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私立教会大学）

历史沿革

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它本来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包括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分别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美国女公会、公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合办，初期名为“北京大学”。

由于是不同的教会合办、不同的学校合并，所以起初管理非常混乱，一直没有满意的校长，直到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才开始有了转变。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后来还成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上任后，立即对学校进行了改革并把学校更名为燕京大学。随后开始建设新校区，向社会各界募捐。经过几年的努力，该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和有成就的大学。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从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有近20个系。它的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界、政界和宗教界。

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等。前身是美英两国教会在北京创办的三所教会学校：

1、汇文大学（PekingUniversity）：1889年由美国美以美会创办，初名崇内怀理书院，校长刘海澜博士（HiramHarrisonLowry)。位于崇文门船板胡同（今汇文中学）。

2、华北协和女子大学(TheNorthChinaUnionCollegeforWomen)：1864年创办，初名贝满女塾，位于灯市口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后改办贝满女中)。

3、通州协和大学（NorthChinaUnionCollege）：1867年创办，初名公理会潞河书院。谢卫楼(DavelleSheffield)任校长。

1916年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美北长老会，英国伦敦会将三所教会学校合并，初名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任校长。

1921年在北京西郊购买前清亲王赐园，聘建筑设计师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校园。

1926年正式迁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封闭学校。

1942年四川省成都市办起燕京大学临时学校，孔祥熙任校长，梅贻宝任代理校长。1945年学校在北平原址复校开课。1946年成都临时学校师生发回，开办工学院。1951年学校改为国立。

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的，如清华大学工学院。

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决定：《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又根据政务院的决定作了具体部署，并召开了一些会议，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内办学校的方针。首批确定的改为公办的有11所，其中有、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给予补贴的有如沪江大学、东吴大学等。

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学校民族学系、社会学系、语文系（民族语文系）、历史系并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系并入中央财经学院（今中央财经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文、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北大迁至原校园“燕园”。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就筹划接收国民党统治下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使教育尽快适应新中国的建设与革命需要，并陆续接受了一些。

燕京大学

严格意义上说与其他中国教会学校的历史在1952年正式终止。对于它的传承问题，现时存在的主流意见分为三种：

(1)由于它的教会精神和立校精神等本质并无其他大学直接继承，是以认为它并不具有任何承继者。

(2)燕京大学接收了文、理学系的北京大学和接收了工学系的清华大学两校在教员和学员上承担了它的后继责任，亦间接吸纳了燕京大学的学术思想，因此两校均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

(3)因并校而吸纳了燕京大学大部分人才并同时搬入燕园的北京大学从人员和设施配套（包括图书馆）上均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燕京大学的角色，因此认为北京大学可以在某程度上称为燕京大学的传承者。

战争中的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在其三十年的历史中，以其学术奠定了与清华北大比肩的地位，同时又因其独特的“教会大学”身份，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本文试图展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燕京大学如何通过自己的身份优势，使得燕园在炮火纷飞中保持了弦歌不辍的岁月。

孤岛绿洲

1937年的“七七事变”发生之时，燕京大学正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西面一英里是日本的大本营，士兵们不时地从燕京大学周围的路上走过，东面半英里是日本人控制的京张铁路。在侵略开始之后的几天里，有两千多人涌入校园，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而在当时，国立大学和其他官办学校已被关闭。由于燕京大学具有美国和英国背景，尽管燕京大学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侵略的多次抗议示威，也尽管日本人把燕京大学视为他们前进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但是并没有准备要接收燕京大学。

不过日军的侵略行为还是在燕园里引起了慌乱。那时正逢司徒雷登不在学校，群龙无首。

不过，司徒雷登很快回到了学校，他迅速在燕园里升起了星条旗，并以校长的名义向驻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当局致函，宣告燕京大学是美国财产，并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爱国进步学生。燕京大学不会逃离包围着它的危险，它要在北平继续办下去。

校园里的战场

尽管从表面上看，日本人对于这所“美国学校”好像是在和平共处，实际上，却无时不在打燕大的算盘。据那时期的燕大学生文彬如回忆：

1938年一个下午，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面向校墙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身后人持机拍照。在沦陷区，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我觉得事态重大，便从南门回到系里，向主任作了汇报，主任立即转报司徒先生。次日日本人便持照片向学校索人。司徒立即予以揭露。日本人反复纠缠了几天，而且逐步升级。最后日方只好承认他们自己的人也有栽赃邀功者，乃表示要见见发现者，以致谢意，为司徒拒绝。

而对于留在燕园里的中国教师来说，他们的尊严随时可能受到侮辱，每一次进城都会受到搜查。蔡一谔在结束美国的深造回国时，尽管司徒雷登和萧正谊到车站去迎接，但依然没能阻止一名日本特务对蔡进行毒打，并且威胁要逮捕他。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师生甚至还曾经和日本人有过一次短兵相接。1940年2月，燕京大学研究生、物理系助教冯树功骑自行车在外回校时，被一辆日本军车轧死。消息传到学校后，群情激愤，纷纷提出要日本军方严惩肇事凶手。燕京大学当即向占领军提出抗议。随后，研究生同学会干事蓝铁年在院长陆志韦的同意之下，写了一份哀启，号召全校师生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陆志韦主持，司徒雷登也参加了。据当年的学生回忆，日本军官也在场，陆先生面向那日本军官冷颜正气地说：“我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在控制着你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我们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但那日本军官搪塞两句后，留下100元钱扬长而去。这时，人群中充满的饮泣声，突然爆发出一片大声的哭泣！

一年之后，“珍珠港事件”爆发。

燕园被封

然而，在1941年的“一二·八”，燕大却不得不面临严峻的历史时刻：这天清晨，一队日本骑兵迎着北平初冬的朝阳，从西苑疾驰东去，飞奔燕京大学。转眼，校园被严密封锁起来。九点，宪兵队长荒木把学生集合到礼堂，严厉宣布：“日本现在正式接管燕京大学，学生听从处理，不准有任何反抗。”日本人要求“学生必须离开校园；除了列入逮捕名单的人外，中国教职员在找到其他工作前可以留在校园内；西方人则必须全部集中在燕南园”。此时，距离燕大得知“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不过仅仅一小时。

在事发的当天，司徒雷登不在学校。他应天津校友会邀请，在前一天到了天津去度周末。12月9日正当他准备返回学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逮捕了他，然后押送回北京，从此司徒雷登开始了他近四年的囚徒生活。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司徒雷登写到了这段经历。

日本人在关闭燕大之后，曾经想把它作为一所不受西方影响的傀儡学校，因此曾经问中国教师在什么条件下愿意继续燕大的工作。此时，已经退休的校长吴雷川站了出来，带领其他的教师坚定地表示，只有允许西方教师留任，并且给予学校完全的教学自由时，他们才会恢复燕大的教学。日本人没有接受这样的条件，北平燕大于是被彻底的关闭了。

成都燕大

正如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写到的那样：“对于中国后方的燕京校友来说，‘珍珠港事件’是号召他们行动的号角。”北平燕大被日本摧残、解散的消息，传到战时首都重庆，燕大校友群情激愤，校友们一致决议，立刻在后方复校。

经历一番筹备，成都燕大以月租两千元租用位于成都陕西街华美女中和毗连启华小学作为校舍，并推举梅贻宝为代理校长及代理教务长，1942年10月1日，成都燕大正式开学。当时，从北平先后到达成都的教职员，总计约三十人，这就是成都燕大的班底。

值得一提的是成都燕大的第一课，艾德敷在《燕京大学》一书中深情地写道：什么课呢？“一个世界”。教师是谁？威尔基（WendellWillkie）。威尔基先生当时正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在中国旅行。威尔基先生为成都所有大学的讲演预定在上午八时开始，地点是华西协和大学华西坝校园内的运动场。在寒冷的秋日清晨，成都燕京大学第一次在它飘扬的旗帜下列队集合。当二百五十多人的小队伍向华西坝进行时，进行者的精神明显地十分高昂，尽管他们的服装明显地不是十分整齐。当队伍进行到会场时，已经聚集在那里的其他学校师生发出长时间响亮的掌声，表示热烈和真诚的欢迎。这样，燕京学生从一开始就留下一个印象，也获得了一个印象。或许他们中不会有很多人至今还记得威尔基那天早上所讲的内容，但很少有人会忘记这一场面，尤其是那些来自日本占领区的人们。对一个战时流亡大学来说，以这样的方式开始它的教学活动的确非常恰当。代理校长梅贻宝在这一场合应邀担任威尔基先生的翻译，更增加了人们对新复校的燕京大学的认识程度。

那一天是1942年10月2日，星期五，从那一天开始，成都燕京大学开始了工作，一共持续了四个学年。

北上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成都燕大也开始准备着手复员北上。但因为当时交通拥挤，再加上北平校舍多有摧毁失修，因此1945年这一学年，北平、成都两处燕大同时办学。

成都燕大的师生在最后一个学年一面维持学业，一面准备长途旅行。当时成都到北平分为南北两路，虽然走北路沿途大部分路程要坐大运货卡车，沿途之辛苦甚于南路，但是旅费比较节省。成都燕大师生绝大部分都走的是北路。随着最后一批师生员工到达北平燕园，成都燕大完成了它的历更使命。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在北平，被日寇关押在北平城内的原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也重获了自由。

8月17日，他召集原燕京大学在北平的教职员陆志韦、洪业、林嘉通、蔡一谔、侯仁之等五人在北平东交民巷三官庙开会，研究了有关接收校园、清查校产、召集旧部、筹备复校等事情，决定成立复校工作委员会，由陆志韦等人主持复校工作。8月21日，燕京大学复校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由陆志韦和洪业带头开展工作。

10月10日，燕大复校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隆重举行。燕大师生们本来以为燕大历史进入了新的篇章，没想到不久内战开始了。内战结束之后，这所曾经辉煌的学校的命运，更是他们所想不到的。

校园环境

校容校貌

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男院包括德、才、均、备4幢男生宿舍以及华氏体育馆。女院沿一条南北轴线，分布适楼、南北阁、女生宿舍和鲍氏体育馆。

燕京大学建筑群在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等等。

办学条件

燕京大学历史照片

文学院有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欧洲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音乐学系。

理学院有化学系、生物学系、物理学系、地质学系、心理学系、军事学系。

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

1934年增设研究院，下设文、理、法三个研究所，以及制革专修科，属化学系；幼稚师范，属教育系。另设宗教学院及附属学校。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华北工商界支持下，还组织了"工科教育合作委员会"，从事发展该校工科教育，1946年设立工学院。

文化传统

作为教育家的司徒雷登，曾为创办燕京大学奔走呼号，在中美两国间四方募捐筹集办学经费，终于建造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大学；这位燕大首任校长，为中国培养社会有用人才殚精竭虑，结果燕大英才辈出，燕大在他哺育下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这位燕大校长，在日本侵华期间曾掩护师生逃离日占区，因此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近四年。

作为一个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毕生的事业，同时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而他创建这样的一所新大学，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根本就已融为一体，他可谓当时燕大的灵魂人物，燕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的个人努力之上。这位主持校务工作长达二十七年之久的燕京大学的大管家和主政者，被师生誉为“燕园之父”。而他之无愧于这一称号乃因为他所确立的“燕大精神”。他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1933年曾明确提出这样的办学目标：“我们的目的是以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我们不要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也不要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基于这一服务社会的理念，他将燕京大学的校训确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这一校训激励了所有燕大学子，一直成为他们成长的动力，这样的大学校训至今仍闪耀着朴素的真理的光芒。

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期间，提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则，他保障燕大教职员及研究者在教学和研究时不受校内外制度和势力的干预，给燕大学者们营造了一个自由教学、自由讨论学术观点的场所，使他们可以无障碍地传播他们的专业学识。他要求燕大的学生既要中国化，又要国际化，不但不对师生的政治立场加以干涉，还对他们加以保护，包括那些具有左翼倾向的师生。在北京沦陷期间，燕大选择了一条最难坚持的道路，既没有内迁到安全的地方，也没有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而是坚持独立的教学理念，为此他不惜甘冒牢狱之灾。在他的努力坚持下，燕大校园里充满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空气，具有很强的学术多元性包容性。

司徒雷登奉行宽容的治校态度，提倡教授治校的理念，凡是有才学的学者，不问其个人宗教信仰、政治倾向和学术流派如何，一概诚恳聘请。他说过：“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他全力邀聘当时的中国著名学者甚至学术大师来校任教，借以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一大批思想学术界的方家名宿纷纷奔赴燕京大学，燕大一时名师云集，尤其是在国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领域。有大师方有高材，燕京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燕大的校友在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和学术界辈出贤才而具有深远影响。真正让燕大开拓国际学术视野的，则是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他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大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与世界一流大学进行各种学术交流，到1930年代，当时的燕大已经享誉国际而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

校训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

校歌

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

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

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

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

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

领导团队

知名校友

教授：埃德加·斯诺、夏仁德；教育家林迈可、陆志韦；社会学家雷洁琼、许仕廉；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神学家赵紫宸；法学家张友渔、江平；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洪谦；史学家钱穆、顾颉刚、邓之诚、韩儒林；文物鉴定家王世襄；地下医务员刘耘诚；政治学家萧公权；文学系周作人、郑振铎、冰心、冯沅君、林庚、顾随、陆侃如;西方语言文学系吴宓、吴兴华等。

校友：

育英才无数

超前的治校方式和管理措施，使得燕京大学在短短的33年办学时间里，虽然总共招收的学生不足万人，却涌现出无数顶尖人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知名学者和行业的佼佼者，不仅仅是培养了53个两院院士，其在新闻学、社会学等领域也是英才辈出，包括冰心、费孝通、侯仁之、杨绛等均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也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学术交流

哈佛燕京学社是美国建立较早的正规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民国时期对中美文化交流贡献最大的学术机构之一。它是由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和中国的燕京大学利用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MartinHall,1863-1914)的遗产基金，于1928年联合建立，其名字就是取自这两所大学的校名。

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Harvard－YenchingInstitute，是由美国人发起并资助，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要从司徒雷登说起。

1926年燕京大学的牌匾前，校长司徒雷登(左二)与同事合影

为解决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914年12月27日逝世）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遗嘱申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赫尔如此心仪中国文化，缘于年青时两个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于离世之前在遗嘱中作出如上安排，并提出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以执行研究中国文化的计划。赫尔逝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数年后他的遗嘱付诸实施。司徒雷登本想争取燕大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终因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之声名赫赫，故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哈佛大学，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落空。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司徒雷登无异于天赐良机。

哈佛大学得到赫尔捐款后，开始执行汉学研究计划。1924年，哈佛大学派久住上海的美国人华尔纳去敦煌千佛洞“考古”。华尔纳到敦煌后，以70两银子“香火钱”收买庙祝，将千佛洞部分壁画连同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翌年，哈佛大学又派华尔纳组织了一个小型“敦煌考古队”来到中国，同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当局鉴于华尔纳前番的行径，对“考古队”虽客客气气，却寻找种种借口，多方限制。华尔纳之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仅拍了一些照片带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队”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曾是华尔纳的译员，“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该生返校复学。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美国政府敷衍过去，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设执行干事一人，由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傅晨光首任其职。傅曾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歧、陈观胜等先后继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分配款项用途。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沦为日寇占领区，燕京大学被迫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继续活动。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学社亦恢复其北平办公处。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春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亦随之撤销，前后度过了23个春秋。

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

购置图书资料方面。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四十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保障。在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四十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曾任该社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的聂崇歧回顾，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且数量有限。至于1950年花费1250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乃因当年书款余额尚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故方有上述“豪举”。

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首先在燕京大学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杀青之日遥遥无期，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世纪过去，岁月风尘抹不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续至今。据悉，北京大学拟于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召开首届国际汉学大会，在接受邀请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名单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赫然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