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耒（周耒）

作品特色

收入周耒小说集《飞入天中的梯田》中的小说具有非常鲜明的底层性特征。

这些小说素材几乎都与时代底层生态有关，与昨日刚刚发生而今天仍然在报道的“社会焦点新闻”甚至是“媒体罪案”有关。小说的由头往往从“下岗女工”、“进城劳务及农民工子女就读”、“假烟制作”、“拐卖妇女”、“坑农害农”、“色情与商业贿赂”以及“工厂环保问题导致未成年打工者死亡事件”等这些敏感的字眼开始。周耒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他经常有意地安排自己笔下人物出没于自己及本土本乡人耳熟能详的一些真实的地名中。它们或者就是周耒的家乡——陇沙屯（村）；或邻村板池屯（也叫“美女村”，那里的“天琴美女”因在央视荧屏上露过脸而小有名气）；或者是龙州县的康平街、白沙街、新街；也有龙州县周边的宁明县或大新县某村屯等以至他们所属的崇左市；更远一点的是省城（南宁市）的建政路、园湖路以及城乡结合部的长岗岭区域某菜市场或单车修理店。当然也有更远的，比如《雪越来越温暖》中的女主角杨凤莲从家乡的陇沙村出来到广东打工，后被自己的初恋情人——“城里人”刘和刚带到了漫天飞雪冰冷遥远的北方刘村卖给憨厚老实的农民——根子做老婆，后来她带根子和女儿一家三口返回到陇沙村省亲。出于对亲人的愧疚和对命运的反抗，杨凤莲选择一人留在家乡而任由蛮横的弟弟把自己的丈夫和女儿赶走。在家乡，杨凤莲接下来的命运是“拿自己去帮弟弟换亲”、“遭独眼丈夫蹂躏”等种种不幸，这些遭遇让杨凤莲终于感觉北方的刘村“雪越来越温暖”……虚构的人物故事和真实地名有意的安排使得周耒的创作在本地读者看来确实有了一层虚虚实实的小说况味。

周耒

社会评价

由于贴近时代跳动的脉搏，贴近本土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周耒小说也显示出了独具个性的“现代性”思考意蕴。周耒的“现代性”思考，显然是以“城市化问题”为中心的，这种思考与时代发展同步。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显然已经成为了当下转型期社会唯一的社会浪潮，其汹涌澎湃，裹卷一切，谁人或哪一个地方都无法避开；城市化其实是存在着两极的，一极是“都市”，一极是“乡村”，没有广袤的农村众多的农民转化为都市人，那么城市化也就无从谈起，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已经是不需再谈的客观事实。城市化正在或者必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体现；现代化当然是好事，但现代化也可能是坏事，因为现代化可以产生“现代性问题”——比如，当今已经泛滥开的“城市病”（物欲膨胀、精神失落以及环境灾难等）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副产品。春江水暖鸭先知，作家敏感的心灵从来是社会变迁人性变化的晴雨表，当下中国“城市文学”蔚然勃兴已是公认的事实。周耒濡染时代的风雨变化，凭着自己的个性天赋，以小说的形式抒写城市化时代农村一极底层生命人性的崭新遭遇，表达自己对于这个时代底层人性命运的思考，这自在情理之中。那么，接下来的疑问是：作家周耒的底层关注能否为读者提供新鲜独特的“现代性”思考？这才是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值得分析的问题。

对城市化过程中的现存的文化价值的取舍，周耒在自己的小说里无疑是进行了自己的思考的。作为作家，周耒并没有简单地给自己的思考填上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具体的本土性底层形象显示出来；通过刻画他们的现实遭遇显示它们身上所秉承的乡土文化与他们所向往的都市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样，周耒的小说与现实就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对话关系。确实，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无疑就是现代的城市社会取代传统的乡土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至少是当下的情况）。但作家周耒没有那样简单来看问题，他敏感地把握到：城市化，其实不仅仅是城里人的事情；城市化，也不仅仅是“化农民”，不仅仅是“都市文化取代农村文化”。至少从情感角度来看，情况不应该仅仅是这样单极而简单。

中篇小说《飞入天中的梯田》中，周耒通过城里老板——县里邀请来的投资人——冯自达在山村密林处“温泉宾馆”享受高规格“接待”（“处女陪寝”）的故事叙述了自己的有关“城市化”的发现和思考。“城市”凭借着“资本”的魔力在不断地把自己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就连遥远的荒村野泉也无法幸免。城里人冯自达仅仅是手中有钱，便可随意“回归自然，享受人生”，便可有人主动物色乡下处女供其嫖宿。“乡土价值”在“城市生活”主流文化面前要么纷纷溃退要么转而卑躬屈膝去迎合主流文化的淫威。纯洁善良的山里妹子小菱的灾难就是拜“城里人的生活之诱惑”所赐；如果说开始时的“卖处”是出于给母亲拿钱救命尚情有可原（其朦胧中也有着攀附城里人的爱情虚幻使然），但她很快自觉地跑到温泉宾馆当妓女去了，目的无非为了金钱和享受（拥有了它们，也就拥有了“城里人”的生活）。小菱山民父亲——刘科虽粗鲁但也原本老实本分，但在抢到女儿“卖处”所得金钱（3千元）之后，他迫不及待、几近变态地享受起“城里人的生活”，一夜连续疯狂嫖宿四名妓女，最后差点连自己的女儿——小菱也不放过。周耒确实是明智的，他清楚地看到乡土文化的必然衰落，城市文明的必然胜利，看到城里人生活的美好。因此，他没有阻挡他笔下那些卑微的乡下人去追求城里人的生活。但他也看到了城市生活无情、冷漠、虚假、罪恶的一面。他通过自己笔下的小说人物让两种文化在文学的语境里各自张扬自己的个性，并且因此形成碰撞、交流，从而叙说了作家个人的关于“城市化”、关于“现代性”的文化反思。

再比如《幸福来到陇沙屯》，作家通过儿童化的叙述方式刻画了“假烟制造者”——不安分农民许树才的形象。这一形象身上形成了广泛的“对话”——“城乡对话”、“现代法治与传统温情对话”、“事实评价与情感判断之间对话”等等，它们交叉独立各自发音，形成“城市化生活艺术反映”的“多声部”结构。作家没有给这些对话中的任何一方预设是非准入的条件，说明作家已经对主流话语——包括“城市反哺农村”诸如此类时髦话语在内的价值取向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是的，至少从文化角度而言，城市化，绝对不是都市取代乡村的问题，而应是彼此相融相生的新课题。通过周耒提供的复调小说，清醒的读者也许可以领悟到这样的道理：文化的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断层式的跨越性发展。新生长出的城市贪欲和丑陋必须克服；而长期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自然淳朴、心理恬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真诚相待等宝贵传统，必然要成为下一个文化形态（都市文化）有机组成部分——所谓的“城乡交融”才是文化上明智的选择；否则，“城市，让人生活更美好！”就只能是周耒创作的小说题目——“海市蜃楼”了。

周耒身处“文化他者”境地，却不放弃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主体性思考，真诚地面对所处环境的底层人生，以文学的人性精神灼照本土底层生命的时代遭遇，通过自由的文学探索揭示本土文化的变化。

（作者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学报编辑部主任、崇左市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