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廉（中国台湾作家）

主要作品

* 《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运用》(1974)

* 《比较诗学》 (1983)

诗歌

焦虑与孤独中萌芽成诗人

“北风/我还能忍受这一年吗/冷街上、墙上，烦忧摇窗而至/带来边城的故事；呵气无常的大地/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没，投下了/胡马的长嘶……”这是叶维廉21岁左右时写的诗，焦虑而孤独。叶维廉说，事实上，他就是在那种“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的。

叶维廉是1937年呱呱坠地的，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他关于童年的记忆就是“战争的碎片和饥饿中无法打发的漫长的白日和望不尽的广东中山南方的天蓝”。那个时候，他始终无法尝到每天下午经过他们村屋茅棚边叫卖的泥黑的甜饼，他说：“妈妈，才五毛钱，给我一块钱好吗？”而妈妈只能在一天的小买卖后的疲倦里用泪水来支撑着笑来安慰他。

12岁那年，叶维廉一家流亡香港寄居在舅舅家，由于父亲残废，母亲一个人的微薄薪水又无法支持一家人的生计，所以叶维廉的两个哥哥小小年纪就得出去工作，一个在监狱当守卫，一个在水族馆打工，但一家人依然收入拮据，甚至备受舅母和表哥表嫂的冷眼和酸言酸语。叶维廉说，那些“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如同箭镞在他心中刻下了无形的伤痕，“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叶维廉开始了自己的诗歌生涯，他希望通过碎片重新组织一个理想的艺术王国。

后来的叶维廉，以多重身份和成就蜚声国际：他是著名的翻译家，台湾最早的艾略特《荒原》中译本就是他翻译的；他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几十年之久，并协助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北京大学等建立发展了比较文学，但这些身份之外，叶维廉始终觉得自己首先是个诗人，诗对他而言是最重要的。“诗在我心里是第一位的，我一直未忘保留诗人的本能。”

学术

以

对抗西方文化

作为诗人的叶维廉，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作为学者的叶维廉，取得的成就更加显赫，他“以一个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对自己本土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评估”、“堪称比较诗学领域的翘楚”。

在叶维廉的诗学理论中，谈得最多的是“没有框限的道家美学”，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美学的根系，道家美学是一脉源远流长的活水，它滋润着中国诗学的美感经验，并使得这种美感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得以彰显。他说，“中国语法有中国语法的意境，西方汉学家不大了解中国诗的意境，不懂得中国美学里的东西，甚至歪曲了中国美学的理念。”叶维廉认为，中国诗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把原真的状态呈现了出来。比如说“鸡声茅店月”中，“鸡声”、“茅店”、“月”，运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有远有近、层次错落，不像英文诗歌那样经常出现“我”，中国诗歌语法灵活，“我”是隐藏着的，三个名词组合在一起，就呈现出了一个未受规范和约束的本真世界，万物浑然一体，“我”已经融入这个世界当中；山水画也是如此，它不定下透视的方向、规定给人看的角度，讲究浮动透视、山水空灵，不论看哪个方向、哪个层次，都是独立的艺术空间。

叶维廉认为，西方的目的论很清楚，看到树就想到可以做木材，而道家美学可以培养开阔的胸怀，在生活上让人得到很多调整。“西方文化中存在诸多弱点，我们的艺术家和诗人不应该做出文化的弃权，应该抗拒西方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切割。我们能够容忍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消融淡化吗？我们可以容忍全球化的消费文化横扫一切吗？”

爱情

让他敌住了生命中的箭镞

在叶维廉的写作年表中，叶维廉曾经填下了这样一条：“1961年，和慈美结婚，结婚是一种定力”。叶维廉自己对“定力”的解释是，“从慈美柔弱的身体里发散出一股静而坚强的无限展张的力量，构成一把防御伞，敌住了我们爱与生命崎岖的行程中数不尽的无情的箭镞。”

叶维廉与慈美的爱情行程开始于1958年。在后来的年月里，这个叫做慈美的女人，为叶维廉营造和维持了一个得体的家，她不但深受经常迁离之苦，而且做了不少的自我牺牲，包括学业推迟了十年。叶维廉说，“她看着我，怕我陷入生命的种种陷阱。我的创作思维虽然看似复杂，但在生命严厉的现实里，我常常太过天真，太容易信任他人，好几次，如果没有她提醒，几乎破坏了我们悉心建筑起来的一切。”

叶维廉觉得，慈美唤醒了自己感悟事物的敏感度，仿佛让他童年记忆中的山水得以复活。叶维廉说，“我后来写的几本散文，包括《欧罗巴的芦笛》、《红叶的追寻》、《幽悠细味普罗旺斯》和《细听湖山的话语》，都有慈美的感悟抒情的印记，因为我们从那时开始共游已经快四十五年了，大体有共同的感受，看看她在瑞士少女峰拍的云山雪景，就可以看出相似的心音心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