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缗（汉武帝为解决财政困难采取的政策）

介绍

汉高祖刘邦时采取抑商政策﹐其内容之一即为“重税租以困辱之”﹔武帝时公卿也奏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可见﹐算缗应该是汉初抑商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算缗是一种财产税﹐汉初如何征收﹐不知其详。孝惠﹑吕后时有“复弛商贾之律”，可能曾一度废止过。

历史

汉初的抑商政策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文帝时贾谊和晁错都曾大声疾呼：弃农经商是天下之“大残”，富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勾结王侯，势力甚至超过了官府。至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由于武帝内兴功利，又连年对周边少数族进行战争，封建国家的财政发生很大困难﹐商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他们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或冶铸鬻盐﹐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巨额财产，既不佐国家之急，又严重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因此，汉武帝在张汤﹑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的筹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更改币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平准等，以此打击商人势力，摆脱封建国家财政上的困难，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算缗和告缗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

初算商车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曾“初算商车”，即对商人所拥有的车辆征税。至元狩四年（前119），张汤等人建议恢复原先算贾人缗钱的旧制。于是，武帝又下诏“初算缗钱”。其范围比算商车要大得多，具体办法有三：对各类商人征收财产税，诸如末作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以及其它虽无市籍而从事商业以谋取利润者，都要根据资产多少编造名册，呈交官府，作为征税的依据，税额为“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即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对手工业者即“诸作有租及铸”，征收财产税﹐税额为商贾的一半，“率缗钱四千算一”。对车﹑船征税。轺车的征税办法是﹕凡不属于国家官吏﹑三老﹑北边骑士而拥有的轺车﹐皆令出一算﹐商贾所有的轺车则为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算缗主要是针对商贾的。张汤等人还建议，对那些抗拒不交或隐匿财产，偷漏税款的商贾，罚以戍边一岁，没收全部资产﹔并且奖励百姓告发违法商贾，“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尽管如此，许多商人仍然隐匿财物，不肯协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

由来

于是，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令“告缗”，由杨可主管其事，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都因此破产，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狗马禽兽和在官府担任杂役。告缗沿续近十年，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继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后，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赎罪，山东漕粟一岁增至六百万石，均输帛达五百万匹﹔加上告缗没收的大量田宅﹑奴婢和货币财物，使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这才停止了告缗。告缗以及盐铁官营等政策，为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商人势力在经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