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是明代内阁首辅、大学士张居正亲自编撰,供当时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阅读的教科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覆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本书还对张居正所诠释的帝王之道,以当代人的视角进行了独特评论。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1]

作者

张居正

类别

历史、教育

用途

明神宗教科书

主要内容

帝王之道

书名

帝鉴图说

著于年代

内容简介

《帝鉴图说》收录的是由张居正编撰的传记。张居正,一代名相,明朝隆庆、万历二代帝师。在古代,能够当上帝王师,是一种难得的荣耀,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就此而言,张居正荣耀至致。

明代托孤老臣,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专门为小皇帝朱翊钧编写的《帝鉴图说》,希望他以史为鉴,励精图治,做一个圣君。

书成于隆庆六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名之曰《帝鉴图说》,书中所载,皆史册所有。时明神宗方在冲龄,语取易晓,实为古代帝王之启蒙读物。此清中期重刻本。内刻插图一百一十七幅,图绘、线条尚佳。

《帝鉴图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题名为《圣哲芳规》,编录上自尧舜;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其善为可法者”事迹共81则;下部题名为《狂愚覆辙》,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劣行共36则。《周易》称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用以区分善恶,暗合《易经》,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赢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等。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而是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

在《帝鉴图说》中,图画部分占有相当的份量,书中每一则事例都配着一幅画,每幅画都占一整幅页码。有明一朝,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征明之外,还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著名人物画家。《帝鉴图说》的绘画者虽未署名,但以其为御用图书配画的资格论,想必为一时之选。画面上,以二维空间表现透视关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充分展示了当时绘画艺术的超卓技艺。

作品目录

上篇圣哲芳规

01任贤图治42敬贤怀鹞
02谏鼓谤木43览图紧杖
03孝德升闻44主明臣直
04揭器求言45纵囚归狱
05下车泣罪46望陵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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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明朝中叶,明世宗朱厚熜因喜神仙老道之术,斋醮不断,政事荒废,致使权奸严嵩擅权达17年之久。一时弄得兵备废弛,帑藏耗竭,民不聊生,国势日衰。公元1566年,世宗崩驾,裕王朱载垕嗣位。朱载垕登基后,革除弊政,躬行节俭,任用大臣徐阶、张居正等,刷新朝政,可惜在位仅6年,便一病不起。朱载垕去世时,他的第三个儿子、年仅十岁的朱翊钧还是个不通世事的小孩子。这时候,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在宦官冯保的协助下,将内阁首辅、中极殿大学士高拱逐出朝廷,从而掌握了执掌中枢的大权。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人。嘉靖年间,张居正以翰林院编修,领国子监司业,进裕王邸讲官。他进入仕途后,曾亲眼目睹朝廷腐败的种种黑暗,因而一旦身为内阁首辅大臣时,便一面主持政务,一面担负起了教导幼年皇帝朱翊钧的重任。

作品鉴赏

指导思想

张居正主持编撰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故题名为《帝鉴图说》。由于它图文并茂,便于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因而朱翊钧一经观赏,便爱不释手,当时还吩咐史官,要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

作者简介

就在朱翊钧即位的当年,张居正便指导讲官马自强等人,“采摭前代君人治迹”,编撰了一部书,用作指导朱翊钧学习的教材。这部书的编撰者马自强也是嘉靖进士,隆庆年间,常侍于穆宗朱载垕左右,值讲经筵,是当时朝廷内一位满腹经史、为人耿直的大臣。

参与这部专门教材编撰工作的,还有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吕调阳。吕调阳也曾侍穆宗经筵,据史书记载,每当他入宫侍读,必戒斋沐浴,“期以精诚悟主,往往援引经传,列古义以规时政”。由于上述编撰人员都是饱学之士,因而本书的编辑班子是相当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