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晋楚两国发生的大战）

战争背景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公元前634年左右，楚国势力强盛，欲图称霸中原，企图北上。北方强国晋国自晋文公上位以来，实力逐渐恢复。晋文公知晓楚王图谋，遂先下手为强，与楚国发生战争。

城濮之战

起因

起初，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逃。他到了楚国时，楚成王热情招待他。闲谈中，成王问他：“你将来如回到晋国做国君时，如何来酬谢我？”重耳说：“像财宝这些东西，你们楚国均有的，如果我真能得返晋国，做了晋君，若我们两国不幸要打仗的话，那我就退避你三舍。”

后来，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果真回到了晋国，做了国君，史称晋文公。之后，楚国发兵进攻宋国，宋国派人向晋国求救。文公因宋公曾待他很好，便召开众将商量，看如何救宋。当时情况是：想向楚国去说情，怕楚国不肯，如和楚去打仗，自己也不大愿意，而且又怕齐、秦不赞成，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答应宋国，并说明原因，叫他先和齐、秦联系，请齐、秦与楚交涉，送些礼物给齐、秦。而晋先出兵伐曹、卫，把曹、卫灭掉，将他们的土地分一些给宋，以补偿宋人的损失。

楚成王见晋欲去救宋，便叫其大将子玉不要去逼近晋师与之交战，说：“晋侯在外面逃亡了十九年才回到了晋国，什么危险他都经历过，人情世故他都明白，此是天意所决定的，像这样的人是不能和他打仗的。”告诫子玉要知难而退。可是子玉却不肯听，仍要和晋人打仗，于是派人向成王求战，说：“我不敢说一定要立功，只是想堵一堵那些说闲话人的嘴。”成王听了不大高兴，就给他比较少的部队。

此后，子玉便派使者宛春对晋人说，你们如放了曹、卫的国君，我们也就释宋之围。晋文公听从先轸的建议，一面将宛春抓起来以激怒楚国，一面私下对曹、卫说，许他们复国，并使曹、卫告绝于楚。子玉得知后大怒，就带兵进逼晋师，晋文公便叫晋师向后退却，为此，一些将领很不满，说：“我们是国君率领队伍，他们是臣子作帅，现在君避臣，不是太丢脸了吗？”而狐偃说：“出兵要理直，气才会杜盛的。理亏气就会衰。我们国君曾受过楚君的恩惠，也曾说过要退三舍以避之。若我们忘恩失信，那就是理亏，他们就理直，士气就会高。如果我们退了以后，他们仍不撤兵，那就是他们理亏。”于是退了三舍（九十里）。没想到，子玉竟然追了上去，于是，战争开始了。^[7]

战争经过

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上钩了。

先轸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4]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城濮之战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后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曳着树枝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秦两国“喜赂怒顽”，与晋结为联盟拒楚，以解除晋后顾之忧之优。

知难而退

《左传》城濮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因素。人的主观努力，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对于敌我力量的转化，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庙算”。孙膑主张“变”、“权”。《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问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6][5]

战争结果

城濮一战中，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楚国大将子玉羞愤自杀。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4]

胜负因素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成就了晋文公中原霸主的地位。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3]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楚军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狐偃、衰等，不仅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军事素质和谋略智慧，而且恪尽职守，信念一致，为城濮一战称霸的运筹和胜出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楚成王处事尚欠稳重，首鼠两端，对战争抱存侥幸心态，对子玉的出战不坚决加以制止；而子玉虽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但治军残暴，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只为消“谗慝之口”，不顾国家利益坚持出兵，视战争为儿戏，这就注定他最终被覆灭的悲剧。

战争影响

城濮之战是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这场战争中，齐、秦两国只是声援晋国，并没真的参加战斗，因此在军队实力上，楚军占有优势，但是晋军开“兵者诡道也”之先河，以谋略制胜，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大败楚军，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得以雄踞中原。^[8]

战前，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晋国击破了弥漫荆楚的入侵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后来导。后来，晋国举办“践土之盟”。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战争结论

1、研究城濮之战的历史教训，有利于我们从历史经验中正确看待当下国际竞争特别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软实力”的问题。

2、城濮之战前晋楚两国的对峙，实质上是两种不同文化扩张摩擦融合的必然产物。

3、晋国“一战而霸”。其关键就是把重点放在了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的发展上。晋文公继位后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的发展，而且特别注重“文之教也”，教导人民知义、知信、知礼。在物质上、精神上、制度上都做好了称霸的准备。所以，正是晋文公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才奠定了“政平民阜”的称霸基础。尽管当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大有提高，但中国还将长期坚持邓小平同志制定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当前不仅要继续稳步增加“硬实力”，“软实力”的建设也需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4、春秋时代大部分时间所谓霸权均赖晋国维持。梁惠王向孟子所云，“晋国天下莫强焉”，因为这一超级强国的存在，遂能北面阻止狄人南侵，南面阻止楚人北上，西面阻止秦人东进。随着民族中民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地理位置、文化程度、血缘关系三要素为区分标准的“华夷观”逐渐被以文化为区分标准的“夷夏观”取代。每当强大诸侯崛起，他们都力求摆脱自己的夷狄诸侯获诸侯夏认同（如：秦楚吴越）或者向夷狄开战以服人心（如：齐晋），体现出当时的共同的“文化认同”。可见晋文公能赢得了周王室和其它中原诸国的支持，就是利用了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晋国的胜利本质上是文化的胜利。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深深地吸引着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并对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世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这是构建良好国际环境，让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就像有学者描绘的那样：“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这才是中国真正崛起时的写照。

历史人物

晋文公（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年），姬姓晋氏，名重耳，是中国春秋时期晋国的第二十二任君主，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晋献公之子，母亲为狐姬。晋文公文治武功卓著，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也是上古五霸之一，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9]

城濮之战

晋文公初为公子，谦虚而好学，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前636年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立。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公元前632年，在城濮之战以少胜多，大败楚军，并召集齐、宋等国于践土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公元前628年，重耳逝世。

先轸（？－前627年），晋国原邑（今河南省济源市）人，春秋时期晋国名将、军事家，因采邑在原邑，故又称原轸。先轸曾辅佐晋文公、晋襄公两位霸主，屡出奇策，并以中军主将的身份指挥城濮之战、崤之战，打败强大的楚国和秦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同时拥有元帅头衔和元帅战绩的军事统帅。

成得臣（？—前632年）芈姓，成氏，名得臣，字子玉，斗伯比之子，子文之弟。若敖氏后裔。春秋时期楚国令尹。楚成王三十五年（前637年），因战功被子文推荐为令尹。成王三十八年，率楚军灭夔（今秭归境），又北征背楚亲晋的宋国。次年冬，再围宋，与救宋之晋、齐、秦联军战于城濮（今山东鄄城临濮集），楚军溃败。被楚成王赐死。

城濮之战

文献记载

《左传·晋楚城濮之战》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①，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②，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庐③，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④：“郤觳可⑤。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及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⑥。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晋郤毅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⑦，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⑧，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犨、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爇僖负羁氏⑨。魏犨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犨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⑩，曲踊三百(11)。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12)。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谷，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13)，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14)!”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15)，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16)。楚师背酅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17)，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18)。”

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19)。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20)，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21)。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22)，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23)。”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24)。”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25)，俾队其师，无克祚国(26)，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诉元咺于卫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从公，公使杀之。咺不废命，奉夷叔以入守。

六月，晋人复卫侯。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也。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扞牧圉?不协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自今曰以往，既盟之后，行者无保其力，居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后不贰。卫侯先期入，宁子先，长牂守门，以为使也，与之乘而入。公子歂犬、华仲前驱。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杀之。元咺出奔晋。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27)。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筏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28)，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

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

①子文：春秋时楚令尹，即斗谷於菟。②子玉：春秋时楚令尹，即成得臣。③蒐(sōu)：阅兵。被庐：晋地名。④赵衰：春秋时晋文公的大夫。⑤郤(xì)縠(hú)：春秋时晋国大夫。⑥郤溱(zhēn)：春秋时晋国将军。⑦公子买：鲁国公子，字子丛。鲁僖公时，公子买为卿。⑧门：用为动词，攻打城门。⑨爇(ruò)：点燃，放火焚烧。⑩距跃：原地跳高。(11)曲踊：屈腿前跳。(12)畀(bì)：给予。(13)天假之年：指上天赐给他长寿。(14)谗慝(tè)：搬弄是非，这里指诽谤者。(15)辟：同“避”。(16)次：进驻。(17)盬(gǔ)：咀嚼，啜食。(18)诘朝(zhāo)：明天早晨。(19)韅(xiǎn)：马肚带。靷(yǐn)：“靳”字之误，马胸套。鞅(yāng)：马颈所束皮子。靽(bàn)：绊马绳索。这些都是马身上的皮甲、缰绳、络头之类。(20)虚：同“墟”，旧城的废墟。(21)旆(pèi)：大旗。(22)馆谷：住敌人的军营，吃敌人的军粮。(23)纠逖王慝(tè)：检举、斥逐不利于王的坏人。(24)丕显休命：光明，伟大、美好的命令。(25)殛(jí)：诛，杀死。(26)祚：享有。(27)旃(zhān)：古代一种赤色曲柄的旗。(28)馘(guó)：战争中取得的敌人首级。

《晋楚城濮之战》选自《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晋、楚争霸中原。齐桓公称霸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成为中原霸主，黄河流域的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先后与楚结盟，被其控制。晋国自献公以降，内乱外患不止，力量削弱。晋文公经过长期流亡，回国掌权后，励精图治，加强军力，逐渐由弱转强。晋文公要建立霸业，势必与楚交锋。而宋叛楚附晋，楚纠合郑、蔡、陈、许四国之师攻宋。宋求救于晋，直接促成了城濮大战的爆发。

城濮之战发生于公元前632年，是晋楚争霸关键性的一战。当时晋初兴，远不及楚国强大，但结果是晋以弱胜强，一战而霸。城濮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的战例。

本文从两个方面展现了晋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和楚军之所以必然失败的原由。首先是晋国君臣上下德义贤明，同心协力;而楚军上下各怀心思，意见相左而不相调和。晋文公虽在一些问题上与部下持不同想法，但善于听取部下意见，经过讨论取得一致。而楚成王与主将子玉各执己见，互相抵制，抵消力量，终于无法同心协力，失败则是必然的。

其次，是晋军突出德，无论是治国还是战事，都以德为标准。这就是取得民心，让众将士心悦诚服，甘心为之出谋献策、竭力辅佐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晋文公听取大臣子犯的意见训练教育人民为他出生入死打仗、杀掉颠颉来警告将士和狐偃的退避三舍来展示晋国之德。而楚国的子玉则是自私自利，以暴治军，不以百姓人民为先，不能以德服人，导致楚王和其属下、同事都不信任他。正如东周的王子虎在盟会上所说的，“晋国在城濮之战中能用仁德攻破别国”。

本文结构紧凑有条理，通过引用几个简单的事例却能突出地展现子玉的暴戾，鲜明地反衬了晋文公及其属下的德义。整篇文章语言清丽简洁，富于文采而流畅，可谓明净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