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起源于战国末期的保守主义学派）

名称缘起

经相关专家考证，早在战国末期，伴随“儒分为八”局面的出现，”新儒学“这一名称或概念就开始涌现，例如荀子的儒学思想，就被人称之为”新儒学“。而后凡是对于儒家学术加以比较系统的阐述的，多被冠之于“新儒学”。

新儒家用以指宋元明时期的道学或理学，最初是冯友兰为方便西方汉学界认知中国哲学而使用的名词。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与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用新儒家（学）指称新文化运动后旨在复兴精神性的儒家或儒学的思潮、流派与学者。为区别于宋明理学，后来人们一般以当代新儒学（家）指代后者。^[1]

历史沿革

1、“董学”

新儒学

总之，“董学”是在对先秦“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进行揉合，对包括阴阳、五行、儒、道、墨、法、名、杂，乃至术数和方技等家在内的诸家学说，加以杂交、嫁接、揆度、敷衍、改造的基础上，而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

2、理学

其特点主要是以孔、孟学说为宗，以《周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典籍为主要依据，批判隋唐以来以空无为本体，否定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佛、道学说，同时又批判地吸收了佛道思想。他们关心社会现实，提倡所谓“道德性命”之学，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宇宙与人生问题。

冯友兰先生（1895-1990年）早在其《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中，就明确把宋明理学或道学称作“新儒学”，认为新儒学的奠基人是唐代的韩愈、李翱，“宋明道学之基础及轮廓，在唐代已由韩愈、李翱确定矣。而李之所贡献，尤较韩为大”。但“新儒学”的真正确立却是二程，“濂溪、康节、横渠，虽俱为道学家中之有力分子，然宋明道学之确定成立，则当断自程氏兄弟”

冯友兰认为“新儒学”之“新”，就其理论来源或思想内容上说，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援佛入儒，吸收佛学抽象化、形式化的特长，发挥禅宗的一些思想，“可以说新儒家是禅宗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援道教入儒，“道教有一个重要成分是阴阳家的宇宙发生论。新儒家的宇宙发生论主要是与这条思想路线联系着”，比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1011－1077年）的象数学等。

冯友兰认为“新儒学”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诸家学说的综合。冯友兰的“新儒学”说经外转内销后，得到国内近乎一致的认同。

现当代新儒学

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形成于五四运动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和“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期间，这也可以视为这一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思潮发生在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大陆。第三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第四阶段思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海外，改革开放后又由一些华人学者引入中国大陆。第一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五四”前后的新儒学，第二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抗战时期的新儒学，第三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港台新儒学，第四阶段思潮可以简称为海外新儒学。其代表人物，第一阶段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等，第二阶段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等，第三阶段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四阶段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1]

《现代新儒学之省察论集》则将现代新儒家十五位学者整理成一个“三代四群”的架构：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

第二群：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

20世纪50年代，当中国大陆全面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时候，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代表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已不能展开正常的自我理论的创造。而张君劢、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来到台湾、香港，以新亚书院和人文友会为阵地，从事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工作。^[2]

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人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标志着海外新儒学的真正崛起，同时意味着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进入新的阶段。^[2]

新儒学的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如下六个要点：一、继承了宋明理学的本体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它把天地生生之德与人性内在地统一起来，形成了内外合用的政治思想、诚明能合的人生修养、知行合体的社会实践哲学。这种哲学避免了西方哲学中那种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对立，达到了所谓“体用不二”的高度。新儒家也吸取了西方哲学中的一部分内容以充实自己的理论，如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新实在论的逻辑原则、康德的“自由意志”、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二、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他们的所谓方法首先是体验本体的方法，其次才是认识现象的方法，而其基本原则就是以直觉为体，以理智为用，力图既把握本体，又不忽视现象。这种方法论不仅有传统儒学的因素，而且也包含了佛教和道家的思想。三、在其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新儒家把世界区分为“本体世界”与“物理世界”，或“价值世界”与“事实世界”。前者是真善美和道德形上学的根据及人生价值之所在，哲学的任务就是用实践理性的直觉体验去把握“本体世界”或“价值世界”，而科学只能用理智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物理世界的事实；哲学追求人生价值、运用价值理性，科学追求物理变化、运用工具理性；中国哲学主要是价值哲学、人生哲学，但忽略对物理的认识，没有形成精密的逻辑；西方哲学主要是认识哲学、逻辑哲学，所以自然科学发达，但没有真正达到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四、中国哲学“内圣强，外王弱”，在现代条件下，“外王”就是科学与民主，因此必须由“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具体方法就是通过所谓的“良知自我坎陷”，由“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从道德开出科学与民主。五、从儒家文化背景出发也可以进入资本主义。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就是以儒家思想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的模式，它既不同于西欧、北美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东欧、前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儒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在近几十年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初步取得成效，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就是例证。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要现代化，而且可以世界化。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出现科技成果与人文价值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人们在享受发达科技的同时，明显地感到人的价值意义的失落。中国儒家思想的世界化有助于解决“后工业文明”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儒家思想在继先秦至隋唐的第一期发展和宋明的第二期发展后，完全有可能进入“第三期发展”，“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将可能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3]

当代新儒学思潮反思现代性，反思唯科学主义，重视人类与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性，其论域、问题意识与思想贡献主要有：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批评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看法；提出开展文明对话与建设文化中国；揭示儒学价值与现代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内在关联；强调儒学与现代民主具有一致性；发掘儒学的“内在超越”意涵，论证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超越意义；等等。当代新儒学致力于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之源，阐述道德理想主义，肯定道德主体性，这对于纠正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以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