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垣鼓书（山西传统戏曲剧种）

历史源渊

襄垣鼓书成型于明末清初，清代中叶发展成熟，是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当地流行的“鼓儿词”和“柳调”结合后形成的，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道光皇帝年间，襄垣鼓书初步定型。相传盲艺人史金星（三皇东会艺人），将当地的民歌小调、道士的化缘调吸收进鼓儿词说唱当中，为鼓儿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路永泉（史金星的徒弟），在师父史金星改进的基础上，又将本地方的戏曲因素，如上党梆子、上党落子、秧歌等唱腔融合进去，这样丰富了鼓书的表演方式，鼓书也更加优美动听。后来，盲艺人苗喜来又创造了“悲板”和“抢板”。这就是鼓书最初的形成状况。

表演

民国初期，第五代传人段明和在说唱“鼓子词”上狠下功夫，进一步丰富了“鼓儿词”的唱腔音乐，使唱腔的板式更加稳固定型。抗日战争时期，当地的襄垣鼓书艺人自发组成了爱国宣传队，宣传救国。小锣、小镲、镗锣、脚打大锣等全套击乐。其余说唱者根据自身条件及内容情节，分别进行说唱。或轮递说唱，或一领众和，或二人对唱，或众口齐唱；单人表演则表演者只操月琴自弹自演；两人表演则分持月琴和八角鼓自行伴奏说唱。

抗日战争时期是襄垣鼓书繁荣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产量大，艺人队伍扩大。1938年1月襄垣县抗日爱国盲人宣传队成立，宣传队伍不断扩大，由原来的5人发展到75人，具有迷信色彩的三皇会解体。宣传队分成十个小组，深入到前线宣传以说新书进行抗日宣传，所说的新书部分来源于移植专业团体和专业曲艺工作者的作品外，主要靠自编自演，盲人作品的特点是文字粗糙，通俗易懂，短小精干，说词上口、战斗性强、乡土气息、群众喜爱。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紧跟党的号召，深入八路军的战窝，进行演出，提升了军人的战斗力。同时他们在各个村庄悄悄进行演出，有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演出，这样增加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大后方积极支持了前方的战斗。这个时期的演唱主要是自编自唱，大都是有书目没有本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盲人宣传队积极配合政府中心工作，思想上发生转变，书目变为全新的内容，得到县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8年，大跃进的一年。建立人民公社、全民大练钢铁、农村公共食堂一系列大事。虚报价报现象严重，盲宣队作为党的喉舌，只能尽快编成鼓书，广泛向群众宣传。这一时期的作品，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共同的特点事，时代特色鲜明。比如：《斗地主》《土地法大纲》《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农业合作化》等时代特色的作品。

表演形式

三弦

襄垣鼓书所使用的乐器主要有鼓、板、锣、钹、二把、二簧、胡呼、月琴、三弦、八角鼓、二胡、笛子、笙等乐器。

鼓儿词的伴奏乐器分打击乐器和拉弦乐器两类。其中所有的打击乐器均由一人操纵，而拉弦乐器则有不同的人伴奏。在鼓儿词的拉弦乐器中，有三种为其主奏乐器，分别是二簧、二把和胡胡，通常把它们称为襄垣鼓书弦类乐器中的三大件，其中二簧为领场乐器，承担整个乐队的主旋律。除此三件以外，二胡、板胡和三弦等拉弦乐器则需要根据人员多少情况或说唱内容来决定其是否应用，通常乐队人员多或在借用上党梆子、上党落子或河南豫剧中的唱腔表演时才使用。若乐队表演人员有限，则优先使用三大件主奏乐器。

柳调的伴奏乐器分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两类，打击乐器有八角鼓或简板（原来没有，近代新加入）；弹拨乐器有月琴。柳调的打击乐器原本只有八角鼓，后因各种曲艺的交流融合，襄垣鼓书的伴奏乐器中加入了简板，所以柳调在之后的表演中一般多使用简板作为打击乐器，或者是直接不用打击乐的单人自兼弹拨乐器进行表演。

襄垣鼓书中的板式可分成三大类，结构板式、基础板式和特殊板式。结构板式主要有叫板、起板、送板和切板四种，它们是整个唱段的框架，在鼓儿词和柳调中都有使用；基础板式主要有大板和流水板两种，大板为鼓儿词的基础板式，流水板为柳调的基础板式，它们都为陈述性板式；特殊板式主要有哭板、抢板和垛板，它们意在表现一些特殊的情绪或特定的情节，都有其特殊的功用。

襄垣鼓书中常用的曲牌有五个，分别为【满堂红】【小拾番】【打连成】【放风筝】【绣荷包】。这五个曲牌分别是由不同的器乐曲或民歌小调改编发展而来，形式上也有不同，它们有纯器乐演奏的曲调，也有带词演唱的曲调，这两种形式都有其各自的用法。分为“暖场曲”和人物“剧中曲”两种类型，暖场曲一般用在开头或串场的部分，通常为纯器乐演奏的曲调。

传统书目

襄垣鼓书由于历史悠久，襄垣鼓书传统书目丰富，长篇书目有《五女兴唐传》、《金鞭记》等三十余部。中篇有《杨七郎打擂》、《高文举宿花亭》等四十余部。小段有《小二姐做梦》、《小两口争灯》、《穷汉过年》、《皇历迷》等八十多段。

代表曲目

襄垣鼓书来自民间，说唱内容多是民间故事，如传统作品《皮鞭记》《洗衣记》《烈女传》《包公案》等等。近现代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如革命作品《送子参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70多部，现代作品如《南街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等200多部作品。

流行地区

襄垣鼓书主要流行于晋东南的山西省襄垣县及武乡、沁县、屯留、长子、潞城、黎城、壶关等地。

主要特征

月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艺人们在当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影响下，自动解散了“三皇会”，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编演了《打蟠龙》、《打段村》、《血泪仇》等新的曲目，起到鼓舞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襄垣鼓书进行了全面挖掘整理。

演出方式

庙会

襄垣鼓书的音乐唱腔独特而丰富。由早期传统的“鼓子词调”和后来形成的“柳调”两个系统融合而成，属于板腔体裁。以至于在艺术的表演和传承方面，两个系统仍各有侧重、各成体系。其音乐唱腔不仅具有快、慢、跺、抢等多样性的唱法，而且有着哭、悲、喜、怒等功能化的唱腔。并有起板、二性板、紧板、慢板、散板等多种板式，和十多种常用的器乐伴奏与闹场曲牌。长期的发展流变中，又逐渐吸收融会了当地的地方小调、道士化缘调、民间叫卖调以及梆子、落子、秧歌等等的唱腔元素，深受当地民众喜爱。

艺术特点

襄垣鼓书的内容主要来自民间，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反映了当地丰富的民俗风情。如说“愿书”、“神书”。举凡当地庙会、祝寿、满月、婚丧、暖房等等农家大事，襄垣鼓书都被请来助兴或充作仪式。襄垣鼓书艺术以师徒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方式，传授方式为单师传单徒，截至目前，共传九代，早期艺人以说书为主，兼作算卦等营生。

襄垣鼓书艺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为保护和传承自身艺术，发明形成了一种称之为“调诀”的独特行内“暗语”，俗称“调噱儿”。是一种便于内部交流的特殊行话术语。过去主要在“鼓儿词”的盲艺人中间使用，“柳调”和明眼艺人不用。襄垣鼓书不仅承载了当地人对于生活的认识、理想、愿望和趣味，而且大量蕴含着当地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活常识，使得襄垣鼓书的

主要结构

宣传会演

1998年中国音乐家协会“采风”团观看了襄垣鼓书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著名作曲家生茂先生称其为“中国的摇滚乐”。

襄垣鼓书音乐研究专家、1985年《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西卷》（长治集）编委王德昌老师；襄垣县图书馆长、当地著名秧歌剧演员韩国俊，襄垣县曲艺队现任队长李杞，原曲艺队业务队长、当地著名老艺人王俊川，曲艺队演员、当地著名老艺人贾福明，以及王显平、余焕成、郝水成、曹彦明、张俊华、申素兰、路水清、马兴平、余芳芳等中、青年曲艺队演员。观看演出、录音录像、收集和研读资料、比较研究等工作，以期尽可能客观地展现襄垣鼓书全貌，找出襄垣鼓书衰落的症结，谋求一剂振兴襄垣鼓书（以及有相同境况的民间曲种）的“良方”。

唱腔乐器

襄垣鼓书经历了单曲体——基本曲调板腔变化体——板腔综合体三个发展阶段。所谓板腔综合体，即在板腔体的基础上插入其它曲牌的综合体结构。

艺术传承

1.鼓儿词，又称大板，襄垣鼓书最古老、最基本的板式之一。一板一眼，2/4记谱，词格为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句结构，均落5音。因节奏、速度变化，又分为慢板、二性板、紧板三种。

2.柳调，源于民间曲调《莺歌柳》，有板无眼，1/4记谱，词格为七字句或十字句，上下句结构，上句落1或6音，下句落5音。因节奏、速度变化，又分为柳调、紧柳调、垛板。

3.抢板，鼓儿词或柳调之间较长的连接部分，用于描述场景，上下句结构，上句落5音，下句落1音。演唱时，无伴奏，句间无过门，只用梆板打节奏。因速度不同，分为慢、快两种。

慢抢板，多转接鼓儿词的慢板、二性板或柳调，一板一眼，2/4记谱，切分节奏，一般为两人对唱。

快枪板，多接鼓儿词的紧板或柳调，有板无眼，1/4记谱，有对唱、独唱两种形式。

4.哭板，分为大哭板、小哭板、散哭板三种。

大哭板，独立成段，也可转接鼓儿词的慢板、二性板或柳调，有四句式、六句式、八句式三种唱法。

小哭板，曲调与其它板式不同（从其旋法来看，笔者认为应是一个独立曲牌，有待进一步考证），一板一眼，2/4记谱，速度较大哭板快。

散哭板，一板一眼，2/4记谱，速度较大哭板慢。

此外，以上四种板式都有各自的叫板、起板、过板、转板、送板、切板等辅助板式。

（二）风搅雪

襄垣鼓书在演唱基本板式中，还常常有夹唱襄垣秧歌、上党梆子、上党落子等其它剧种板腔的情况，俗称“风搅雪”。

开场曲牌：吸收、借用上党梆子、民间小调以及解放后的革命歌曲等。常用的有：满堂红、打开门、小开门、大拾番、小拾番、刮地风、绣荷包、九连环、靠山红、打连成、割韭菜、渡灵英、十朵花、放风筝、楼上楼、南瓜花、柳叶青、叫五更、摘棉花、摘葡萄、抹底儿等二三十首。

间奏音乐：多用各板式的曲调片断。

分类名称定弦（外-里）备注

拉弦乐器二簧25领奏乐器，主奏乐器之一

襄垣鼓书

胡乎15主奏乐器之一

二胡51或36弹拨乐器月琴15主奏乐器之一

三弦515

打击乐器平板鼓置于演奏者正前方桌上（演奏着右手持“锣槌”击打）

卦板演奏者左手持

木鱼置于演奏者与平板鼓中间

小锣高音、堂音置于平板鼓右侧

小镲置于平板鼓左侧

大锣平筛、中高音悬于方桌下方（演奏者脚绑“锣槌”操打“锣槌”击打）

襄垣鼓书以二簧、二把、胡乎、月琴为主奏乐器，一人操全套打击乐，且每个人基本上都会所有的伴奏乐器。传统襄垣鼓书没有吹奏乐器，但有时为招揽观众，也常在开场之前以唢呐、笙等，吹奏一些上党梆子、上党落子和歌曲。近几年，为了演出效果还加入电子琴、大提琴等。

四、书目

（一）传统书目：反映民间神话传说，民间英雄、贞女故事为主，中、长篇，约140余部。

（二）新创书目；宣传政治主题，针砭时事，讽刺社会不良行为，中、短篇，作品极多，具体数字不详。

曲艺价值

襄垣鼓书是现存北方鼓书类曲艺中历史较为悠久的曲种之一。不仅保存了许多宋元“鼓子词”的艺术基因，而且吸收化用了明清以来诸多当地民间相类艺术的诸多元素，说唱方式独特，唱腔曲调丰富，传统书目众多。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和学术价值。长期以来，举凡节日娱乐、婚丧嫁娶、祈福禳灾、兴建迁徙等生活礼仪和民俗活动，都有襄垣鼓书的演出作为重要的仪式和内容。几百年来，襄垣鼓书在上党地区广泛流行，已经成为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娱形式。

襄垣鼓书的表演者为盲艺人，其传承方式一直延用口传心授的模式，说唱艺人通常没有音乐理论基底，对理论知识的认知和了解极少，唱腔、曲调等的学习只靠死记硬背，他们多数开始从事这个行业都是迫于生计，社会地位不高，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低下，几乎没有人能够去整理出一套详细的资料以供学习。一些优秀的知名老艺人因年事已高，陆续退休，甚至去世，青年人里懂退情者甚少。襄垣鼓书后继乏人，急需保护。

传承保护

清道光年间，襄垣三皇东会艺人史金星吸收揉合了当地的民歌小调和道士的“化缘调”，对鼓儿词的唱腔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咸丰初年，史金星的徒弟路永泉自编中、长篇书目，题材扩大为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为了更好地表现书中的戏剧冲突和刻画人物性格，他开始将地方戏曲上党宫调、落子、襄垣秧歌的掺入鼓书中。之后，盲艺人苗喜来在原唱腔基础上，创造了“悲板”和“抢板”。

民国初年，五代传人段明和在原有的紧、慢、悲、抢诸板的基础上，创造出起板、二性、垛板、截板，还将抢板细分为慢抢、紧抢两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襄垣鼓书的板式。其弟子侯义成、董才元等成功地把上党梆子、上党落子、襄垣秧歌完美地揉合到鼓书中，形成了襄垣鼓书中自如夹唱其它剧种板腔的特点。同时，董才元开创了一人操全套打击乐的先例。

在鼓儿词发展的同时，另一种以“明眼人”为主的说唱形式也悄然出现。据“柳调”第五代传人宋双环《襄垣“柳调”名艺人师徒排列表》）回忆：清光绪年间，襄垣县善福村秧歌明眼艺人田维，在“鼓儿词”的基础上，结合当地流行的小调《莺歌柳》，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唱腔，称为“柳调”，上下句反复说唱，开始只持八角鼓伴奏，后加上胡乎。

民国初年，“柳调”的伴奏乐器改胡乎为月琴，唱腔上出现了哭板、抢板、紧板。同时，开始与盲人演唱的“鼓儿词”交流融合，“明眼艺人”与盲艺人互相学习，逐步形成了今天的“襄垣鼓书”。此时的鼓书内容既有“神书”、“愿书”，也有民间故事和传说，且篇幅较长，有的可以说十五天至二十天。因盲人的行动不便，故很少有表现战争、打斗场面的书目，多是反映“忠与奸”、“才子与佳人”的主题。说唱形式为：乐队人数增加到五人以上。一人坐于乐队中间操全套打击乐器，文乐伴奏乐器：一人操作二簧（唱秧歌、鼓书）、矩琴（唱梆子）、板胡（唱落子），其余人分别操二把、胡乎、三弦、月琴、二胡、低胡。唱腔有起板、二性、紧板、慢板、垛板、截板、慢抢板、紧抢板、哭板等多种板式；曲牌以鼓儿词基本曲牌为主，夹唱其它剧种曲牌，属板腔综合体；叙事兼抒情且能表现戏剧性冲突，唱多说少。击乐者为主唱，伴奏者按书目中的角色分配，担当一至两个角色，大致分出了生、旦、丑等行当。这一时期，襄垣鼓书的板式与演唱形式基本定型，并开始初步发展。但是盲艺人社会地位仍然十分低下，被称为“下三行”。

2018年12月14日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文化局以“传承文脉留住乡愁”为目标，推进非遗保护工作。襄垣县在成立了非遗中心的基础上，对乡村两级文化管理员进行了非遗知识、非遗法律法规培训，共举办非遗培训5次，参训人员达2000余人次。采取录音、录像的抢救性保护措施，对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进行整理，编撰了《歌者向天——襄垣鼓书瞽师们的口述》，并初步建立了非遗项目名录保护体系。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平台，从采集、编录、存储实现了非遗资料数字化管理。对濒危的“非遗”项目及年老体弱的传承人进行全面的拍摄、记录，并及时形成档案、建立数据库。组织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广场活动，扩大了非遗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社会影响力。

王俊川

王俊川，男，1938年7月26日出生，襄垣县西关村人，山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八岁时因病失明，十三岁参加县曲艺队拜河南人崔进学为师，学唱河南坠子、后拜董才元说襄垣鼓书，十七岁出师，掌握了全套的演奏技术，精通二簧、二把、月琴、三弦等乐器演奏，后来又学会吹喷呐，嗓子好，声音宏亮，字正腔圆，既能说书又能唱戏，是襄垣鼓书的全把式，很受群众欢迎，一直担任组长、队委等领导职务。能自编节目，改革唱腔，设计音乐，在各个中心工作中曾自编作品，代表书目是《徐公案》、《青烈传》、《五女兴唐传》。2009年6月，王俊川入选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兴盛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八路军进驻太行山之后，襄垣鼓书开始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盲人们摒弃了卜卦、说“神书”，开始以“宣传进步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创作主题，创编新书，在太行山区义演。——这种社会功能的转变，使得襄垣鼓书迅速成为了太行山地区最具影响力、最为流行的说唱曲种之一。同时，襄垣鼓书在创作思路上开始紧跟时代主题，而且这种创作传统被继承下来，直至今天。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领导下的专业团体的建立和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民间流散艺人、民间班社也迅速增多，形成了双轨发展的现象。

社会功能的转变

1.“三皇会”解体与“盲宣队”成立——组织机构的变更

据王德昌老师整理的“襄垣鼓书大事年表”载：1938年1月，襄垣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襄垣第一个盲人爱国宣传组，随后太行山地区相继成立了“盲人爱国宣传队”、“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等等一批进步的盲人曲艺宣传组织，召集和吸收了大批民间的盲艺人，在太行山区以曲艺形式宣传抗日。此外，太行五县曲艺联合会还召开了三次会议，在会上传达新政策、新指示，并进行新书交流。1945年秋，襄垣的三皇会解体，成立了“襄垣县盲人爱国宣传队”（以下简称“盲宣队”），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为主，配合形势进行宣传活动。宣传队下设若干小组，每组5—8人，平时只有一组留守曲艺队，其他组按地区分片走村串户进行演出，吃住由当地村长安排在农户家中，年终或有新编书时回到队里集中学习。这个时期，襄垣鼓书在曲调、曲牌、板式结构、创作题材以及学习和借鉴姊妹艺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高度发展，并且在太行山地区广泛地流传开来，扩大了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襄垣县盲人爱国宣传队继续保留，全体队员都为城镇户口，享受供应。至此，襄垣鼓书开始以政府专业团体的形式，开始了更新更快的发展。

2.紧跟时代主题——创作思路的彻底革新

1953年7月文艺界开始大整风，盲宣队组织全体成员学习，提出“我们宣传队不搞口是心非，嘴里高唱社会主义，暗地偷搞封建迷信”的口号。从此，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襄垣鼓书和盲宣队的主要任务，“紧跟时代主题”成为其艺人创作的一种传统。

革新与兴盛

1.襄垣曲剧——襄垣鼓书的第一次移植

1959年初，襄垣县政府鉴于襄垣鼓书一直局限于盲人说唱的范围，对继承与发展这一说唱艺术有很大限制，且很多盲艺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故决定成立襄垣曲艺培训班，招收外形、声音条件好的身理健全的青年男女，聘请当地名艺人、基层音乐工作者等担任教师和指导，开始了襄垣鼓书的移植工作，1960年又成立曲艺团，并欲改名为“襄垣曲剧”。山西省文化厅、山西省曲协将襄垣县曲艺团列入全省重点剧团。然而，随着1962年山西省文艺团体整顿，襄垣县曲艺团解散。曲艺团演员一部分调入县秧歌剧团和曲艺队（曲艺队即“盲宣队”。据曲艺队盲艺人王俊川介绍，“盲宣队”于1957年改名为曲艺宣传队，1962年在曲艺团解散不久，曲艺队也解散了，所有队员包括盲人户口全部迁回农村，由各村公社组织演出。），一部分自谋出路（多改为民间说唱）。

襄垣县曲艺团的成立，是对襄垣鼓书改革的一个非常好的探索，尽管存在时间很短，但却极大地推动了襄垣鼓书的发展。在培训过程中，当地名艺人和基层音乐工作者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唱词、唱腔、音乐过门及表演进行了全面大胆的革新，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襄垣鼓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据时任曲艺培训班指导的王德昌老师回忆：“当时编演的剧目，很受群众欢迎，几乎是演一个火一个”。

尽管曲艺团最后解散了，但从另一发展角度来看：他们充实到农村之后，通过村公社组织演出和搭班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襄垣鼓书的影响，培养了大批观众。

同时，他们与当地极少数流散于民间的鼓书艺人搭班演出，相互交流学习，很大地提高襄垣鼓书整体艺术水平。并为襄垣鼓书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曲艺队现状

（一）组织机构。仍沿袭建队初的传统，设队长一名，副队长两名，会计一名，宣传队下设若干小组，每组5—8人，平时只有一组留守曲艺队，在城内演出。其他组按实现划分好的地区，分片走村串户进行演出，一年一换。

（二）人员流动状况。从业人员与分组数逐年减少，年龄段逐渐增大。

受社会尊重程度

从时间上来看，曲艺队90年代之前比90年代之后受尊重。从群体来看，老年人比年轻人尊重曲艺队员。原曲艺队业务队长、当地著名老艺人王俊川这样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称“宣传队”、“曲艺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大部分人仍这样叫，有些叫“盲人说书的”，还有叫“瞎子们”的；到现在，叫“盲人说书的”，甚至“瞎子们”的，年轻人占多数。20世纪80年代，县委领导对待曲艺队的态度，曾使得使曲艺队状况好转起来。

曲艺队员对自身现状的认识

1.因为盲人生理上的残疾，所以为了生计只能学说书。同时，盲人们生活要求不高，所以可以长期稳定的在曲艺队带下去，从而使一直能够传承下来。可是现在的人们不只要听书，还要看“说书”，即喜爱看走场说书。

2.技术技巧上，经费不足，没法排练，因此人们就更不愿听鼓书了。

3.现在的年轻人从小耳朵里没有灌输鼓书音乐，所以有个社会教育环境的问题。

4.没有学徒，是由于曲艺队不能给予经济上的保障，同时鼓书艺人也不受尊重，如，李：1994年的时候，曲艺队里还有十几个小姑娘，带着下乡联系演出，干部们有的漫骂、给白眼，我们看不见。可是，小姑娘们看的见，受不了，再说也挣不上几个钱。

曲艺队员针对自身状况提出的一些解决办法

1.曲艺队一方面由继续保留盲人说唱；另一方面，招收一批明眼人以舞台形式发展襄垣鼓书。——后一点，在襄垣鼓书的发展历史上是尝试过的，且效果甚好。

2.将曲艺队员编入国家编制，或者提供办公经费。

重要活动

2017年9月4日，山西首届长治艺术节上，四名盲人老艺人表演襄垣鼓书，本次表演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襄垣鼓书起到了积极作用。^[1]

2018年6月7日至14日，在天津市举办的全国非遗曲艺周中，中国127个大项的曲艺类国家级非遗项目全部参演，长治市襄垣县的襄垣鼓书曲艺表演站上全国舞台。^[2]

入选非遗

2008年6月7日，山西省襄垣县申报的“襄垣鼓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