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政之（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

人物生平

胡政之

1949年江山易主的前夜，他在上海黯然去世。谢泳说：“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

胡政之幼年随做知县的父亲到安徽，在私塾读书，后进安庆省立高等学堂，接触到了《申报》、《苏报》、《新民丛报》等，对林译小说尤其迷恋。

1907年，在嫂子的一副金镯资助下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至少通晓三、四种外语。

1912年进《大共和报》任日文翻译。

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并在中国公学兼法律教员。

1915年，他到北洋政府做幕僚。因为这一段经历，1916年9月他受聘出任当时有安福系背景的《大公报》经理兼总编辑，从此一生以办报为业。

在他第一次主持《大公报》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17年，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张勋复辟，胡政之以记者身份独家采访；二是1919年，他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举行的巴黎和会，这也是中国记者第一次采访重大的国际事件，使他成为“采访国际新闻的先驱”，也是他终生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对他热爱的新闻事业，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1920年回国时，《大公报》奄奄一息，他没有回到天津，一度在北京和林白水合办《新社会日报》，不过为时很短。

1924年8月，他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国闻周报》还同时对外发行英文版。

1926年，他在《国闻周报》发表《作报与看报》一文“社会需要好报，新闻记者就不敢不努力，……读者鞭策记者的力量，比什么力量还大。”《大公报》后来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办报思想。胡政之编的《国闻周报》既发表过张季鸾落托时的政论，也发表过年轻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名著《边城》，发行量最高时达二万五千多份。他主持的国闻通讯社通讯网遍布全国，发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人才，这些都为后来新记《大公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国闻社和周报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胡政之开始独立支撑这两个新闻机构，除了通过开设广告部寻求经济自立，他也得到了留日同学、时为北方金融巨头的吴鼎昌支持，为他们日后合作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局面埋下了伏笔。

一直出到1937年才停刊，前后共14年，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时事性周刊之一。

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接办之初，《大公报》职工不过70人，月支出不满六千元，发行量仅2000多份，第二年发行量就翻了三倍，达6000多份，第三年突破万份。到1936年上海版创刊，职工人数增加到700人，是当初的10倍，月支出10万元，全国分销机关达1300多处，发行量超过10万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经过胡政之等多年的苦心经营，《大公报》在采访、编排、言论等方面的改革都逐渐趋向规范化。胡适一再称许《大公报》是“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大公报》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创办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1938年8月13日，《大公报》香港版创刊时，胡政之发表《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这一年的严重外患。

1941年2月15日，《大公报》桂林版创刊，他在《敬告读者》中指出，“本报虽系营业性质，但不孜孜以’求利’，同人虽以新闻为业，但决不仅仅为’谋生’”。正是这种精神使《大公报》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继续成长，成为中国新闻界最夺目的一面旗帜。

至1945年，《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已达到97000多份，至1949年前夜，加上复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总发行数达20多万份。这一数字在那个年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其产生的舆论影响也与日俱增。

在经过15年不懈努力之后，1941年5月，《大公报》荣获了具有世界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密苏里大学教务长马丁写信给胡政之说："贵报今年被推得奖，端为一外国之自由的报纸，在其悠久的过程中，对于公众具有优异的贡献。吾人此项决定，兼得深知贵报伟大贡献之美国记者的一致赞许。"同年开始了胡政之独自领导整个《大公报》的时期。

《大公报》风云天下“是与胡政之的眼光、气魄和信心是分不开的。”1945年，《大公报》如日中天，处于鼎盛时期。

1948年初，胡政之化大量经费在美国创办英文版的《大公报纽约双周》，3月15日，又恢复《大公报》香港版，作为今后的出路。对时局的发展、风云的变幻他有着职业性的敏感，他计划以香港为退路，以后再到新加坡、美国办报。

胡政之在1948年春天所作的那些安排如同当年他在香港沦陷前安排好了桂林版的退路一般，都是未雨绸缪，有先见之明。他说自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这次香港复刊恐怕是我对事业的最后开创。”当时胡政之由于长期积劳成疾而突然病倒，只得回上海养病，无奈地告别了心爱的报纸。

在病床上辗转一年之后，1949年4月14日，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第二天《大公报》上海版发表他1943年写的纪念张季鸾的文章《回首十七年》，不料也成了对他自己的纪念。^[1]

个人生活

胡政之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三弟胡选之。妻子：顾俊琦(胡的续弦，抗战初期成婚，顾维钧的内侄女。1951年春只身出走香港，后前往美国。)胡政之共有五女三子，除德生在美国，其他子女都留在国内：长子胡济生、次子胡冬生、胡燕(前妻之女)、胡德生(顾氏所生)。

青年查良镛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问：“胡先生，你就会回来吗？”胡回答：“就会回来。”说完淡淡一笑。在这笑容中，查良镛看到了一种凄然的神色，于是立在门口呆了许久。

《大公报》总经理没有再回来，连他的名字都渐被湮没。年轻的《大公报》职员后来成了名满江湖的大侠，是为金庸。金庸回忆，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发，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辗转病榻一年后，他在上海黯然谢世。学者傅国涌称之为“一个时代终结的象征”。学者谢泳指出，在《大公报》同人心中，胡先生的离去是一种不祥之兆，在风雨飘摇之际，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暗示。

谢泳认为，半个世纪以后，可以这样解读当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义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报》的死，胡政之的离去，意味着这份“中国最好的报纸”开始谢幕，在随后的岁月里，《大公报》这个名字仍在，但我们还是要说，《大公报》已经死了。

说《大公报》已死，是怀念一种消亡的传统。在这个短暂的传统中，自由知识分子得以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通过报纸“文人议政”。如谢泳所言，中国近世本有两个新闻传统，一个是《大公报》的传统，一个是《新华日报》的传统，“两个传统，我们留了一个”。

胡政之身上的那种报人风采，也已不可追。

他24岁就当上了章太炎主办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的总编辑，31岁任名报人林白水主办的北京《新社会报》的主编，此后又成功创办了著名的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1926年，他和吴鼎昌、张季鸾共同以新记公司接掌《大公报》。

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大公报》旧人陈纪滢也说：“文人办报往往鄙于求利，但是，不考虑从印刷到发行，从广告到旅费，从营业到销路，往往就会断送报纸的前途。以经营为本，以办好报纸为目的，在经营管理上如此用心，并且创造了一系列独具风格的办报经验，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

他的同事这样描述他在报社内的工作：胡政之每日上午处理发行、广告等经理事务；下午参加编辑会议，评比各报内容，寻找新闻线索，指令记者采访；晚上和吴鼎昌（社长）、张季鸾（总编辑）商讨社务，研究时事，选择社评题材，每星期还撰写几篇社评。他掌握报社经营的全局，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习以为常。

后世叹服，如此既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又能披坚执锐，奋战采编一线的报人，今何在焉？

胡政之为一代社会贤达，国民党政府多次邀他做官，他都拒绝了，一生以报人自任。抗战胜利后他到南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试探他是否愿意出任行政院院长，拿洋房汽车招待他，他却谢绝了，自己跑回《大公报》南京办事处去睡帆布床。他曾言：“我与社会上层人物和达官权贵虽多交往，但只有公谊而无私交，所谈皆国内外时势大事，从不涉私，这样对于事业是有利的。”

作为报人，他有着被新闻史家方汉奇称为“在旧中国新闻界并世无两”的经历。1919年，他曾以记者身份，前住欧洲采访巴黎和会，不仅是到会的惟一中国记者，也标志着中国记者采访重大国际事件之始。1945年4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他以中国新闻界代表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会，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人物评价

通常认为，开创新记《大公报》三巨头中只有张季鸾以文章名世，但如果没有胡政之的经营管理、吴鼎昌的资本，《大公报》的成功也是无法想象的。三个人中，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时间最长，从1926年到1949年，如果再加上1916到1919年，先后达27年之久。对胡的贡献常用管理来加以概括。但近些年学界也开始对其早期独自经营大公报时期的作用开始重新审视。

胡政之一生，有两件事最为后人争议，一是他为了《大公报》的发展，曾经向国民政府申请过20万美元的公价外汇，这被许多人指为是受国民党的津贴；二是在国共和谈将破裂的时候，蒋介石要开"国大"，要制定"宪法"，胡政之作为社会贤达，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