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驿传（吐蕃驿传）

驿站建立

自成吉思汗时仿中原驿传制度设立驿站以来，蒙古各代汗王都不断加强驿站建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内地如此，而要对"地广而险远"的吐蕃藏区的统治更应如此，首先要有较为完善的驿站制度，否则统治藏区就会成一纸空文。事实上，早在唐朝时期，吐蕃王朝自身要对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的青藏高原进行有效控制，都必须建立能确保信息传递、交通顺畅，方便人员和军需品过往的驿站制度。但自从吐蕃王朝崩溃之后，藏区四分五裂，各地往来的驿站也随之瘫痪。直到1239年多达那波入藏侦察和后来忽必烈假道吐蕃、南征大理时才开始复设驿站，但只限于在藏区东部设置了军事驿站。元朝统一西藏后，要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建立更为完善的驿站，以沟通内地和西藏的信息、人员和物资的交流。于是，元世祖忽必烈委派答失蛮(das sman)为首的一批官员入藏调查沿途藏区的风土人情、自然风貌、物产资源以及道路情况，选择设置驿站的地点，着手建立内地至西藏地方的交通线，以便使往来使臣和僧俗人员"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

驿传介绍

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也有很大进展。当时，最明显的是今新疆地区驿路的建设。

那时，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

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驿传工具

除了驿户等负担耕种信使田等劳役为馆驿服务外，信使乘坐的马、驴等驿传工具一般还要从民间征调，民户饲养的马匹要轮流供信使使用，但使用后要及时归还，这一问题以前研究者尚未充分注意。敦煌藏文文书P.T.1096号《亡失马匹纠纷之诉状》记载龙年秋季九月初，使者象孔木绮骑沙州某部落安赞息将(tshan)亨子之马一匹去巴尔高驿站，事后马匹由驿站牧马人在打禾场放牧，被人盗走，并未交还原主，故马主亨子向官府控告笼官、驿丞等将马匹抢走，放在驿站，托词丢失，不予归还。^[1]

驿传制度

吐蕃王朝模仿唐朝驿传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驿传体系。吐蕃驿传制度的馆驿设置、信使田的配给、公文盖印、对馆驿人员和信使的监督管理，烽火通信及驿券的使用都可以看到和唐制有着相似之处。另外吐蕃驿传制度也存在自身特色，驿传系统归属军队管辖，人员设置和划分受“桂”（rgod）、“庸”（g·yung）制度的影响，从民间征集驿传工具，以铁箭、银（白铁）鹘为传符，都具有浓厚的吐蕃色彩。吐蕃对河陇、西域驿路的经营，使8—11世纪鄯州、廓州、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鄯善、于阗之间的联系交流大为加强，吐蕃驿传制度对后世西夏和元朝西藏地区的驿传制度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