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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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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河中游地区历史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2700年，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西至河湟，北至河套，东至太行山−豫东，南至淮河–汉水流域，以关中豫西晋南地区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是黄河中游地区一种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其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即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持续时长2000年左右），分布在整个黄河中游从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省之间。因1921年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惯例，将此文化称之为仰韶文化。其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关中豫西晋南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地带。
韶文化的源头可追溯至距今八九千年的贾湖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等地。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它向外具有较大辐射力。尤其是彩陶的大范围传播，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代表了史前第一次艺术浪潮，波及周边地区，达到史前艺术的高峰。
2022年2月23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考古新发现，考古人员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小王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时期遗存，出土大量陶器及少量石器、骨器等，这对研究仰韶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面貌提供实物资料。
文化发现
仰韶文化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仰韶乡境内，距县城10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呈缓坡状，遗址东西两侧各有深沟，北依韶山，东、西、南三面环水。遗址坐落在县城北7.5公里饮牛河西岸仰韶村南、寺沟村北的台地上，南北960米、东西480米，面积约36万平方米。遗址向北可达晴山的山峰之一——韶山。仰韶村村名即取诸仰望、崇敬韶山之义。
安特生
安特生在北京根据刘长山的发现和调查结果，初步推断仰韶村可能是一处相当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在取得了中国北洋政府同意后，亲自来到渑池县仰韶村调查。安特生在其1934年出版的作品《黄土的女儿》（英文版）中对这次调查经过有详细的记述：
安特生和几个助手到达渑池后，住在县城西关福音堂（瑞典籍牧师史天泽传教处），由县政府知事胡毓藩指定第三科录事王茂斋陪同，并派警察护送去仰韶村。安特生从县城东一里河东北上，到达仰韶村，住于村民王兆棋家，共居住了8天。安特生每天忙于观测、照相、搜集器物，在村南的冲沟断面上发现有灰层、灰坑和陶片的堆积，在堆积的下层还发现了精制的彩陶片和石器共存。又经过一天的观察发现一件石锛和一些彩绘陶片。安特生将收集的大量石器、陶器和部分骨器、蚌器装为4个木箱，仍用火车托运回地质调查所。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对收集器物又进行了详细研究，感到仰韶村古文化遗址相当重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安特生向当时的农商部部长张国淦和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颧递了请示报告，得到中国北洋政府的正式批准和河南省政府、渑池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后，开始了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文化状况
文化分期
仰韶文化的分期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分三段，5000BC ~4900BC ~4300BC~4000BC。典型遗址有陕西省临潼零口遗存、河南省长葛石固遗址、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河南省方城大张庄遗址、陕西省西安半坡遗址、陕西省渭南史家遗址、河南省安阳后岗遗址、河南省浙川下王岗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凉城石虎山遗存等；中期（4000BC~3500BC）典型遗址有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其类型分布范围在仰韶文化诸类型中最广泛）、河北省曲阳县钓鱼台遗址、河南省邓州八里岗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凉城王墓山遗址；晚期典型（3500BC~2900BC）遗址有山西省芮城西王村遗址、甘肃省武山石岭下遗址、河南省荣阳秦王寨遗址、河南安阳大司空村遗址、河南省镇平赵湾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海生不浪遗址。
文化类型
由于仰韶文化内涵丰富，分布地域辽阔，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差异很大，形成不同的文化类型。依据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参照学术界传统看法，将仰韶文化划分为六区、五段、19个类型（或遗存）：在仰韶文化区系中，关中豫西晋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已发现遗址约2000多处。自1921年发掘仰韶村开始至2000年，已开展80年的工作，发掘遗址最多，揭露面积最大，发现遗迹遗物最为丰富。区内有5个文化类型：零口二期遗存、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及西王村类型；甘青区位于仰韶文化分布的西区，已发现遗址1000处左右，主要分布在陇东地区。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豫中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区，已发现仰韶文化遗址数百处。主要分布在郑洛一带。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石固五期遗存、后岗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豫北冀中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东北区，发现遗址很少，约100处，其中豫北约30 ~ 40处、冀中南约50处左右。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南区，已发现遗址较少，不足百处。区内有4个文化类型：大张庄遗存、下王岗类型、八里岗类型、赵湾类型；陕晋冀蒙长城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北区，已发现遗址较少，约100多处。区内有3个文化类型：石虎山遗存、王墓山类型、海生不浪类型。
典型类型举例：
半坡类型
代表：西安半坡村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
器型：圆底或平底的盆、小口长颈大腹壶、圆唇直口鼓腹罐
风格：朴实厚重 彩绘纹样：动物纹（人面纹、鱼纹、鱼鸟结合纹、鹿纹）几何纹（写实纹饰－抽象几何纹）编织纹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人面鱼纹盆）
鹿纹彩陶盆 人面鱼纹盆 鱼鸟纹细颈瓶
2、彩陶船形壶
这件陶钵的底部有布纹印痕，是制陶时把未干陶坯放在麻布上衬垫所致。
庙底沟类型
风格：挺秀饱满、轻盈而稳重
彩绘纹样：纹样多为两端相交组成的新月形、叶形、花瓣形纹（植物纹），以及弧线与直线相交而构成的三角形纹（几何纹），还有少量的动物纹和编织纹。
经济状况
农业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采集和渔猎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它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以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手工业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仰韶文化的农耕石器包括石斧、石铲、磨盘等，除此之外还有骨器。除农耕外仰韶文化的人显然还进行渔猎。在出土的文物中有骨制的鱼钩、鱼叉、箭头等。仰韶文化前期的陶器多是手制的，中期开始出现轮制的。一些陶器上留有布和编织物印下来的纹路，由此可见仰韶文化有编织和织布的手工业。在发掘的动物骨头中除猎取的野生动物外还有大量狗和猪的骨格，羊比较少。
仰韶文化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 当精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栗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并有狗。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集。各种水器、甑、灶、鼎、碗、杯、盆、罐、瓮等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红色，多用手制法，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制造。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制陶业发达，较好地掌握了选用陶土、造型、装饰等工序。多采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用慢轮修整口沿，在器表装饰各种精美的纹饰。陶器种类有钵、盆、碗、细颈壶、小口尖底瓶、罐与粗陶瓮等。其彩陶器造型优美，表面用红彩或黑彩画出绚丽多彩的几何形图案和动物形花纹，其中人面形纹、鱼纹、鹿纹、蛙纹与鸟纹等形象逼真生动。不少出土的彩陶器为艺术珍品，如水鸟啄鱼纹船形壶、人面纹彩陶盆、鱼蛙纹彩陶盆、鹳衔鱼纹彩陶缸等。陶塑艺术品也很精彩，有附饰在陶器上的各种动物塑像，如隼形饰、羊头器钮、鸟形盖把、人面头像、壁虎及鹰等，皆栩栩如生。在半坡等地的彩陶钵口沿黑宽带纹上，还发现有50多种刻划符号，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在濮阳西水坡又发现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是中国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原始时代龙虎形象。
中国的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这时的陶器是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次之。红陶分细泥红陶和 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有的也掺杂少量砂粒。在仰韶陶器中，细泥彩陶具有独特造型，表面呈红色，表里磨光，还有美丽的图案，是当时最闻名的。细泥陶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所以考古上常将仰韶文化称为彩陶文化。西安市半坡村发掘的彩陶盘也是属于仰韶文化的产品。
制陶业
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土地纹罐）
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
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 7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生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
仰韶文化
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它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 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石器制造业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居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建筑氏族
仰韶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文化，其村落或大或小，比较大的村落的房屋有一定的布局，周围有一条围沟，村落外有墓地和窑场。村落内的房屋主要有圆形或方形两种，早期的房屋以圆形单间为多，后期以方形多间为多。房屋是泥草混合形式，房屋的墙壁是泥做的，有用草混在里面的，也有用木头做骨架的。墙的外部多被裹草后点燃烧过，来加强其坚固度和耐水性。选址一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这里土地肥美，有利于农业、畜牧，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
文化研究
研究阶段
自1921年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和研究开始，到2000年，经过80年仰韶文化考古研究，安特生（瑞典人）、李济、梁思永、尹达（又名刘耀）、夏鼐、苏秉琦、安志敏、石兴邦、余柱臣、吴汝祚、杨建芳、赵学谦、张彦煌、谢端据、任式楠、邵望平、吴耀利、王仁湘、朱乃诚、陈星灿、赵春青、张忠培、李仰松、严文明、赵辉、宋兆麟、许顺湛、安金槐、李友谋、李绍连、杨肇清、丁清贤、李昌韬、郭引强、张松林、巩启明、魏京武、杨亚长、王志俊、张学正、张朋川、朗树德、唐云明、田广金、田建文、田昌五、张之恒、曾骥、张光直（美国人）等几代学者的努力，已调查发现遗址5000多处，试掘或发掘过的遗址200多处，揭露面积19.4万平方米。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已发表或出版调查发掘简报、报告200多篇，各类研究文章500多篇。其成绩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研究中，最为突出。
从1921年起，共80年仰韶文化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921~193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调查发现阶段。这一时期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时期。作为仰韶文化开始发现和初步研究时期，中外学者在田野调查和发掘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经验，为后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出现了一些弯路和失误。在工作中人力和经费有国外的成分参与。安特生对仰韶文化性质的判定，即对中国石器时代的确立，其研究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这是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大贡献。但安特生受时代局限，提出了仰韶彩陶西来说的假说，从而得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结论。
1931~1937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形成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在黄河流域东西部二元对立学说，梁思永的论文《小屯龙山与仰韶》成为这一学说的代表作，这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豫西庙底沟遗址发掘后，认识到其错误，才逐渐被人们所摒弃。
1937~1949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缓慢进展阶段。1937年，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南迁，考古发掘活动衰落。1945年后的国内战争，也对考古研究带来了一定影响，田野考古基本停顿。这一时期的仰韶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主要集中在陕甘青地区。
1949~1971年为仰韶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
遗址发掘
仰韶村遗址被发现后，先后经过1921年、1951年、1980年共三次发掘，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等，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第一次发掘之后，依据考古惯例，该文化被命名为“仰韶文化”。1957年1月，仰韶村文化遗址被公布为渑池县文物古迹保护单位。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仰韶村文化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仰韶村遗址成为中外史学界、考古界向往的“文化圣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作为20世纪中国考古100件大事之一，列入河南十大考古发现之中。
仰韶村遗址，从1921年发现后，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发掘。
第一次发掘：
1921年10月27日开始发掘，12月1日结束，历时36天。发掘由安特生和地质学者袁复礼主持，地质调查所采集员刘长山、陈德广、白万玉、姚某、张某（后二人佚名）5人参与，加拿大骨骼研究专家步达生（D·black）博士和奥地利生物学名誉技师师丹斯基（O·Zdansky）博士也参与了后期工作。发掘者在暴露灰层及遗物较多的东西沟和路沟断崖处开发掘点，沿着这些冲沟发掘了17个地点。由于当时已是冬季，为赶时间，在工地上搭了帆布篷，点着汽灯、马灯，夜以继日工作。遗址的发掘收获相当丰富，发现大量的文化堆灰层和袋形灰坑，获得了一批磨制石器、骨器、蚌器和大量陶器。这些器物分装为11箱，用火车运送到北京。以后，又经中国北洋政府同意，将部分器物运到瑞典，建立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刚从美国归来的学者袁复礼在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对遗址进行全面测量（按照1：2000和5厘米等高线绘制了仰韶村遗址地形图和仰韶村南部等高线图——这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一幅等高线图），还负担和当局的交涉工作。发掘仰韶村遗址的同时，安特生等还在仰韶村西边的不召寨村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并发掘了杨河村、西庄村等史前遗址。
安特生回到北京后，开始了系统的研究。从仰韶村探沟的剖面上，发现是远古人类居住过的遗迹。又结合运回的各类器物，初步认为仰韶村遗址是一个远古文化，即仰韶文化的连续堆积。按照当时国际上考古学惯例，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
安特生在在仰韶村发掘中，贡献非常之大。使用手铲、毛刷、铁钩、皮尺、卷尺等由美国带来的发掘工具，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考古工具，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发掘仍主要使用的传统工具。采用的开挖探沟了解地层的方法，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当为首次，至今仍在沿用。仰韶村成为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个史前聚落遗址。发掘中，其按水平层位记录遗址的方法，打乱了自然堆积所形成的层位，忽略了文化层中遗迹、遗物复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因此安特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将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当时尚未证明是一种考古文化）混为一谈；重点关注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将其与中亚的安诺彩陶简单比较（注意其纹饰差别），认为前者源于后者，从而得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安特生的这两个错误结论，尤其是后者，长期以来在考古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调查发掘及其研究资料，经过系统整理，撰写了《中华远古之文化》（载《地质汇报》第五号第一册，1923年），成为关于仰韶村遗址的最初报道，是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发掘简报，后由袁复礼译成中文。安特生后来又在《河南史前史研究》（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第9期，1943年）中，对发掘工作有一些补充说明。
第二次发掘：
1951年6月2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夏鼐、安志敏等4名专家学者到渑池县对仰韶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从7月2日开始，开挖了一条探沟（20×2米）和一个灰坑，切到了安特生当年所发掘的旧探沟，发现有排型稠密的墓葬9座，出土仰韶红底黑彩和深红彩的罐、碗，小口尖底红陶瓶，灰褐夹沙陶鼎等。同时，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龙山式的磨光黑陶、压印方格纹灰陶、篮纹陶、灰绳纹鬲、带流陶杯等，文物资料丰富。从地层关系来看，墓葬是在遗址废弃后才埋进去的，无随葬品。地层中所含陶片有明显冲刷痕迹。同时，又在断崖发掘了10个灰坑，坑壁用草泥土涂抹平整，其中的陶片具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因素。在二次发掘中，还对仰韶村附近的下召寨、下城头和羊河村等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
第二次发掘后，提出了遗址存在着“仰韶和龙山的混合文化”的看法。后来研究表明，这个提法也是不正确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是不同的文化类型，两者是上下承接关系，但不存在两种文化的混合类型。
第三次发掘：
1980年10~11月和1981年3~4月，为探寻仰韶人的居住和生活状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先后派赵会军、丁清贤等带队，分成两批，先后有4名考古工作者参加，在渑池文化馆的配合下，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
发掘是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台地展开的，其主体工程在路东的建房区。共开挖探方4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共200余平方米。发现房基4处，窖穴41个，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613件。
仰韶文化遗址发掘现场
仰韶村遗址经过三次发掘，获得资料的证明：遗址包涵了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它们的关系是承上启下，相互衔接的。至此，仰韶村遗址内涵得到了准确结论。
仰韶村遗址和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仰韶村遗址虽然是仰韶文化的首次发现地，但由于仰韶村遗址是不同地层相互叠加，一度引起了仰韶文化概念的混淆；三次发掘后，其内涵基本清楚，但碳14鉴定尚待进行；仰韶村遗址是文化圣地，但其本身却不被认为仰韶文化的典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2014年7月，许昌市文物局组织省、市勘探队，在配合华豫樽置业广场项目进行考古勘探中，发现一处面积48227平方米，文化层厚约3米的仰韶文化遗址。
新发现遗址处于许昌市东城区，天宝路与魏武路交叉口附近。经初步勘探，具体位置在华豫樽置业广场项目西半部（规划的西大门）、十里庙小区南部及小区以南地块，紧靠一古河道的河湾分布。距地表深约1～3米，自北至南逐渐加深，掩藏于冲积土层之下。
从勘探出的加沙陶片、绳纹红陶片等器物标本及土层包含物分析，该遗址应为距今7000～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且仰韶文化以后的堆积层明显。
后续发现
2021年11月10日，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传来消息，在配合太原市国科大材料能源学院附属中小学项目的建设中，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项目施工区域内发现一处距今有5500多年的仰韶中期文化遗址，对于研究太原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构建该地区史前文化序列、探讨太原及周边地区史前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也是近年来太原辖区内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史前聚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2022年6月，在河南新乡牧野区牧野镇大朱庄的新飞大道北延工程考古发掘现场，发掘出距今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
全国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情况统计
（截至2000年）
省（区） | 发掘遗址（处） | 发掘面积（平方米） | 合计 | |
20~60年代 | 70~90年代 | |||
陕西 | 60 | 28292 | 45734 | 74026 |
河南 | 60 | 18253 | 36448 | 54701 |
山西 | 28 | 1637 | 6881 | 8518 |
河北 | 16 | 5310 | 4167 | 94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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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保护
仰韶村遗址面积近26公顷，分布于仰韶村的前东、前西、后门、寺沟等4个村民小组，其中寺沟达12公顷。遗址内建房窑、修道路以及农田建设等，都需要动土，因此必须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管理和保护。
仰韶文化遗址自1921年以来，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自觉保护，遗址所在的仰韶村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了村民组成的文物保护小组。“文化大革命”期间，仰韶村遗址遭到了个别村民的破坏，为此，仰韶村制定了三条规定：在遗址内不许打窑盖房，不许深翻土地；指定取土场地，严禁挖灰土积肥；遗址保护区内动土工程必须逐级上报，经批准后动工。1978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仰韶村规定各家各户既是责任田的主人，也是地下文物的保护者，并重新制定了保护公约，规定“六不准、两统一”，即不准起坟、不准打窑、不准机耕、不准深翻、不准挖沟挑壕、不准打井修渠，统一安排用土场地、统一规划住房用地。此后，从未出现在遗址区内机耕、起土、深翻和随意建房等现象。但由于自然破坏，遗址仍面临着裸露灰坑、断壁上文化层的保护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1989年，渑池县政府报请河南省人民政府，以豫文政字〔1989〕215号文件批准了遗址保护范围，向东、南、西扩展至自然沟，向北包括仰韶村及其周边环境。
1992年后，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筹集资金数十万元，以根治仰韶村遗址断壁上裸露的灰坑、窑藏、房基、文化层的水土流失为突破口，采取下列保护措施：在3000米的地堰上种植根系发达的迎春花；在遗址区内沟叉交错的主要地段修建导水槽、护水坡1000平方米，控制洪水对遗址重要部位的切割；借鉴商城遗址的保护措施，对暴露文化层和灰坑较集中部位，建立“仰韶村遗址断壁保护陈列室”。这些保护措施得到了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和有关专家，特别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刘东生、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严文明等的一致肯定。
仰韶文化博物馆
1998年6月，修成了仰韶村遗址断壁保护房，长50米、宽4米，占地300平方米。重新修建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袁复礼题写的“仰韶村遗址”标志牌，设计制作版面13块，展柜13个，复制340余件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器物，展示了仰韶村遗址自发现以来出土的珍贵文物，介绍了仰韶村遗址的历次发掘经过、文化内涵及仰韶文化的其他内容。
相关说明
有两个学术问题需要说明：
一是“安特生的行为是否是文化侵略”的问题。安特生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调查所，其在中国的一切学术活动，均是为中国北洋政府工作，本不存在“文化侵略”的问题。由于安特生把许多珍贵的调查和发掘文物，尤其是一些精美的仰韶时期彩陶，一部分运到了瑞典，存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另一部分于1927~1936年分7批归还了中国（由于日本入侵中国，这些文物不翼而飞，成为疑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安特生被诬为“文化特务”，其行为也成了“文化侵略”。其实，安特生和地质调查所的丁文江有过一个协议。安特生采集的仰韶村遗址陶片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发现的古文物，一半属于中国北洋政府，一半可带回瑞典。这是在中国北洋政府混乱情况下的妥协办法。但这说明安特生的行为是经过中国方面同意和批准的，安特生发现和发掘仰韶文化遗址中重大作用应该得到肯定，安特生在中国的工作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二是关于“谁最早发现仰韶遗址、安特生最早什么时间来渑池”的问题。严文明、巩启明等专家学者认为，安特生是从家在渑池仰韶村的王某（身份不明）那里得知渑池有古化石，1918年10月亲自来仰韶村采集化石标本，然后才派刘长山来仰韶村的。但是，根据安特生本人所著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书记载，结合中国学者袁复礼、安志敏等人的说法，安特生并没有先于刘长山到过渑池，在刘长山来仰韶村之前，安特生对这个村庄一无所知。刘长山只是被安特生派来豫西收集脊椎动物化石，并未让其采集仰韶村石器。刘长山是自觉收集的。因此，刘长山在仰韶文化发现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忽视。
文化评价
文化地位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影响和意义深远。第一次宣告了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新时代文化遗存。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史的第一页，从而使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为后来发现并被命名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奠定了规范化基础，起到了先河作用；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了最新的信息。仰韶文化的发现对当时国古史的研究影响极大，中国史前史的研究有了可靠的实物依据，学术界从疑古走向信古，重新建立了古史研究系统；为考古学工作创立了许多优良传统。开创了在考古中运用地质学的传统，注重了对地质、地形、地貌及环境研究，引用了地质学的测绘手段。注重了地层学和类型学的运用，用了类型学来确定遗存的时间和空间的理论方法。提倡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方法，在仰韶村考古中首次引人了地质学、生物学等学科的成果，成为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传统。
第二，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史及至世界考古史上有显著的地位。仰韶文化揭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事业第一页，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页，揭开了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第一页，书写了中国田野考古史新篇章，是划时代的里程碑。
文化影响
第一，仰韶文化影响考古学的发展。发现仰韶文化之前，中国还没有考古学，仰韶文化的发现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考古学研究主要依靠遗址的发现，而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点之众多，远远超过其他文化遗址点的发现量，仰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必将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影响世界考古学的发展。
第二，仰韶文化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仰韶文化虽然不能代替中华文明起源史，“却是中国国家起源史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一根擎梁柱”（苏秉琦语），因此，仰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仰韶文化和此后在黄河流域兴起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一脉相承，仰韶文化的研究必将推动和影响中国历史的研究。
第三，仰韶文化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使世界认识中国有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上承旧石器文化下接龙山文化，使中国石器时代有了大致轨迹，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是文明古国的认识。从而对中国不同于外国，独特发展的土著政治、经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相关消息
2021年10月消息，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参考资料
[1]
仰韶文化：瑞典人发现的中国史前文化 · 央视网[引用日期2012-12-06]
[2]
仰韶文化 · 文化湖北[引用日期2015-04-25]
[3]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 中国社会科学网[引用日期2015-07-10]
[4]
太原发现罕见仰韶文化遗址 · 山西新闻网-头条号[引用日期2021-11-11]
[5]
新乡首次发现仰韶文化早期遗址 · 今日头条·新乡日报[引用日期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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