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诗（吟咏抒发诗人怀抱情志的诗）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的咏怀诗，如果要再进一步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淑世情怀，第二个类型是超世情调，第三个类型是游世情趣。如送别诗《渭城曲》、《别董大》、《送武判官归京》等，鉴赏时要分清楚谁送谁，表达情绪是依依惜别之情还是别后思念。又如羁旅行役诗，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君子于役》等，一是出门在外的人思念家乡；一是妇女对前线丈夫的思念，表达对战争的厌恶。

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开拓了五言诗的写作范围，在体例和技巧等方面有不少创新，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结合其具体作品，从三个方面对他的艺术成就做一些简要的分析：一、阮籍的《咏怀诗》忧愤深广，表现出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二、阮籍的《咏怀诗》意旨隐微，寄托遥深，并且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三、它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作者简介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注本有近人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

原文

阮籍

咏怀诗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①。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①也有版本为“衿”。

《咏怀》

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

回风吹四壁，寒鸟相因依。

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念饥。

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

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

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

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君子于役》

年代：先秦 作者：诗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

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分析

阮籍 咏怀组诗 忧愤深广 意旨隐微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阮禹之子。曾任步兵校尉等职，故世称阮步兵。他本有济世志，但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他只有酣饮以全身远祸，并常常做出一些越礼骇俗之举来表现自己对黑暗政治的反抗和对虚伪礼法的蔑视。他的代表作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咏怀诗》是魏晋易代之际险恶的社会现实政治挤压出来的以诗人血泪凝铸成的一曲社会人生的悲歌，是诗人痛苦心灵的回声。诗以“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寓意象征手法，抒发了阮籍的忧生伤世之痛，悲天悯人之哀和超尘脱俗之想，表现了诗人孤独、焦虑、苦闷、忧伤的内在思想感情，被誉为我国诗史上创作格调最高的旷世绝作。这无疑主要取决于阮籍《咏怀诗》突出的艺术成就。本文试图结合阮籍的具体诗作，对《咏怀诗》的艺术成就做一些简要的分析。

一、阮籍的《咏怀诗》忧愤深广，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

正始时期，魏国内部发生了残酷血腥的权力斗争，司马氏擅权，大肆屠杀异己。政治的黑暗和恐怖之中，文人少有全其身者，所谓“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焉”（1）。活着的人，或放浪形骸，或寄情于山水之中，借以逃避祸端，或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士人政治理想归于破灭，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诗歌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体现出了正始诗风的独特面貌。

阮籍的一生是在矛盾和苦闷中挣扎的一生。他本有心用世，以才高自居，并登广武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在诗歌中也有表现。如《咏怀》三十八：

炎光延万里，洪川荡湍濑。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泰山成砥砺，黄河为裳带。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

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慷慨昂扬及济世之志。又如《咏怀》三十九：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

正所谓心强命不强。固然壮志满怀，却又无处可施。当时政治斗争的黑暗卑鄙使他十分鄙薄当道，司马氏的大杀名士又使他十分恐惧，所以采取了不积极合作又不坚决斗争的依违避就的态度。在生活上，他纵酒佯狂，任性而行；在政治上，他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在思想上，他倾心玄学，崇尚老庄，追求理想的美好境界；在感情上，他痛恨虚伪的名教中人，感叹人生的悲哀和沉重。凡此种种，发之于诗，就形成了他独有的特点。试看他的《咏怀诗》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2）

他不是简单的慨叹人生短促，他比建安诗人感性的抒发人生苦短不同，他把人生的悲哀挖掘的更全面更深入，因而也就更沉痛。同时由于玄学的影响，也就写的更深邃。他同时也体会到了道之无穷。他认为明君圣人面对人生短促也是无可奈何。正因为如此，才以求仙来解脱生命苦短的悲哀，然而神仙之事是可信抑或不可信是十分渺茫难辩的事情。如《咏怀诗》五十五：

人言欲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

他认为不但自然规律使人生早早凋落，世事无常、社会险恶也给人以重重忧患。这又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索比前人更为深刻之处。

正始时代黑暗恐怖的政治现实，和庄子的理论对他的熏陶，都在他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如《咏怀诗》之六；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膏火自煎，漆木招割，多才累身，都是《庄子》中常见的命题。在阮的诗中亦经常出现，这绝非偶然。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阮籍纵有满腹才学却是毫无用武之地，再加上司马氏的大杀名士，让他十分恐惧。不但外在的自然社会对人施以压迫，人心理中自身的矛盾、苦闷、焦虑也在戕害着人的灵魂和生命,《咏怀》三十三：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3）

尽管阮籍生活方式放达不羁，不拘礼俗，其实他的内心是异常痛苦的。这首诗就抒发了诗人孤独焦虑的痛苦和生命难保，处境险恶的哀伤。如此众多的人生悲哀，往往却不能与人诉说和宣泄，而且不被他人所理解，思想的先行者便又更添了一种人生的孤独感。知音也稀，莫与诉说，寂寞的悲哀也啮噬着诗人的心灵，史载他“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辙恸哭而反”。《咏怀诗》十七即表达了这种生命孤独的思绪：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首诗虚拟了一个除自己以外别无一人的空旷世界。自己独坐在一个空堂上，没有一个可以亲近的人，也看不见车马来往。这意味着在他的人生长途中，始终没有一个人可以交往。即使登上高处眺望九州，也只有失群的鸟和离群的野兽。这个境界是很奇特的。无人可亲，鸟兽又不能为群。这就更突出地表现了世无知音的孤独和寂寞。

正是因为阮籍是用深刻的哲理思索观照人生，所以他把人生的悲哀挖掘得更全面更深入，写得就无比沉痛无限悲慨，他不是如李善所理解的个人命运的“忧生之嗟”，而是理性思索后对普遍人生悲剧的阐发，所以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他已经超越了个人生死，而是面对广大人生，所谓“情伤一时，心存百代”，所以显的忧愤深广。

在艺术表现方式上，阮籍用典颇多，多用比兴，象征烘托意象渲染气氛，来表达自己的深切情思。试看他的《咏怀诗》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幽思独伤心。

不眠的诗人在清风明月中弹琴徘徊，除了孤鸿哀号翔鸟悲鸣，一无所见。这种凄清悲冷的景象气氛，是对历史社会的深广忧愤，是对人生悲哀的无限悲哀，是无与言说的孤独痛苦的传神写照。

时事造英雄，时事造士人。阮籍正是当时那个社会的产物。他的矛盾，他的焦虑，他的苦闷亦是当时那个社会所造成的。过去还从未有人把人生描述的如此孤独、悲凉。现实的无法解脱，让他只有在理想中向往一个自由之乡，那是诗人精神自由驰骋，摆脱世俗束缚的一片辽阔天地。所以在阮籍的诗歌中常常出现一个清虚空灵的庄子式的理想世界。如《咏怀》四十三：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坩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郭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又如《咏怀诗》二十一：

云间有闲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在鸣。岂与鹑晏游，连翩戏中庭？

这个无何有之乡被他比成逍遥游的大鹏，表现为玄鹤。在这个境界里，他可以无所系念，不受约束，可以自由驰骋运想，做到与道冥合。

二、阮籍的《咏怀诗》意旨隐微，寄托遥深，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诗的先河

阮籍的诗“旨”深远，意蕴深邃。刘勰说：“阮旨深邃”。阮籍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摆脱了对乐府民歌的模仿，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上进一步文人化。他的诗多用比兴象征，寄托寓意的手法来抒情咏怀。他的诗或借古喻今，或托意神仙，或以史出意，用典兴感，给人一种情不定发，兴寄无端又意态朦胧的艺术感受，形成了旨趣遥深，高古清奇的艺术风格。钟嵘说他的“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主要指此而言。《咏怀诗》六十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梁。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4）

本诗嘲讽了那些伪善的儒生，揭露了他们虚伪的本质。前八句写他们道貌岸然，盛容饰，尊先祖，中间四句则用对比手法，扯破了礼法之士的假面具，结尾以“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作结，辛辣的讽刺了那些伪君子的丑恶，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在艺术上运用了对比手法，“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前八句和后六句对比写出了儒生的虚伪。另外，善用比喻和典型细节表现人物，形象生动。如《咏怀诗》十一：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皋兰被径路，青骊逝浸浸。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5）

又如《咏怀》三十一：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材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两首诗笔锋犀利，揭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的行径，抒发了自己的忧伤之思。

这以前的文人作品，题材比较狭窄，只侧重写个人哀叹，而阮籍的五言诗是他整个人生感情的总汇，他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和象征手法曲折的表现自己的苦闷和社会的黑暗，把五言诗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五言诗到了他的手上，成为了坦露心灵和文人学士表达思想的工具，从此，诗歌从言志走向缘情。《诗品》说“其诗缘由《小雅》”是很有道理的。如《咏怀诗》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环佩，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

全诗通篇皆用比兴寄托和反衬对比手法，本为讽刺现实君臣关系，却借用遥远的神话爱情故事，而又加以想象渲染，结尾二句本是读者寻绎其寄托的关键，但诗人又只通过用典发问微露端倪，并不明言，且诗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隐微迷离，此即所谓“言情”。以男女情爱喻君臣离合，屈原的《离骚》，曹植的《七哀》等诗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本诗却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为反衬结尾二句的，以形成强烈的反差。之所以如此的隐微曲折，是由于那个时代和作者的处境使然。

阮籍对世俗有愤嫉的情绪，但是始终还是无奈的保持着沉默。他对现实的一切的无情的批判和讽刺，对现实的无奈和不满，他逃避着这一切，他把自己放在桃花源的世界里，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明白了现实的无奈，追求着飘渺的神仙，他让自己的思想隐藏在自己的玄虚的言论中，如《咏怀诗》二十四：

殷忧令志结，秫惕常若惊。逍遥未终晏，朱华忽西倾。蟋蟀在户牖，蟪蛄号中庭。心肠未相好，谁云亮我情。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三芝延瀛洲，远游可长生。

又如《咏怀诗》四十五：

幽兰不可佩，朱草为谁荣。修竹隐山阴，射干临增城。葛儡延幽谷，绵绵瓜瓞生。乐极消灵神，哀深伤人情。竟知忧无益，岂若归太清。

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人一样让人感觉不到实在的东西，感觉不到可以触摸的东西，就像余秋雨先生评论魏晋时期的人物一样：他们就像风干的树叶，既不属于天空也不属于大地，默默的一生能够读懂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

三、阮籍的《咏怀诗》首创了我国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

阮籍的《咏怀诗》或隐晦寓意，或直抒心迹，表现了诗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满浓郁的哀伤情调和生命意识，无不给人以“陶性灵，发幽思”的人生启悟。阮籍的诗形象得展现了魏晋之际一代知识分子痛苦、抗争、苦闷、绝望的心路历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创造了抒情组诗的新形式，开后代左思《咏史》组诗，陶渊明《饮酒》组诗的先河。

阮籍的《咏怀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调出现在中国诗坛上，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阮籍之后，诗人争先仿效其作，影响极为深广。后人给予“忧时悯乱，兴寄无端，而骏放之致，沉挚之词，诚足以睥睨八荒，牢笼万有”的极高评价，是当之无愧的。

修辞手法

前代论家谈到阮诗便常称其善用比兴手法。陈沆曾谓阮诗“特寄托至深，立言有体，比兴多于赋颂，奥诘达其渺思”（《诗比兴笺》卷二）。“赋颂”偏重于铺陈，而比兴则“文已尽而意有余兴”（《诗品序》），这正符合阮籍的创作原则，故其“比兴多于赋颂”。后人也有责怪阮籍比兴使用不当的而失于隐晦的，这就是由于不明白阮籍之用比兴是为了更好的“得意忘言”，而不是为比兴而比兴的缘故。硬求其比兴之间的内在逻辑，要么穿凿附会，要么就茫然不知所云了。

阮籍用典还较多地采用了藏词这种修辞手法，这与他那“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是一致的。如在“黄鸟东南飞，寄言谢友生”（三十）这首诗中，他巧妙地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孔雀东南飞》）和“虽有兄弟，不如友生”（《毛诗注》）两个典故掐头藏词，这样便使人初读时不能一览无余，大可玩味，几经细品，其意自现。这种能充分调动读者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积累的诗作，真是美哉！又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三十一）这句诗，将“仆妾余梁肉，而士不厌糟糠”（《史记·孟尝君列传》）和“原宪君鲁，环诸之室，茨以蒿莱”（《韩诗外传》）两句话藏入诗中，既将作者胸中那突涌澎湃的愤愤不平之情和讥嘲之意淋漓致尽地表现了出来，又增强了作品的战斗力和艺术感染力，令人击节称绝。

学

评论

从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阮旨遥深”以后，后代论者便沿着这个思路而推波助澜。《诗品序》称其“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李善的《文选注》有“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之说；张溥则谓之“咏怀诸篇，文稳指远”（《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愈往后，论家便更把阮诗内容渲染为神秘莫测，进而连其表现形式也被说得神乎其神了。刘熙载甚至说：“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艺概·诗概》）。黄节和肖涤非二先生也认为：“后之学步邯郸者，既未得其仿佛，而浅见寡闻之士，又以眩于故实，艰于检讨，亦复望而生畏。于是咏怀之作，乃成千古绝响矣”。（《读诗三札记·读阮嗣宗诗札记》）说阮诗遥深、隐晦是对的，但将之视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绝响”，则与事实不符。

刘勰说“阮旨遥深”是在与“何宴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相对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钟嵘曾经说过：“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诗品上》）。这就把《咏怀诗》放进中国诗歌发展的大结构系统之中，进行纵与横的比较研究。后人步他们的后，只执其一端，恐怕是有违他们的初衷。

阮籍的《咏怀诗》就是他实践“得意忘言”思想的杰作。肖涤非先生说：“嗣宗诗之特点：（一）用典变化。（二）命意委曲。（三）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阮步兵咏怀诗注》）可惜肖先生将三者孤立起来，使人不得要津，倘若用“得意忘言”的创作思想来贯穿之，就会顿时柳暗花明。因为诗中用典可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故而是“得意忘言”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咏怀诗》用典极多，往往一个典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故事。如“高鸟翔山岗，燕雀栖下林”（《咏怀诗》四十七）这句诗就含有两个故事。一是《吴越春秋》中范蠡劝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要他见好就收；一是《史记·陈涉世家》所录陈胜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千古绝叹。两个典故一经诠释，言外之意顿时跃然纸上，读者只要忘掉文字的表面含意，顺着诗句的内涵去思索，就可以品味出作者既有不安苟且，欲济世经国的雄心，又害怕成为被烹的“走狗”那种曲曲宛宛的真情。

阮诗“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这个特点，肖涤非先生谓之为“最为奇特处，亦是文章最难到处。”其实，这不过是阮籍将“得意忘言”的美学原则运用到炉火纯青境地时的神来之笔罢了，绝非阮氏有意为之。阮籍这类诗自然流畅，毫无矫柔造作之感。在魏晋易代那样一个矛盾空前的社会环境中，像阮籍这种极为敏感、极度清醒的诗人，自然日日时时都处于喜怒哀乐的熬煎之中；这喜怒哀乐的情感自然也就泊泊流露在那类“情感多哀乐同时而发”的诗中。阮籍从“得意忘言”的原则出发，将他那亦喜亦哀、亦怒亦乐的情感毫无遮拦地在诗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便写出了“悦怿若九春，馨折似秋霜”（十三），“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十一），“松柏郁森沉，鹂黄相与嘻”（六十四）等情绪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佳作。这些诗有的是“沙欧集翔”转眼“阴风怒号”；有的是“浊浪排空”顷俄“锦鳞游咏”，使我们为阮籍那 灵的折磨而愤怒；为志士们自强不息的奋争精神所折服。要想在这类诗里找到所谓的“内在逻辑”，实在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读阮诗，除了每每体味到他那因压抑、愤懑而哀怒的心境和因偶尔发泄、避祸得逞而偷悦的情愫外，还能得到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