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位于湖南省北部的下辖区）

历史沿革

洞庭湖区地图

经济效益

洞庭湖区是湖南乃至全国的“鱼米之乡”，周围地区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农业生产基础雄厚，劳动力众多。建立洞庭湖环湖经济圈对于加速洞庭湖区以至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强调经济效益并坚持环境效益的前提下，可建立全国特大型商品粮基地、商品生猪基地、商品水产基地、高水平创汇农业基地和生态农业基地；建立高层次、高水平的旅游基地、科技文教基地以及商贸基地，实现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变迁

岳阳楼

进入历史时期以来，由于洞庭湖与荆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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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九江”，它汇合了湘、资、沅、澧四水及荆江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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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湖区边缘地带广泛设县，而湖区腹地的平原水网区却没有设置过一县。至于人工围湖垦殖的情况更属少见，仅东汉初年樊重曾在西洞庭湖区兴筑过“樊陂”，其位置在今常德市北89里，据说“有肥田数千顷，岁收谷千万斛”（《元和郡县志》）。

东汉末年，西洞庭湖因长期缓慢淤积，加之人工围垦，使湖面有所缩小，湖泊水位也因之被壅高而高于荆江。《水经注》记载，湖北公安县西的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表明汉末至三国初发生过一次“江湖关系”的根本转变，荆江南岸的地势已变为南高北低，荆江汛期不再分洪入湖。

汉末以后，北方战乱频繁，湖南境内，特别是洞庭湖区和湘江流域人口剧增，垦殖的发展使天然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入湖泥沙有所增加。其时的洞庭湖水入注长江时含沙量很少，《水经注》称其“水色青异”，湖水“东北入于大江，有清浊之别”，这是因为由入湖河流带入的泥沙已在湖中大量沉淀。由于泥沙沉淀，湖泊处于缓慢的淤积之中。

魏晋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围垦活动已经初具规模。三国吴时，丹阳太守李衡在武陵龙阳（今常德汉寿县）汜洲上“作宅，种桔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三国志》）。这一“汜洲”遗址，在今汉寿县大围堤西，其规模虽然还不算大，但标志着湖区的垦殖已经兴起。西晋末年，巴蜀流民数万人流入荆湘，遍布于洞庭湖区边缘各地。东晋初年，原在河南平氏县境的义阳郡流民又大量涌入洞庭湖西岸；公元474年，巴、峡流民入湘。因此，东晋、南朝之际，洞庭湖区出现了第一次围湖垦殖的高潮。郭璞注的《山海经》和郦道元注的《水经》，都曾把洞庭湖称为“洞庭陂”。“陂”，与隋唐以后在湖区所筑的“堰”、“障”之类，均为古代对围湖堤垸工程的称呼。洞庭称“陂”，表明当时湖区已经开始全面的筑堤围垦。

湖区其它地方的围垦情况因缺乏详细记载，只能根据沿湖置县的历史加以推断。到南朝萧梁时，今天湖区除南县外的所有县级政区均已设置。置县的过程是由湖区边缘逐渐向腹地推进的，反映了当时的人类围垦活动向湖区中心步步深入的情况。相应地，湖泊水面面积则由先秦两汉时期的浩渺大湖开始受到分割和缩小。

关于这一时期的湖泊面积，《水经注》记载为“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皆出没于其中”，加上其它边缘湖群，洞庭湖水面面积应接近6000平方公里。

隋唐时期，荆江、洞庭的关系仍然保持着南北朝时期“湖高江低，江不入湖”的格局。唐朝初年，湖南人口较少，森林植被又得到恢复，各入湖河流的含沙量较低。不少诗人曾写下了咏叹洞庭湖水色清碧的诗句，如刘禹锡曾著文：“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李谅《湘中行》诗中称湘江“清可鉴毛发”；刘长卿形容湘江“纤鳞百尺深可窥”……然而，自唐代中叶以后，湖南森林植被因伐薪樵采、刀耕火种而遭受破坏的情况已日趋严重。柳宗元《移桂诗》中提到湘南一带“火耕困烟烬，薪采久剥摧”。刘禹锡在《武陵观火》诗中指出山林破坏后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山林行剪伐，江泥宜墐途”。

唐末五代时，荆江两岸堤防逐渐完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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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全国经济中心已由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洞庭湖区的围垦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从而使湖泊水面进一步缩小。唐代洞庭湖西岸围垦的规模已相当大，但由于围垦使湖面逐渐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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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洞庭湖区的围垦比唐代更为普遍而持久。北宋末年，北方战乱，中原人口又一次南迁，湖区私人围湖垦田的现象较为普遍，据光绪《湘阴县图志》记载：“其时洞庭湖地已多占为民田”。另据《钟相杨么佚事》追述，北宋末官豪地主在湖区“侵占湖沼淤地，筑垸围田，广袤百里”者，“比比皆是”。《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岳州府管辖下的滨湖各县，由于围湖扩耕，田亩无法统计，只好按所用种粮的多少来收税，规定一石种粮“作七亩科敷”。洞庭湖西岸的龙阳县等地，由于田土日辟，南宋淳熙年间已到处是“桑麻蔽野，稼穑连云”，“比屋连檐”，人口十分密集。当时的政府也鼓励和支持私人占垦湖田。

在私人围垦活动发展的同时，官方也在湖区进行大规模围湖造田。1135年，岳飞为了镇压杨么起义，在洞庭湖区“募民营田，又为屯田”，以补给军队。第二年，宋高宗下诏，置各路营田大使。营田为官方组织无地农民集中于一地从事垦荒、生产，与现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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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荆江南岸大堤经常溃口，自然的废垸还湖现象普遍发生，因而湖区围垦处于低落阶段，湖泊面积不断扩大而湖盆却日益淤浅。

元初，荆江南岸大堤累决累筑。1308年，元武宗下诏开六穴以泄水（林元《重开古穴记》）。但由于自然淤积及人为堵筑，元代所开的这六穴，至明初除南岸的调弦口外，其余的均已湮塞。明代，洞庭湖区水利失修，荆江决口、湖区溃垸的情况时有发生。

宋代“保民田以入官，筑江堤以防水”的围垦政策，即所谓“荆南留屯之计”，自元代就受到尖锐的批评。林元《重开古穴记》中认为这是一种“射小利、害大谋，急近功、遗远患”的做法。因此，元代洞庭湖区的围垦极为萧条，不仅没有挽筑新垸，许多宋代的老垸也逐渐毁塌，听任垸田自然废弃还湖。明初，由于苛政重税等原因，逼得人民逃亡，堤垸修筑无人，大片农田弃为湖荒，湖区水灾日益加剧。1412年，华容县四十八垸溃决四十六垸。因连年洪涝，出现了“地有半年不见天，人有半年不见地”的民谣。

湖区水灾加剧，废田还湖现象严重，除人为原因外，还与当时入湖泥沙增多造成湖底迅速淤垫，减少了湖泊容积有关。泥沙的来源主要为荆江入湖水流，其含沙量比洞庭湖水系大得多，时人谓此水“送沙”。不过，这一时期湘江等南水的入湖泥沙也较过去明显增多，这是因为明代湖南境内森林资源遭到掠夺式的采伐，水土流失现象已相当严重。据《明史》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为修建北京宫殿，派人到湖南督采大木，“以十万人入山辟道路”。此外，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在湖广采木，一次采伐的“杉松大材”就达七万余株。经过这种长期的滥砍滥伐，四水流域的水土流失日益严重。

据测算，元、明时期的洞庭湖天然湖泊面积达5600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两倍。

清初，洞庭湖区的堤垸“民不暇修，官不及督”，“捍筑无人，逐渐崩溃”，滨湖各县水灾加剧，人民逃亡，大量垸田溃废还湖，洞庭湖面积不断扩大。

清代前期，统治者推行“劝民垦种”、鼓励围垦扩耕的政策，规定对地方官“以招垦定‘考成’（即政绩）”。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汉江流域水灾，湖北灾民纷纷南下，到洞庭湖区佃种荒田，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的无业农民也进入沅江、湘阴等地筑堤兴垦，湖南当地土豪也加入到围湖占地的热潮中。康熙、雍正年间，清政府多次拨巨款助修堤垸，称为“官垸”。乾隆五年（1748年）又下诏：“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其升科”，于是湖南当地居民“招来四方认垦之人，复于湖滨各处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年以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百余处，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日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严有禧《查垦滨湖荒土移详》）。

从康熙中叶起，经雍正至乾隆年间，数十年内洞庭湖区的围垦迅速地从兴起进入高潮。据《湘阴县图志》记载：湘阴县自“康熙时督民开垦，至乾隆中叶，报垦者六十九围”；另据孙良贤《九江新收茈水说》记载，沅江、湘阴、益阳等县滨湖地带，自明末以来“堤垸不修，民皆转徙，弃为狐狸之场”，到乾隆初，这里已“悉堤为田，烟火村庐相望，蔚然称盛焉”。西洞庭湖区的安乡、龙阳、武陵等县的围垦也发展较快。安乡县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田、地、塘”数，仅一千六百余顷，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已达三千三百九十多顷（《安乡县志》）。安乡本为泽国，所增加的土地自然是从与湖争地而来。

围垦使天然湖面急剧缩小，湖泊调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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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不仅湖区的围垦愈演愈烈，而且湖区以外的丘陵山区也形成了滥垦荒地的热潮。许多在清初还是“地旷人稀，老林邃谷”的地方，乾隆以后却到处是“尺寸隙土，无不垦辟”，“深山穷谷，烟火万家”，湘江流域的森林几乎消灭，所见尽是“牛山濯濯”，连柴炭价格也上涨到“数倍于昔日”（嘉庆《善化县志》）。魏源指出，由于垦荒，“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挖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湖广水利论》）。可见丘陵山区的毁林开荒而直接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湖泊的迅速淤积，早已为人们所认识。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的清代初、中期，洞庭湖处于一个由大到小、逐渐萎缩的阶段。根据大量文献记载，清初围垦初步发展时，洞庭湖天然水面面积约为4300平方公里，而到了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湖区围垦恶性发展，当时的湖泊面积尚不足4000平方公里。

19世纪中叶的江湖关系形势已经危如累卵，一方面，湖区围垦已到了“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七八”的程度；另一方面，荆江大堤逐年“加高培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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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池、松滋溃口后，荆江分流的入湖水量陡增，在湖区形成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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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主管湖区水利的机构经常改组，走马上任的官僚政客靠滥发垦照中饱私囊。垦照名目繁多，甚至在淤洲尚未出露之前就已颁发“白泥照”、“待潮照”。1918年，省长张敬尧发布命令：凡愿意领亩开垦的，可缴费领照，筑堤围垸。于是，大批官僚地主、湖痞水霸被吸引来湖区围垦。由于所谓领照开垦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从而使湖区的恶性围垦一次次出现高潮。至1931年，湖区已围垸田达400万亩，即相当于今日洞庭湖的全部天然面积。

由于堤垸阻碍水道，减小了湖泊调蓄水面，江湖蓄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水灾也日益加重。1931年夏，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湖区溃垸1600余处，淹没垸田400余万亩，死亡近万人，受灾人口近百万。这次湖区特大水灾虽然起因于长江流域暴雨这一自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却在于湖区的滥围滥垦。

1931年水灾之后，国民政府一方面在湖区进行并垸合修，一方面明令“严禁盗修淤洲堤垸”，但结果只能是“实无实效，反予不肖执行人员以舞弊的机会”。垸田继续增筑，滥围滥垦的现象有禁无止。1935年，因湘、鄂、川边境地区局部性暴雨在湖区酿成特大洪涝灾害，湖区溃垸1600余处，淹没垸田300多万亩，受灾人口300余万，死亡3万多人。国民政府再次颁布命令“禁止围垦新垸，凡违令挽修者即为盗挽，除处以妨害水利之罪外，并刨毁其堤垸”。实际上这种禁令，仅为官样文章，“实际能遵令刨毁之堤垸，百无一有”。不过，由于有些堤垸在1935年大水时已溃废还湖，有些则合修并垸，到1942年，堤垸数较1935年以前大为减少。据统计，1942年共有堤垸600多个，垸田面积在400万亩以上，这里尚未包括“盗挽”堤垸的数目和耕地面积。此后湖区又陆续增筑，到1949年，滨湖及四水尾闾地区14县，共有堤垸993个，垸田面积597万亩。1948年、1949年又接连发生严重水灾。其中，1948年，溃垸196处，淹田280余万亩，受灾人口300余万；1949年，溃渍堤垸821处，淹田400余万亩。

20世纪上半叶洞庭湖演变的历史，主要是持续不断地自发围垦热潮与频繁出现的大水灾相互交替，使洞庭湖多次圈围萎缩、又自然地恢复扩大的历史，实际上是由社会的和自然的两大因素制约着湖面大小变动的节律。民国时期因围湖垦殖的发展与频繁出现的大水灾相互交替，洞庭湖发生过多次缩小与短暂的回春与扩大，但天然湖泊面积大致维持在4000平方公里上下变动。

建国以后，中央政府对洞庭湖进行了系统整治，对湖区堤垸采取了疏浚洪道、堵支并流、合围并垸、加修大堤、圈高丢低、建设蓄洪垦殖区等措施，提高了垸田的抗涝防洪能力，使湖区的围垦和农村经济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湖面急剧萎缩和湖底迅速淤垫，又导致湖泊调蓄能力急剧减弱，湖泊水位持续抬高，垸田涝渍灾害日益严重等不利后果。

（1）湖区围垦发展与湖面进一步萎缩

洲滩围垦是民众利用洲土谋求生存的一种手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抵御灾害的一种措施。从洲滩围垦的历史来看，泥沙淤积促成了洲滩的围垦。同时，人口的快速增长对土地造成的压力也是促成围垦的一个重要因素。藕池决口后，大量泥沙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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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解放后的1949年、1951年、1952年、1954年连续几年大水，给湖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解决防洪问题，消除水患，湖南省政府经请示中央批准，进行了堵支并流并垸。这样，湖区堤垸数由解放初期的993个，到1955年夏减为292个；但是，洞庭湖的天然湖面面积却从1949年的4350平方公里，减为1954年汛期过后的3915平方公里。

50年代后期，在大跃进“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以及“为了增垦支援农业合作化以满足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把粮食生产作为各级工作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围垦了部分湖泊。这一时期为围垦发展最快、也是外湖萎缩最快的时期，先后围垦了建新、洋淘湖、钱粮湖、屈原、千山红、茶盘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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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相继围垦了君山、北洲子、金盆、贺家山、南湾湖等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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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湖区围垦以结合血防灭螺的矮围为主，其中，以1976年沅江矮围漉湖48万亩，岳阳、汨罗合围中洲垸13万亩规模最大；高围则以华容团洲垸8万亩、湘阴横岭湖围垦38万亩的规模最大。上述围垦工程中，沅江漉湖矮围及湘阴横岭湖围堤均在围成后的第一个汛期即行溃决，表明洞庭湖区的外湖围垦已发展到最大极限。到1979年止，湖区堤垸数又增加到278个，耕地面积扩大到868.7万亩，相应的外湖面积已减少到2740平方公里（也有统计资料为2691平方公里），即不足建国初期4350平方公里的三分之二；内湖面积也减少到150万亩，约为建国初内湖面积的二分之一。另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测算，到1995年，洞庭湖的天然湖泊面积已减至2625平方公里。

总地说来，洞庭湖的萎缩进程与日俱增。19世纪的后70年，面积萎缩600平方公里；20世纪的前50年，萎缩1050平方公里；解放后的不足30年，面积萎缩竟达1160平方公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将近30年的湖泊萎缩恰好与解放前一百多年的淤积进程相当。

（2）洞庭湖的泥沙淤积

自19世纪50年代至今，是洞庭湖整个发展时期演变最为剧烈、迅速的一个阶段，汪洋浩渺的60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萎缩成今日2625平方公里的湖面。在八百里洞庭湖中，淤出八百万亩农田主要就是这一百多年来演变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藕池、松滋两口的形成，使由荆江排入洞庭湖的泥沙成倍增长，人为因素在相当程度上也加速了这一萎缩进程。

湖泊是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的形成、发展和衰亡有其固有的历史和规律。洞庭湖的形成与存在，首先因为这里自中生代以来就是地壳的断陷下沉区。直到今天，这种构造沉陷作用仍在发生中。历史时期以来，湖泊的急剧淤积萎缩，与泥沙大量入湖沉积有关。其次，洞庭湖的萎缩离不开江、湖水位的对比与对湖面的人工围垦。历史上几次比较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如宋代、清代前期以及民国时期和解放初期的过度围垦，使天然湖面受到人为压缩，造成河湖水位上涨，洪涝灾害加剧，最后导致垸田大量溃废、湖泊回春扩大的自然恶性报复。目前，洞庭湖调节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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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多年来水文实测资料统计，四水与四口多年平均入湖泥沙量为 立方米，而由岳阳出口的泥沙仅占入湖泥沙的23.1%，湖内沉积 立方米，占入湖总沙量的76.9%。这就是近一百多年来，洞庭湖迅速萎缩的关键。洞庭湖盆现有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和东洞庭湖三片湖面，由于每年入湖泥沙的四分之三以上均来自荆江，故百年来湖盆的淤积一直是自西北向东南发展延伸的。表3－1列出了泥沙淤积对洞庭湖造成的影响。

表1 泥沙淤积对洞庭湖的影响

（3）垸田的洪、涝、渍灾害严重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如宋代、清代前期以及民国时期的过度围垦，使天然湖面受到人为压缩，造成河湖水位上涨，单纯依靠加高堤垸的办法已经难以赶上洪水水位的增长，湖高田低的情况愈益严重。建国后的内湖围垦减少了垸内的有效调蓄面积，导致洪、涝、渍灾害加剧，垸田大量溃废。据不完全统计，湖区自1949年以来，除1957年、1968年、1972年三个干旱年份外，其余每年都有涝、渍灾害。因溃垸及涝、渍成灾的面积平均每年均在100万亩以上，其中1954、1964、1969、1977、1980、1983等年份，每年均在300万亩以上。洞庭湖的上述历史变化，是湖底因淤积而变浅以及湖面因围垦而缩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湖泊在受到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发生急剧改变后的一种自我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