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主义（孤立主义）

简介

孤立主义是一种外交政策，一个国家是否采取此种政策对该国各方面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孤立主义一直饱受争议。

孤立主义源于美国独立战争前后的早期外交，在20世纪曾一度盛行于美国。孤立主义作为一种政策主张，是以尽量避免对外国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的同盟关系的方式，来维护和扩展美国的利益，且侧重政治、军事和外交，而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并不限制与外界的交往联系。它是美国统治集团在某种条件下推行扩张政策的一种手段。

孤立主义一直存在于美国的外交当中，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建国以来的外交活动。

美国

在美国立国之后相当长久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美国外交政策所奉行的是由国父华盛顿所确立的孤立主义原则。

华盛顿在其著名的《告别词》中就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下述基本原则：

（一）要将美国建成自由进步的伟大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排除对某些个别国家抱永久且根深蒂固的反感，而对另一些国家则又有感情上的依附；

（二）为了保卫美国的安全，自由的美国人民必须对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和影响有清醒的头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

（三）美国应该与外国发展商务关系，但是却要避免与它们发生政治联系，不要与任何外国建立永久的联盟，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建立短暂的联盟，虽然对已经订立的政治性条约，应该忠实履行，但仅以此为限，以后不再增加；

（四）由于欧洲有一套与美国无关、或者关系非常微小的根本利益。因此美国不能通过人为的纽带，牵连进欧洲的政局变换中去，或者卷进与欧洲为友或为敌的那些通常的结合和冲突中去；

（五）美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美国能推行一条独特的外交路线，使好战国家不能从美国获得好处，也不敢轻易冒险向美国挑衅，美国因此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平和战争问题上做出自己的抉择。

华盛顿所提出的是坚持不与任何国家（主要为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列强纷争，完全独立地处理国际事务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其精髓为："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然而，恰恰就是华盛顿所提出的孤立主义原则对日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实践，即推行不受他国和国际机构影响，不建立和依靠联盟，完全独立地依靠自己的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孤立主义与单边主义的这种紧密关系，因此在自华盛顿确立了孤立主义的外交原则之后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外交实践始终由单边主义为主导，即始终坚持不与任何国家（主要为欧洲列强）结盟，不卷入列强纷争，完全独立地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

虽然，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美国在1823年推出了拒绝欧洲列强干预美洲事务，从而将拉丁美洲划入自己势力范围的门罗主义，以及在1898年挑起美西战争，打败西班牙，占领波多黎各，吞并菲律宾，并进而在20世纪初组建白色大舰队，推行"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基本上是在"我们是为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行动"的孤立主义原则基础上单方面实施的。这也就是说，尽管自华盛顿提出著名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得更具进取性、进攻性和扩张性，但其不介入欧洲事务，不与他国结盟，不为他国利益而只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孤立主义宗旨则完全没有变化，而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美国所实施的就是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试图努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而以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替代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威尔逊所提出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就是"要求美国人承认支持法制化和制度化形式的多边参与。"也就是说，威尔逊认为美国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不受他国和国际机构影响，不建立和依靠联盟，完全独立地依靠自己的实力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通过结盟和建立国际制度实现多边国际合作，调整国际关系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1918年威尔逊向美国国会提出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十四点原则”），系统地阐述了颇具他个人色彩的美国外交政策新原则，提出通过建立国际联盟来实现国际合作和保障世界和平的设想。威尔逊的设想显然与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相背离，其实质就是大多数西方学者称之为的"国际主义"。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在外交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普遍认为的多边主义。

然而，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们对威尔逊改变美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的做法并不认同。虽然美国最终加入了协约国军事联盟，参加并与盟国一起打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也在战后带着他的"十四点计划"远渡重洋参加巴黎和会，并且说服战胜国建立起崭新的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机制——国际联盟，但是，他却没有能说服他自己的国家改变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加入国际联盟，并进而以多边主义外交政策替代原先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结束后，一回国就向参议院提交了包括国际联盟盟约的《凡尔赛条约》。他问道："我们敢于拒绝它吗？敢于伤世界人民的心吗？"但是，当时的美国参议院就是敢于伤世界人民的心，因为孤立主义的原则就是"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行动，不是为别人而行动的。"尽管如此，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外交原则和"多边主义"外交实践却对20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孤立主义政策：

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继续维持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在一系列的外交活动中坚持单边主义，拒绝多边的国际合作。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政府的外交决策者，包括总统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卡尔文·柯立芝和赫伯特·胡佛以及国务卿休斯、弗兰克·B·凯洛格和亨利·刘易斯·史汀生等是一批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他们虽然也认为美国的繁荣和安全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与欧洲息息相关，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已不可能。但是，他们反对威尔逊十字军式的理想主义，反对美国外交政策追求世界民主化的目标。与威尔逊让美国承担向海外“布道”的使命不同，他们认为，美国外交的任务是去参与对资源的争夺，保证美国国内的繁荣。他们对集体安全原则表示怀疑，也不愿意参与促进集体安全的努力，认为美国没有义务去维护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休斯、凯洛格和史汀生都反对国联盟约第10条的集体安全原则，哈定总统更是坚决反对美国加入国联。

在此时期内，美国参议院两度否决美国参加国际法庭，美国国会还在1935年8月通过一项全面反映孤立主义原则的中立法，禁止美国武器运往交战国，并禁止用美国船只运送此种货物。甚至在经济政策上，美国政府也拒绝通过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来解决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坚持推行以邻为壑的单边主义，决不承担稳定世界经济的义务。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努力之下逐渐发生变化，以致最终转向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彻底打败法西斯，确立维持战后世界和平国际机制的多边"国际主义"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孤立主义原则被否定，"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美国外交政策的多边主义时代产生了。战后美国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为：通过维持西方联盟，在一系列国际规则和原则的基础上协调与盟国乃至与非盟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同时强调通过建立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协调各国之间的国际事务。在美国政府的推动下，强调国际多边合作的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而战后的西方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在美国的主导下成立。

在国际经济领域，美国一反过去的单边主义，竭力推行多边合作，在1944年建立起稳定国际货币和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至今仍在运作，虽然该体系已于1973年宣告终结。

1948年在美国的鼓动与努力之下，以多边主义为基础，主张国际经济合作，大力促进国际贸易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宣告成立（1995年该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多轮谈判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即便在冷战中，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的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却依然不时地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纵观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虽然十分强调多边合作的作用，并且主动建立起一系列多边合作的机制，但是，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美国却仅仅只是将多边合作机制作为实现自身霸权的工具。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利用联合国组建联合国军赴朝作战，其实质完全是为了美国自身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而并非为实现联合国这一多边国际合作组织的崇高目标——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美国在冷战中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仅仅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将多边主义和多边合作放在一边，肆意地单边行动，造成国际局势动荡不宁。如为了全面遏制共产主义，美国不惜在60年代单枪匹马地发动越南战争，以致不仅造成冷战中的又一场热战，而且与自己的盟国间的多边合作也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

再次，即使在经济领域，虽然美国是战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倡导者，但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往往通过运用国内的立法来保护本国的贸易利益，其中1974年和1988年的两个贸易法就都具有非常浓厚的单边保护主义色彩，如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要求美国总统对外国的"不公平贸易"实施单方面的报复，对违反"美国知识产权"的国家采取单边的制裁行动等。

实际上，美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政策表现得最为充分的时期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年。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因冷战的骤然结束而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失去了对手苏联威胁的全新国际环境，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其中尤其是后者，坚持通过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来确立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世界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由此，强调国际制度、国际法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坚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环境领域内通过美国的领导实行多边合作，推动全球的贸易自由化，倡导人权和积极参与多边的人道主义援助与人道主义干预，促进世界各国政治民主化等成为该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应当承认，1991年美国通过联合国授权成功地率领联军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之下解放出来；1995年在美国的主持下，通过代顿协议和北约组织的介入解决了波黑多年的战乱；1997年美国在保护全球环境，遏制地球温室效应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以及2000年克林顿政府促成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在戴维营举行和平会谈等都是美国多边主义外交的成果。然而，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多边主义外交因2001年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而戛然而止。^[1]

孤立主义是美国外交传统也是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础。虽然20世纪下半叶多边主义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以孤立主义为基础的单边主义依然时隐时现。

自我孤立

曾经采用过孤立主义的国家：

起因

1633年起，德川幕府开始颁布锁国令，禁止与西方国家的贸易（荷兰除外）。直到1853年废止为止，日本历经了200余年的孤立状态。这项政策一方面免于日本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日本的落后。

结果

最终，明治维新使日本彻底摆脱了这项国策，并通过全速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与文化实现了日本的近现代化。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奉行严格的锁国政策，对该国国民的行动严格限制，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离开朝鲜，对外国人进入朝鲜，则严格监视行动，并给予许多限制。在通讯上，手机及网路的通讯被禁止或严格管制，网路是不与全球互联网联系的，而自己建立了“光明网”。朝鲜的锁国政策为了是控制其本国国民的思想与交流（朝鲜被美国全面封锁是核试验之后）。

又因为朝鲜实施锁国政策，贸易对象仅限于中国、前苏联与部分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捷克、波兰、匈牙利、东德等），朝鲜得以借由前苏联控制下的经贸同盟“经济互助委员会”所提供的低价之“优惠价格”与朝鲜之邦交国进行贸易。后来因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造成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朝鲜也因此累积了很可观的外债，甚至也得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偿还与朝鲜贸易的债权国之间的债务。邻近的中国与韩国虽然有伸出援手以经济和人道援助的方式帮朝鲜解决民生与外债问题，但朝鲜至今仍处于入不敷出的情况。另外，在朝鲜“先军政治”的基本国策中，任何资源的配给都优先给予朝鲜人民军，而民众被分到的剩余资源与粮食十分稀少，故朝鲜坊间经常上演野有饿莩的惨况；后来由于朝核问题逐渐浮上台面，联合国实施了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但金日成父子奠定的“金氏王朝”仍以有限的资源过着豪奢的生活。

在1990年代后半叶，朝鲜开放了少数观光客的定点观光，而观光客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指定地区，如首都平壤、古城开城、板门店、新义州、罗先、金刚山地区，同时朝鲜方面对外商开放少数地点（如罗津、新义州）给外资企业进行少量投资，外资主要来自中、俄、韩等国。韩国已故总统金大中曾对朝鲜实施了“阳光政策”呼吁双方减少敌意，并进行一连串的会谈与经贸合作，而金大中也应金正日之邀前往平壤进行双边元首的会晤，之后曾短暂实施跨境铁路的试营运，以及因朝鲜战争而失散的朝韩家属之探亲活动。

古代朝鲜

朝鲜王朝在被后金打败后自我封闭，到十九世纪后重新开国。

古代中国

中国曾实行孤立主义长达四百多年。明朝在明成祖至明宣宗的郑和下西洋（1405－1433）后，实施海禁。不过粗略地说，明代开海时期约 占 75% ，禁海时期约占25%。

1723年（雍正元年），因与罗马教廷间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白热化，清政府开始禁教，不许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国内传教，被视为锁国的一部分。到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一道圣旨从京城传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

中国清代前期实行了“闭关自守”或“闭关锁国”政策的观点源于当时试图向中国推销其商品（特别是鸦片）的英国商人，马克思曾在他的文章中接受了这一观点，后来这一观点于20世纪50年代纳入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写入了教科书，并且形成了一个观点认为“明清时代闭关锁国”。从“海禁”、“一口通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这三个方面看，即使是明清官方的政策也不是长期“闭关锁国”，从相关政策执行中实际的微观行为和宏观效果上看，同样不是如此。另外，明清两代，明朝虽然在明前期至隆庆开关时期近乎全面海禁，但仍然在十六世纪中期隆庆开关时开放了漳州月港一处口岸。明代禁海时期约占75%，开海时期约占25%。在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禁海时期约占15%，开海时期约占85%。

尽管明朝在明末失去了对海上贸易的控制，但海上贸易仍持续发展，郑氏集团的规模为此提供了充分证明。当时不仅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穿上了中国丝绸，而且东南亚土著、墨西哥印第安人和黑人也都普遍穿着中国的丝绸与棉布服装。自康熙开海后，海上贸易量仍然保持着持续增长，康熙开海后的清代对海上贸易的监管较前代有效得多，相对于未进入官方视野的“走私贸易”，“合法贸易”的比例有所提高，这一时期海上贸易数量亦有持续增长的趋势，无论进出口商船和吨位数量，主要商品数量和种类，主要贸易对象国的贸易量，白银流入量，进出口总值以及海关税收，都体现了海上贸易的增长。

闭关锁国实际上是西方侵略者强加在清朝头上的贬词，反映西方国家不顾事实反诬清朝排外，就算是当时的西方各国的口岸也只容许本国船只进出，本国的进口货物只容许本国船或原产国船装运，并称之为“保护政策”，但又强迫其他国家洞开国门，任由他们自由离去和垄断，是双重标准的做法。

乾隆年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曾经向清朝提出六项要求，当中包括：

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

要求在珠舟山占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者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

要求准许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

要求确定关税条例。

乾隆帝随之覆书批驳英国使臣的要求，虽然信中表现出妄自尊大的一面，但一些人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避而不谈。另外，清廷限制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是为了防止澳门被霸占的情况重演，一些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美国东亚史学家欧立德指出，乾隆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他认为乾隆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感到兴致缺缺，因为在当时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清朝政府也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

缅甸于二战结束后正式独立，而缅甸军政府长期实施军事化统治。虽然军政府曾在1998年实施国会大选，但军政府当局否认对其不利的选举结果，并长期软禁人权斗士翁山苏姬，因而遭到西方列强与东南亚国协疏离，不过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仍十分良好，而且中国是缅甸军政府最大的后盾。后来缅甸军政府领导人丹瑞于2010年将权力移交给同为军方背景的总统登盛，为了参与东协事务，当局发布大规模的特赦令，并减少反西方宣传与传媒暨网络管制，开始往政经自由化迈进。

被迫孤立

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后，建立了既不从属于原宗主国西班牙，也不听命于美国的独立政权，196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1500名雇佣兵入侵猪湾，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的独立政权，遭到失败。此举造成古巴投向苏联阵营，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美国下令禁止进口古巴的甘蔗，曾对古巴外贸造成冲击。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卡斯特罗默许苏联在古巴建立中程弹道导弹阵地，引起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震怒，并下令派军团团包围古巴海域；而运载导弹原料的苏联运输船队为了避免核战爆发，主动掉头驶离古巴沿海，并在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热线电话中解决了这场即将演变成世界大战的纷争。

此后由于古巴受到美国的威胁，加上盟友中国与俄罗斯鞭长莫及，国际糖价走低等原因（糖业为古巴重要产业），古巴的对外贸易长期低迷；但从1995年改革后，古巴逐步加强与其它国家，尤其是欧洲和拉美国家的联系，旅游观光业得以重振，逐渐成为古巴第一大产业。外国公司也逐步可在古巴部分领域进行投资。后因卡斯特罗病重，改由其弟劳尔·卡斯特罗接班，并逐步开放原物料与网络的限制，其开发步伐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时期更大。

早年由荷兰裔的波耳人统治南非的时代，南非当局实施了种族隔离政策，此一戕害人权的举措引起其他国家强烈不满，并对南非当局实施经济制裁与武器禁运。后来在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后，正式宣告种族隔离政策的终结，其他国家也恢复了与南非间的往来并对南非的一连串制裁措施解禁。

1979年何梅尼发动伊朗伊斯兰革命罢黜亲美的巴勒维王朝后，促使美国与伊朗断交，在此同时伊朗转而跟前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密切的政、经、军、外交关系；而伊朗的主要宗教是什叶派，跟其他阿拉伯国家所信仰的逊尼派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因而遭到同为伊斯兰国家的逊尼派国家所排挤，无法在中东立足以确立中东强权的地位；发生了伊朗核问题，造成向来与伊朗立场相左的以色列、伊拉克与沙特阿拉伯紧张。

1948年犹太人建立以色列以后，由于驱赶了巴勒斯坦的穆斯林而遭到周围阿拉伯国家敌视，先后爆发了1967年的六日战争、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等大小战役；后来阿拉伯产油国家为了报复向来偏袒以色列的欧美列强，就联手发动了石油禁运并爆发石油危机。由于石油危机的影响，除美国以外的国家不得不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

二十世纪末，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在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主持下，于大卫营展开和解会晤，暂时缓解了以阿间的紧张情势；后来以色列又面临了哈玛斯、真主党、复兴党与伊朗等伊斯兰敌对势力的武力威胁，以国迄今位于战乱频仍的紧张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