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英国军人及殖民地官员）

人物简介

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亦称砵甸查、砵甸乍、波廷杰。英国人。早年入海军。1803年随军至印度，参与对印度的侵略。1840年在侵略阿富汗战争中晋封男爵。1841年4月，被英国政府任命为侵华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华战争。亲率舰队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和乍浦。1842年6月侵入长江，先后攻陷吴淞、上海、镇江。8月在南京胁迫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签订中英的《南京条约》。

1843—1844年任香港殖民政府第一任总督，人称“开埠港督”。1843年4月5日到港正式任职，1844年5月离职，任期1年。是28任总督中任期最短的总督。璞鼎查离港以后，曾先后任英国在好望角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后在1856年死于马耳他。

璞鼎查港督任期虽短，但在港时间并不短，参与香港事务不少。他1841年即到香港，与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率英军北上，与中国人打了一场“鸦片战争”的主事者，是他；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也是他。他被任命为港督后，同时兼任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等职务。从他开始，香港成了公开的英商鸦片贸易场所及鸦片的贮藏、转运的主要中转站。

生平简介

璞鼎查

砵甸乍早年就读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后来因为家庭陷入财政拮据而中途辍学，与4名兄长前往东方寻找发展机会。

砵甸乍在1804年抵达印度，他先于信德（Sindh，今巴基斯坦境内）参军，后在1806年加入了东印度公司，并曾于1809年以中尉身份在马拉他（Mahratta）参与战事。其后，他在印度与波斯一带进行探险，打扮成回教商人，学习当地方言，并在1816年写成《Travels in Beloochistan and Sinde》一书。

砵甸乍在1820年获委任为信德的行政官，据闻在任内促进当地交通；之后他在海得拉巴（Hyderabad，今印度境内）任同职。但后来因为健康理由回国休养，并于1840年4月27日获册立为从男爵。

砵甸乍爵士（谈判桌右方）与耆英（谈判桌左方）在HMS皋华丽号上签署《南京条约》。1840年，清廷与英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后英方代表义律与清廷钦差大臣琦善在1841年1月私拟《穿鼻草约》。然而，草约送到伦敦后，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穿鼻草约》过于宽松，英方得益太小，而条约中割让予英方的香港更被他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一间房屋也建不成”。因此责斥义律办事不力，予以撤换，并改派砵甸乍接任。

砵甸乍接任香港的行政官、驻华商务总监及英方全权代表后，在1841年8月抵华，并随即出兵，先后攻占厦门、定海、镇海和宁波等地。道光帝即以身兼协办大学士的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还击，但却大败而回。及后，英军在砵甸乍指挥下进犯长江口，攻克吴淞、宝山和上海，至1842年7月又占领镇江，最终在同年8月兵临南京城下。

由于道光帝同意议和，清方代表遂与砵甸乍在南京静海寺议约四次，及后在1842年8月29日与清廷代表，钦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等人在英舰HMS皋华丽号（HMS Cornwallis）上签订《南京条约》，正式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璞鼎查

当时仍为英国全权代表的砵甸乍于1842年10月27日在香港发出告示，指“香港乃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并尊重华人习惯”。

其后维多利亚女皇在1843年4月5日颁发《英皇制诰》，《制诰》在同年6月抵港，而耆英与砵甸乍于6月26日在香港就《南京条约》换约，砵甸乍遂依据《制诰》，正式成为香港首任总督，到12月2日，大英帝国为表彰其功劳，向砵甸乍颁赠GCB勋衔。

鸦片战争结束后，砵甸乍复以战时英国国民流落台湾被杀为由，要求已改任两江总督的耆英代为“伸冤”。清廷为恐战事再起，派伊里布到广州主理对英交涉事宜，但其后伊里布病故，砵甸乍即扬言率舰北上，续与耆英谈判。

清廷得悉后大为紧张，道光帝遂以耆英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与砵甸乍继续谈判。结果，耆英到香港顺道就《南京条约》换约外，双方在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复于同年10月8日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

砵甸乍上任总督后，随即依据《英皇制诰》成立香港政府，设立了行政局、定例局和最高法院。当中，砵甸乍在1843年8月宣布委任三名官守议员加入定例局。该三名官守议员分别为庄士敦（前护理总督）、摩理臣（商务总监中文秘书兼传译员）及金尼（首席裁判司），因此定例局最初连总督在内，只有四名成员。定例局在1844年1月11日举行首次会议，并在1844年2月26日通过首条香港法例。然而，砵甸乍任内甚少举行会议，因此总督拥有很大的权力。

由于驻港军官不满砵甸乍干预军务，英国商人又不满他严守《南京条约》，不准英商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走私鸦片。结果砵甸乍备受孤立，终在1844年5月7日卸任总督一职，返回英国，成为任期最短的港督。

南京条约的谈判桌上

家庭情况

砵甸乍在1820年与苏珊娜·玛丽亚·库克（Susanna Maria Cooke）结婚，两人有以下的子女：

腓特烈·耆英·砵甸乍（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1831年4月27日—1865年4月9日）

亨利·砵甸乍（Henry Pottinger，1834年6月10日—1909年10月18日）

亨丽埃塔·玛丽亚·史蒂芬斯（Henrietta Maria Stephens）

1.

腓特烈·耆英·砵甸乍（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1831年4月27日—1865年4月9日）

2.

亨利·砵甸乍（Henry Pottinger，1834年6月10日—1909年10月18日）

3.

亨丽埃塔·玛丽亚·史蒂芬斯（Henrietta Maria Stephens）

任职背景

1836年12月，英国政府任命查理·义律（简称义律）为驻华商务总监督，办理及维护英国商人在中国的鸦片贸易。1839年1月3日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义律闻讯后通知英国商船开往香港，策划反抗禁烟。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打死村民林维喜，清廷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拒绝。并且阻止英商具结，反抗禁烟。林则徐于是下令驱逐广州和澳门的英商，断绝对英商的食物供应。9月，义律带领英国兵船“倭勒基”号和“多寻资”号袭击外九龙炮台，被中国守卫官兵击退。

1840年4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随后英国女王命令义律率领英军1.5万人向中国进发。6月英国兵船抵达珠江口，封锁广州海面，挑起了鸦片战争。义律绕过林则徐在广东的严密防守，率军北上，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英舰迫近天津；8月15日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款等要求。

1840年9月，清廷下令将林则徐和两广总督邓廷桢革职，由直隶总督琦善接任两广总督，指令琦善拒绝英方提出的要求，要求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琦善抵达广州与英方交涉，拒绝割让香港岛，只讨论赔偿烟价。

1841年1月6日，义律发出最后通牒，限清政府次日晨8时回复。

7日，义律不等琦善回文，便命令英军占领虎门外的沙角和大角炮台，中国水师在提督关天培率领下，奋勇抵抗，英军遭到沉重打击。琦善复照英方，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他可奏请道光皇帝在珠江口外给予一所寄寓。

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香港和九龙尖沙咀。琦善答应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待英方选定后，再上奏皇帝。

1月20日，义律突然单方面宣布，已经与琦善达成“协定”，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国。

1月26日，英军强占了香港岛。

1月27日~28日，义律为了迫使琦善承认其侵占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穿鼻草约”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

1月30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清廷，谎称义律已与琦善商定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

2月1日，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率军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随后道光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其中一道御旨称“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奕山的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

4月1日，英军在香港岛张贴告示：“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王之子民”。义律硬把琦善在英军炮口逼迫下，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后，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说成已“有文在案”。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道光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

5月18日，英军进攻广州，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义律逼迫奕山订立“广州和约”，在一星期内交付600万元赔款，并把清军撤出了广州城。就是在这关键时刻，璞鼎查取代了义律，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来到中国。

大事记

璞鼎查是一个职业军人，当时正在印度服役。刚刚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大显身手，被晋升为海军少将，正踌躇满志。外交大臣巴麦尊认为，征服过阿富汗的璞鼎查，就是再度征服中国的最佳人选。于是1841年6月5日，巴麦尊给璞鼎查一道训令，提出“要据有香港岛，该岛对岸及岛上停泊所构成威胁的防御工事、火炮及驻军，应销毁或撤退”。璞鼎查8月12日到香港，在香港只停留两天，即率领军舰26艘，士兵3500人，沿海北上，攻打中国北部沿海港口。首先侵入厦门，10月，又进犯定海、宁波。在宁波抢走银元、丝绸、粮食无数，勒索军费120万块银元，掳走大批妇女。璞鼎查继续率军骚扰杭州、奉化、慈溪，占据乍浦，烧杀劫掠，无恶不做。

璞鼎查指挥军队攻打中国沿海城市，不在香港期间，由庄士顿以副商务监督身份代璞鼎查执行职权。当时英国只留有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道光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空虚，便告诫奕山“设法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领教英军实力。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一再谕令收复香港，但是广东方面依旧隐忍苟安，不图攻剿。英军攻陷定海、宁波等地后，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

1842年璞鼎查返回香港，开始亲自处理香港政务。

1842年6月，在璞鼎查的要求下，英国政府又从印度调来援军，扩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继续凭借武力进犯长江口，攻陷上海、镇江。在上海6天，勒索赎城费50万银元。英军并在上海四郊抢劫。8月10日，英军大小兵船85艘直逼南京，停泊下关。英军到南京后又向两江总督牛鉴索取赎城费300万银元。南京告急，清政府急忙派耆英为钦差大臣赶到南京求和。

1842年8月29日，这是中国人民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近代历史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页，也揿下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专横残暴的印记。这天，耆英、伊里布、牛鉴代表清政府与璞鼎查在英船“康华立司”号谈判。璞鼎查开列出严苛的议和条款，并声明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条件，否则，继续刀兵相见。腐败的清廷，无能的耆英，在璞鼎查的逼迫下，只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

《南京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丧权辱国

至此，璞鼎查完成了义律想完成而未能完成的任务，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领土、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野心。

任职期间

《南京条约》在香港换文以后，1843年6月26日，璞鼎查即在港督府宣誓就任香港第一任总督。宣布“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受伦敦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管辖。璞鼎查同时组成行政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后来改称行政局和立法局，两个委员会各3名议员，全是在香港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守议员，协助他处理行政和立法方面的事务。随后，制定殖民地法律，使香港法律独立化。

1843年6月27日，璞鼎查又宣布在香港成立治安委员会，协助他维持社会治安。这项制度实际上是照搬英格兰的原有制度。由香港总督选定当地有地位和声望的名流，共同维持社会秩序。治安委员后来在香港被译成“太平绅士”。所谓“太平”，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太平”，中国居民并不太平。

第一批被委任为“太平绅士”的有副商务总监庄士顿，裁判司威廉·坚，助理地方法官禧利，大商人渣甸、马地臣、史徒华等43人。璞鼎查赋予“太平绅士”很大的权力。

虽然在义律占领香港时发出的布告中，已经宣布废除各种拷刑，但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制度，港英政府并未实行。从璞鼎查开始，一直到第七任总督坚尼地，实际上仍然对妨碍英国殖民统治制度者公开实施各种拷刑。那时在香港岛上环后边，德辅道尽头有一片空地，称为“大笪地”，也有人称为“十王殿”，原因在于这里是香港政府对犯人公开执行藤笞的地方。鞭子是用煤油浸过的麻绳编扎而成，称为“九尾猫”。以后又改用藤条。犯人受刑时脱光衣服，背上被抽打得皮开肉绽，十分残忍。璞鼎查还采用“以华制华”方针，在华人中选出保甲长，实行内地的保甲制度，利用一些华人协助他维持治安。

香港既建立了行政、司法机构，又有了英国的军队和警察，还有武装商人加入的治安委员会，加上保甲制度，并实行半军事统治的宵禁等一整套殖民统治制度，这就从政治、法律、军事上，保证了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地位。

璞鼎查于1842年10月4日颁布的宵禁令，就是专门限制和歧视华人的。禁令严格规定，华人晚上11时以后不得夜行。违者准警察即行拘捕，解案究治。同时，因为这时香港岛对面九龙尖沙咀尚属清朝管辖，平时船舶往来自由，于是又规定自夜晚9时至翌日晨6时之间，任何船只不许在香港海面航行或驶近香港。香港每天要鸣炮二次报时，一次为早上6时，一次为夜晚9时，于是规定9时鸣炮以后，6时炮未响之前，不许港内船只移动。

1843年4月26日，位于港岛湾仔春园街的港督府遭洗劫。5月1日，璞鼎查政府借口“治安不靖”，更进一步规定，华人入夜后，至晚上十时前一段时间，如果必须外出，每人须要带油灯或灯笼一个，以资识别；晚上超过十时，华人一律不准夜行。以鸣炮为号，指示宵禁的开始和结束时间。1844年又公布《维护公安条例》，规定中国居民晚上入夜后，要在自己门前悬挂一盏有店名或自己姓名的灯笼，以便警察执行巡逻任务。中国人在晚间规定时间出门，还要有一张通行证，11时以后停止交流，违者要遭到逮捕法办。

璞鼎查1841年8月11日到港，1844年5月离职，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具体实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侵吞的愿望以及英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权。

所获荣誉

纪念牌匾

G.C.B.（1843年12月2日）

P.C.（1844年5月23日）

命名事物

• 砵甸乍街，位于香港岛中环

• 砵甸乍山，位于香港岛小西湾附近

• 砵甸乍峡

• 砵甸乍炮台，位于九龙鲤鱼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