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湘军创建者之一）

人物生平

郭嵩焘照片

但在传统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焘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考中举人，但道光十八年（1838年）、道光二十年（1840年）接连两次到北京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而曾国藩却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荐，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杭州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次为幕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离传统的变化契机。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浙江地处前线，他“亲见浙江海防之失”，一向为“华夏”所看不起的“岛夷”的船坚炮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几次赴京参加会试，终于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第五次参加会试时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丧。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进犯长沙，并攻克武昌，咸丰帝饬令丁忧在藉的曾国藩兴办团练，曾国藩数辞不允，郭嵩焘几度登门，曾国藩终为所动，创办湘军，罗致郭嵩焘于幕中，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郭嵩焘率湘军赴江西援救楚军江忠源部。经实战观察，郭嵩焘认为太平军之所以攻无不克，多赖水军，遂向江忠源上“编练水师议，忠源韪之，令其疏请敕湖南北、四川制战船百余艘”。此举使湘军由劣势转为优势，郭嵩焘因功授翰林院编修。此后三年，受曾国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处筹饷，曾途经上海，参观外国人所办图书馆和外国轮船，接触了一些外国人，了解到西方的情况，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

咸丰六年（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在北京，他深得权柄赫赫的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肃顺性情刚严，以敢于任事著称，主张以严刑峻法改变当时吏治腐败的状况，屡兴大狱，惟严是尚，排除异己，但由于他深得咸丰帝倚重，其他人对他是敢怒不敢言。与其他满族权贵猜忌、排挤汉人不同，他却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尤其重视。由于肃顺的推举，郭嵩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蒙咸丰帝数次召见，自然受宠若惊。咸丰帝对他的识见也颇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咸丰帝还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不久，咸丰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

咸丰九年（1859年）年初，郭嵩焘来到天津。但僧格林沁根本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对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焘本就文人气十足，再加自己是咸丰帝亲派，并且明确他与僧格林沁是“平行”，因此两人合作极不愉快。同年十月中旬，郭嵩焘又奉命前往烟台等处海口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情况，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为会办随行。虽然他无钦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员都知道他是皇上亲派检查财务税收的大员，因此对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备有厚礼。没想到郭嵩焘向来清廉方正，严于律己，规定“不住公馆，不受饮食”，更不受礼。那些地方官也尴尬不满。到山东沿海各县后，他认真查账，发现从县官到普通差役几乎人人贪污税款，贿赂公行，而且税外勒索严重惊人，超过正税四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堵塞漏洞，并设局抽厘。尽管如此，这次税务整顿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税收。十二月底，僧格林沁以郭嵩焘未与会办李湘同办、未与山东巡抚文煜面商便派绅士设局抽厘以致民变为由，上奏要求弹劾郭嵩焘。咸丰十年（1860年）元月，郭嵩焘被迫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返京途中他备受冷遇，与来时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鲜明对照，使他饱尝世态炎凉。

回到北京后，郭嵩焘受到“降二级调用”的处分，虽仍回南书房，但实际已是闲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抱怨说：“久与诸贵人周旋，语言进退，动辄生咎。”此番整顿山东沿海税收的失败，固然与郭嵩焘不知通权达变，不注意协调极为复杂的各方关系，认为只要严于律己一心为国，便可雷厉风行，不顾一切采取强硬措施反贪等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社会、官场已从根腐败，他的作为实际上是与整个社会风气和官场成例冲突。其实，他在评价肃顺屡兴大狱、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时说得很清楚：“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同治元年（1862年），授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次年，署理广东巡抚，镇压广东境内的太平军残部。同治五年（1866年），因与两广总督瑞麟不合而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

光绪元年（1875年）初，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时清政府筹议兴办洋务方略，郭嵩焘慨然命笔，讲自己办洋务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郭嵩焘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时，云南发生“马嘉理案”，英国籍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焘赴英“通好谢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消息传开，顽固派纷纷指摘、讥讽，更有文人编了一副对联讽刺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为他撑腰。

由于中英尚未就马嘉理案谈判妥当，郭嵩焘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焘署理兵部侍郎，上《请将滇抚岑毓英交部议处疏》，弹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要求将对马嘉理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云南巡抚交部严处，奏折还抨击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闭守旧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焘又遭到毁谤，“汉奸”、“贰臣”之类的指责咒骂，汹汹而至。后来慈禧太后曾数次召见郭嵩焘，多加勉励。

随同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的如夫人梁氏

光绪三年（1877年）初，正值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英国为挽救阿古柏政权，令回国述职的威妥玛与郭嵩焘交涉，提出照会章程三条，郭嵩焘在不清楚西征战局的情况下，向清廷提出“似应乘其调处之机，妥定章程，以为保境息兵之计”。但不久英印政府拟派出“驻喀什噶尔使臣”，郭嵩焘闻讯立即抗议，指出：“喀什噶尔本中国辖地”，阿古柏入侵，“百姓深受其害”；在中国收复失地之时，英方派驻使臣，，“则肆意在帮同立国，与中国用兵之意适相违左”。他要求英方“收回驻扎喀什噶尔明文”。英方自知理亏，未做答复。最终，派驻使臣之事也因阿古柏之死而化为泡影。此时，郭嵩焘已改变请英方调停的态度，建议清廷“可否谕敕左宗棠体察关外情形，以制剿抚之宜”，又认为趁阿古柏之死，“席卷扫荡，亦不出数月之内”。最后，清军在年内收复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这年八月，郭嵩焘出于保护华侨利益考虑，上奏清廷，建议在华侨集中的各埠设领事以护民，该建议得到清廷赞赏，光绪四年（1878年）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等地设立领事馆，以维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同年十月十六日应英国工厂主的邀请，访问了在伦敦附近的电力厂。在参观过程中，英国工厂主特意请郭嵩焘参观刚刚发明不久的电话。这是他首次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电话。电话安装在相隔数十丈的上下楼内，郭嵩焘让随从张德彝到楼下去接听，自己在楼上与其通话。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数者分明。”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

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时，郭嵩焘与守旧顽固的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发生激烈冲突。刘锡鸿暗中对郭多加诋毁，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

1.“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2.“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3.“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还公然在使馆中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国内顽固派亦强烈响应，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等语。

光绪五年（1879年），郭嵩焘与继任公使曾纪泽办理完交接事务后，黯然回国，称病回籍。五月五日乘船抵达长沙。由于湘阴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

郭嵩焘蛰居乡野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致书李鸿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开设禁烟会，宣传禁烟。郭嵩焘一直保持着大年初一赋诗一首以纪年的习惯。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65岁的郭嵩焘在纪年诗中写道：“眼前万事随云变，镜里衰颜借酒温。身世苍茫成感喟，盛衰反复与谁论？”

光绪十七年（1891年），郭嵩焘病逝，终年73岁。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的书籍，颇受外界争议，所以不为其追赠谥号。”

主要成就

“自强求富”是近代中国的一种进步思潮，但对“富强”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洋务派认为只要通过国家组织造船制器和经济活动，增强了封建政权的军事、经济实力，就算达到了“富强”的目的。郭嵩焘对此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郭嵩焘的“富强观”包含了这样几层意思：中国“富强”的“本源之计”在于循习“西洋政教”，厘正治国之本，这就是振肃纲纪、刷新吏治；而在“其本未遑”的情况下，不妨“姑务其末”，即学习西方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开办西学，造就“通变之才”为谋求富强的“要务”。郭嵩焘的“富强观”、“重商”主张，主要反映在他光绪元年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它冲破了‘中体西用’的理论体系，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潮的出现，另辟了一个源头。”

《使西纪程》

在郭嵩焘身上有着强烈的家国之忧，但他的爱国情感与民族主义意识是以极为理性的形式呈现的，并且更接近于近代民族主义观念，也因此为当时的人们所误解。这首先表现在郭嵩焘对于华夷之辨的看法上。当时，传统士大夫仍然强调明华夷之辨，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他认为“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批驳了传统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

对于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郭嵩焘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传统的华夏中心观认为中国居天地之中，是行纲常教化和礼义文明的结果，夷狄无此教化与文明，故居“天地之偏鄙”。因为中西文明开化的格局已发生历史的错位，而时人却仍然以天下主义的老眼光看世界，郭嵩焘感到了其中蕴含的民族危机。郭嵩焘痛斥士大夫“惟一意矜张，以攘夷狄为义，而置民父于不顾；必使覆国亡家，以快其议论而为名高”，呼吁国人要摒弃传统的“夷夏之辨”，理智地分析西方事物，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向西方学习，树立新的世界意识，走富国强民的近代民族主义道路。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精通传统文化，又了解洋务，对西方文明做过实地考察，这为他对中西文化的整体进行评价和对比研究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他高出同时代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反对再以夷狄看待当时的西洋各国，承认“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虽然，这种文明并非尽善尽美，但从整体上却要优于中国文明。这就打破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的“夷夏观”、“体用观”、“道器观”、“本末观”等等。郭嵩焘的思想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其他作品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如见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轮船进进出出却次序井然，他不禁叹道：“条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还盛赞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异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日记中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

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有人上奏，认为应将郭嵩焘撤职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作品

郭嵩焘与严复，二人年龄相差36岁，属于两代人，但这没有影响到两人的交往，两人相见后，很快就成了忘年交。两人最初的交往，始于1877年5月13日，是严复到英国留学的第三天，严复等几名留学生在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前往清国驻英使馆拜见公使郭嵩焘，这是两人第一次相见，但这一次，严复并没有给郭嵩焘留下什么印象，在当天的日记中，郭嵩焘也只是笼统地记了“李凤苞带学生十二人来见”的字样，并没有提及严复的名字。

1878年2月2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这一天，严复及另外五名留学生一起给郭嵩焘拜年，郭嵩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留他们吃了饭，席间，严复的谈吐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那天，严复讲了一件事：在一堂野战筑城课上，教官要求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挖一个掩体，结果，中国学生挖得最慢……严复分析说这是由于中国学生从小缺乏锻炼、身体素质差的原因，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差距所在。严复的观点引起了郭嵩焘的注意，他因此开始关注严复，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评价道：“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郭嵩焘去世时，严复写了一副挽联缅怀：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成语“薪尽火传”用在郭嵩焘与严复身上极为恰当，郭嵩焘是不幸的，因为他的思想得不到同时代人的理解，他的报国理念在生前没能实现；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严复继承了他的事业，完成了他未竟的心愿，诚如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所言：“郭嵩焘去世了，但他影响了严复……严复后来的著作，许多地方都晃动着郭嵩焘的影子。郭嵩焘的思想没有得到播扬，却植于一个年轻朋友的心中，而在20年后生长了起来，影响了一代人。”

史籍记载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

后世纪念

郭嵩焘葬于飘峰之茔（今汨罗市沙溪镇划江村）。总占地面积200平方米，墓冢占地26平方米，略呈环形，方向为东西向，墓地地势开阔，田园、青山、溪流环抱。是郭嵩涛选择的“螃蟹开钳"之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空气湿润，雨水充足。文革十年浩劫时墓冢被毁，后由当地村民迁回原址——沙溪镇划江村。2004年完成"四有"工作，由于郭嵩焘墓地处农村耕作地带，以及雨季洪涝灾害，其破坏比较严重。2011年1月24日郭嵩焘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人物评价

郭嵩焘是近代洋务思想家，是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郭嵩焘的一生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特征，反映出方生与未死之际先行者的历史命运，考察历史，反顾来路，郭嵩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先声，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盘西化论"的嚆矢。郭嵩焘痛恨反手关家门，力主开眼看世界，早已被证实是明智之见和明智之举，他是超越时代的先行者，生前没有知音，没有同道，内心寂寞如沙。郭嵩焘主张学习西方的蓝调文明，面对重重阻力，真可谓是"雪拥蓝关马不前"，他叹息过、苦恼过，却从未绝望过，相信未来，内心始终怀抱着沉重的乐观。事实证明，郭嵩焘是对的。

《清史稿》：中国遣使，始於光绪初。嵩焘首膺其选，论交涉独具远识。^[1]

李鸿章：

清廷官方

焯莹

自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