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人物生平

1926年，邓拓就读于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

邓拓中年照

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

1930年冬，加入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曾任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区党团书记，中共法南区委宣传干事、宣传部长和南市区工委书记等职。

1932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

1933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到上海，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

193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

1937年6月，出版专著《中国救荒史》。同年夏天，再次被捕。“七七”事变后，获释。9月，进入五台山抗日根据地。先后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晋察冀文联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等职。邓拓率领新闻队伍，转战太行山，既是总编辑，也是指挥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担任《晋察冀日报》总编辑、社长。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

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创办新的“大党报”《人民日报》后，邓拓调任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1948年10月起转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组长，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彭真兼任这个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主任。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一周年时，邓拓为《晋察冀日报》撰写讨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论著之一。同年3月，与丁一岚结婚。

民国33年（1944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

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1949年秋，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59年，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

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前线主编理论刊物《前线》，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

60年代初，邓拓应《北京晚报》之约，撰写《燕山夜话》专栏杂文。不久，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撰写《三家村札记》杂文。“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打成所谓“三家村集团”，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66年5月18日含冤去世。1979年2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邓拓追悼会1979年9月5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著有《邓拓散文》、《邓拓文集》、《邓拓诗词选》等行世。1994年，福州邓拓故居修复，建成“邓拓纪念馆”。

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纸、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

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

文化大革命中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1966年5月18日，他含冤而死。

邓拓照片

1966年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

1979年2月，“三家村”的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邓拓同志恢复了名誉；9月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邓拓同志追悼会。

个人生活

邓拓有两个女儿，分别是邓小虹与邓小岚。

其他作品

《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书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周明回忆，1942年他在《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邓拓打过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书，都要送给他一份。邓拓同志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排印以后，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来。1946年画家尹瘦石来到张家口，展示了毛泽东同志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他就立即制了版，收藏起来。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徐老、吴老也从平山来了，陈毅也从华东来了，政治局曾在这里开过一次会，这时，毛泽东同志把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交给《晋察冀日报》发表，打出清样后，毛泽东同志校对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样，他又校对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华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最后校对的清样，向全国发播的。邓拓同志把报社的两份清样都珍藏起来。党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节口号，是在阜平县城南庄发出的。这个口号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在原稿上的，邓拓珍惜这份手稿，嘱咐排完后立即把手稿交给他。抗战时期，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主席诗词，能读到恽代英的“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诗句，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

金肇野回忆，1965年夏他到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琵琶行》，不仅他从未看到过，也是他见过的毛主席书法中（包括复制品在内）写得最好的作品。他惊喜地仔细观看、欣赏这幅龙腾虎跃的笔法。邓拓歪着头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爱主席这帧未公布于世的作品。

邓拓诗书作品1

邓拓诗书作品2

邓拓作品及传记

竹（题画诗）阶前老老苍苍竹，却喜长年衍万竿，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

2012年01月16日，由文化部主办的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的140余件绘画珍品是邓拓捐赠作品入藏中国美术馆后的第一次全数展出。

藏品展出

1964年，邓拓将个人珍藏中国古代绘画作品140余件（套）无偿捐赠给国家，其中有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卷》、沈周的《萱草葵花图卷》、唐寅的《湖山一览图》、吕纪的《牡丹锦鸡图》、仇英的《采芝图》等。这批捐赠品多属国之瑰宝，备受美术界和文物鉴藏界关注。其中，《潇湘竹石图》为国内苏轼作品孤本。此外，展览还展出了部分邓拓的书法作品，观众由此可领略邓拓在书法领域的造诣。为满足广大观众参观，本次展览展期跨度长达84天。

走进三层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邓拓书写的毛主席《满江红》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东侧展板上的娟秀文字详细记录着邓拓生平，“他以生命维护革命者的尊严”的字句让不少参观者驻足默念。

依据展品创作年代和画风画派，三层、五层两展厅又细分为“宋元遗珍”、“明画揽胜”、“吴门群体”、“清代诸家”、“八大·石涛”、“江南新风”六块区域。每块区域还专门设立了介绍栏，寥寥百余字便概括出其特性、风骨。

人物事件

马南邨是邓拓的笔名，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马兰村位于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镇，是太行深处一座小村庄，在河北省地图上都找不到。但这里是原《晋察冀日报》根据地，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诞生的地方。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以志不忘那段岁月。

邓拓（左）和妻子丁一岚

1942年春天，当他们再次相遇到滹沱河边时，约定了终身。丁一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我们终于约定了终身。”邓拓以《心盟》为题借诗记情：“滹沱河畔定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1942年3月7日，邓拓与丁一岚以平山南滚龙沟一间农家小屋为洞房，结为夫妻。结婚那天200多人为这对新人祝贺，整个十多里长的滚龙沟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尽管当时正处在敌情紧张的时期，但革命的浪漫情怀并没因此而改变。这对革命伴侣在太行山的山坳里度过了抗战时期最艰苦的时期，同时也是他们一生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20世纪50年代，邓拓接见缅甸新闻代表团

邓拓接到任务后，主持了编选和出版工作，并写了《编者的话》。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全书共800多页，约50万字，选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战开始后到1944年6月期间的论著（为什么1944年5月初版的书中有6月份的文章，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说明），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邓拓撰写的“编者的话”，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做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鲜明地指出：“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毛选》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后只选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宣委会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王稼祥）。邓拓本来想多选几篇，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可惜因为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故没有选入选集。《毛选》的版权页上，标明的版权时间是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6月份报上又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作相应的改动，致使有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在邓拓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在反“扫荡”中缴获的敌人的一个文件说，“《晋察冀日报》已永远和晋察冀人民绝缘了”等一类的词句。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和报社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我们《晋察冀日报》始终未停，一直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拥护，不但印报，还出版书籍。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

书法作品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称赞说：“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部《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见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后来，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在江青、张春桥的日程表上，批判邓拓和批判吴晗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表上。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59年11月10日到1962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三年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之前，邓拓给彭真、刘仁和市委们写了一封长信，此时彭真早已被批判。邓拓临死之前给彭真等人写信，表明了他对彭真和市委的信赖。同时申明自己绝不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的人。并坦然地相信那些构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的杂文，到底是“什么性质”，“一定会搞清楚的”。信的最后他诚挚地写道：“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买到苏东坡的两幅画：《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图》卖给了日本人。

1961年，由于生活困难，白坚夫决定把《潇湘竹石图》也卖掉。他专程到上海，没有把画卖出去，又来到北京。找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文物处处长张珩，把《潇湘竹石图》拿给张珩看，希望他能给个价钱。但是，某鉴赏家却认定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就走了。

当时沈阳故宫的杨仁恺在京开会，杨和白坚夫是四川老乡，听说白坚夫卖画遇到周折，就推荐他去找邓拓。白坚夫说：“只要能找到知音，钱少我也愿卖。”邓拓对书画不但爱好，而且懂得鉴赏。此前苏东坡的画迹，他只见书载，不见画卷。经过朋友牵线搭桥，白坚夫携《潇湘竹石图》来到邓家。邓拓展开画卷，“隽逸之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天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画上书有“轼为辛老作”。邓拓观看良久，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是囊中也很羞涩，老先生你看准备要多少钱?”白坚夫说：“这是我的心血，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我遇到了知音。”邓拓说：“古书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就只《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两幅。若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当时邓拓虽然有稿费收入，但倾全部存款也凑不足此数。邓拓当即付了2000元，其余3000元3天内还清。为凑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从个人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

树大招风，邓拓买画的事，得罪了一位权威，他指使一名干部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还是一位了解情况的当时的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并由荣宝斋的王大山写成调查报告，送给刘少奇，才平息了风波。邓拓事后将此画和唐伯虎、倪瓒、沈周、文征明、八大山人等人的作品共154件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美术馆。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

到底是哪位大人物派人查清此事？文章没说。

后世纪念

邓拓故居

2019年3月25日消息，邓拓祖居成“孤岛”将就近迁建，祖居位于福州东二环附近的竹屿路中央，旁边还有邓家骅故居；新址位于旁边规划绿地上，两处建筑按原貌修复。

邓拓故居及纪念馆

人物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