会自食恶果。”^[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