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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1899年阎书勤指挥的战役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农民运动。这一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分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1898年由赵三多首次提出） 。
西方列强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华北频繁发生教案、天灾频仍及宫廷权力争斗激化的情况下，1900年春季直隶，成千上万习练义和拳并号称“义和团”的农民动纵火烧毁了教堂和教徒房屋，同年6月，慈禧太后允许义和团进驻北京，义和团又先于清军进攻天津租界。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 义和团运动 |
| 相关组织 | 义和团、八国联军、清政府 |
| 时间 | 1899年秋 – 1901年9月7日 |
| 地点 | 中国北方（津冀鲁地区） |
| 主要人物 | 瓦德西 慈禧 西摩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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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z）及理加略（Richard Heu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起因不明）。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乘机出兵占据了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
由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行径，使得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极为反感。早在1897年就发生了巨野教案，山东巡抚李秉衡因此被贬职。在此之后，山东的民教矛盾有增无减。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历史上的土地纠纷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了“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 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组织起源
义和团的起源有多种说法。
大刀会说，大刀会是清代华北由贫苦农民为主的一个团体，成员演练“金钟罩”，认为可以刀枪不入，也被认为是义和团的起源之一。
乡团说，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乡团组织。
拳会说，在清代有许多传播武术的民间团体，如义和拳、梅花拳等，特别是义和拳在长期发展中蒙上了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被认为是义和团的前身。
组织结构
1900年义和团运动
据陈贵宗《义和团的组织和宗旨》所说，义和团的组织大致分为：
1.坛，是义和团的基层单位，又称坛口，也有“厂”、“炉”、“团”、“公所”等称呼。首领一般称大师兄。
2.总坛，设天津“坎”字总坛。为坛的上一级单位。
3.门或团，为总坛的上一级单位。义和团按照八卦方位分为八门（团），如“乾字门（团）”、“巽字门（团）”等。
4.义和团，是由所有义和团员共同组成的一个松散组织。
此外，义和团还有“红灯照”“蓝灯照”“黑灯照”（寡妇组成）花灯照（妓女组成）等妇女组织。
义和团内部又可分为官团，私团与假团。
所谓官团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抚，向清政府挂号，接受清廷官员的统率，领取其粮饷。官团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听从其调遣。承认官团是清廷控制义和团的手段。
私团则大多系团民自发组织，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行设坛或从事“灭洋”斗争。
假团则有其复杂性，一般说来，义和团是一个几乎人人可以加入的松散的组织，但实际上，有很多义和团组织被清政府以“伪团”，“假团”的名义镇压。“假团”分两种情况，一是不服从清政府的统治并对其构成威胁，因而被消灭，是其镇压和消灭义和团的借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义和团横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 （《天津一月记》）后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杀人，北京西城尤多”（《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直北一带，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获者，自称义和团，则地方官即释之。”（《庚子记事》）。
组织纪律
义和团有自己的一套纪律，既有官方颁发的十条团规，也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如“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杀洋人、灭赃官，行于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顾，遇同道则合十”等。这些戒规在初期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当时有人的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庚子记事》），有时义和团甚至担负起维持治安的责任，如“刻有聂军门所统之武卫军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处抢夺。经匪首曹福田拿获二十余人，皆杀死。”（《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但连后来的清政府上谕也不得不承认“……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
发生原因
①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
义和团运动老照片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③谣言
④守旧势力煽动
运动过程
教案事件
义和团运动
转入直隶
1899年，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1900年6月开始镇压复起的义和团。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随后的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列强介入
建于聂士成殉难处的聂士成像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1900年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1900年6月3日抵京。
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
对外宣战
天津的义和拳民众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八国联军侵华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剿灭拳乱的清廷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1900年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德皇威廉2世为德军中国远征军践行
1900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日军绘本：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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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互保
义和团团民在天津被美军骑6师俘虏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义和团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教会人士的统计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1900年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以上内容出处不明）
重要首领
失败原因
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即主要原因）
主观原因：“扶清灭洋”中的“扶清”使义和团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盲目的排外
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了世界方面，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
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
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
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了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an awful truth），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
保存了中国的文化和文明
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
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互相补充的。毋庸讳言，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了，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的。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Challenge）作出“应战”（Response），就把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未开化的群体”，“一批没有活力的群众”，“一群没有民族热望的东亚病夫”，所谓中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病人”，是“一个垂死的国家”等种种诬蔑，一扫而光，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化并未衰老，而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遏制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
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民族意识觉醒
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不过1903年又发生了围绕东北的瓜分危机：“因为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书上的评价显然带有毛泽东的个人色彩：义和团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证明，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就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
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运动不仅在当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了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且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大事记
4月20日，保定清苑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拳民与教民各聚多人，竟自械斗，势甚凶猛”。
5月12日，保定涞水义和团与教民大规模械斗。
5月22日，义和团戕杀前来平定械斗的清军将领杨福同。
5月27日，数万义和团进入距北京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后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间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及电报设施。
5月29日，义和团焚烧北京近郊的丰台车站。车站、车厢、商店、太后专列全部被烧。
5月31日，在清政府同意下，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一说6月1日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出处不明）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著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馀人及仆役二十馀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馀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出处不明）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成为列强发动战争的借口。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剿灭拳乱的清廷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6月27日，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5日，慈禧携光绪帝等皇室仓皇西逃，10月26日抵达西安。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
事件影响
1.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之一
2.统治威信下降
前往镇压义和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清政府在事件中对联军势力无能为力，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3.俄日在中国的扩张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4.日本驻屯军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5.列强对华政策的改变
义和团事件亦改变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减缓了当时列强殖化中国的步伐，正如当时谚语所讲：“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强意识到利用虚弱不堪的清政府统治中国百姓，显然比列强直接派总督统治百姓有利。
其它观点
1907年，清政府仍在修复被破坏的北京。
也有人抛开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历史环境，孤立的讨论认为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
台湾人（不分统独）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已经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义和团几乎是找无辜者泄愤，不但受害的外国人多属无辜，更有许多中国人直接受害，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武斗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中（名单系由台湾教团推荐），大多数被“封圣”的圣徒是义和团运动中的“殉道者”，但在中国方面看来则视其为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也凸现了教廷方面与中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事后梵蒂冈教皇曾为封圣日与中共十一国庆撞期而道歉，但无意改变封圣的决定。
邹容在其著作《革命军》中说“有野蛮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蛮之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如庚子之义和团，意大利加波拿里，为国民添祸乱。”
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蔡元培在1916年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华工学校讲义》）
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7月1日）中说：“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
陈独秀在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1918年）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义和团运动在五个根本方面反时代潮流的特征，陈独秀最后总结说：“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像庚子年发生义和团，他们的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大炮，那种举动就是当时中国人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对于他们的物质进步之抵抗，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就那次战争的情形而论，西摩有几句批评说：照当时义和团之勇气，如果他们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枪炮，那些联军一定是全军覆没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相信外国的新式武器，总是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不过庚子年的义和团，是中国人的最后自信思想和最后自信能力去同欧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于那次义和团失败以后，中国人便知道从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够和外国的洋枪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欧美的新文明的确是比中国的旧文明好得多。
秋瑾《精卫石》：
“义和拳酿成大祸难收拾，外洋的八国联军进北京。”
邹容《革命军》：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
“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袁伟时认为：
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义和团的评价是有意美化的，义和团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和反封建
严复1902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主客平议》一文：
嗟呼！庚子妖民愚竖，盗兵潢池，其遗祸国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纯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呜呼！亦可伤已。
康有为《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
瞿秋白在《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一文中曾指出：
“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
宗教战争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权力斗争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氏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俊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俊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
艺术作品
义和团运动于1963年的电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中被提及。《北京55日》摄于西班牙，由于拍摄需要数千名中国演员，电影公司从西班牙全国各地几乎把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排戏了。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电影拍摄期间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因为餐馆员工（通常是业主）都被电影公司所雇用。电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国人以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全国几乎找不到中国餐馆吃饭。这套电影因为题材敏感，后来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直至1980年代后期。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摄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电影，名为《八国联军》（Pa kuo lien chun），导演张彻使用高预算拍摄了一个关于觉醒与复仇的大场景故事。《八国联军》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电影的武术导演是刘家良，由傅声主演。
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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