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国哲学家）

人物生平

早年（1844—1869）尼采在1844年10月15日生于接近莱比锡的洛肯小镇，当时那里隶属普鲁士的萨克森管辖。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威廉四世国王，这个巧合被他的父母视为是一个好预兆，不过后来尼采放弃了「威廉」这个名字。尼采的父亲卡尔·路德维希（1813-1849）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和教师，母亲是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1826-1897），双亲在1843年结婚。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1846年出生，小弟路德维希·约瑟夫则在1848年出生。尼采的父亲因脑软化症而在1849年去世，两年后他的弟弟也去世了。

1850年尼采全家搬迁到萨勒（Saale）河畔的瑙堡(Naumburg)，与尼采的祖母和父亲的两名未婚姊妹共同生活，由于他的母亲终身未改嫁，因此尼采几乎在一个充满女性的环境中成长。在祖母于1856年去世，尼采全家搬了出来。^[1]尼采就读了一间私立的男子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来自显赫家庭的古斯塔夫·克鲁格和威廉·皮德尔，与他们结为至交。这时的尼采希望以父亲为榜样也成为一名牧师，因此他时常给伙伴们朗诵圣经里某些章节，为此他获得了小牧师的称谓。他也认识一些当地的音乐家，开始了他对音乐的爱好。

14岁时他进入普夫达(Pforta)中学，课程以古典教育为主，且以训练严格出名，这一开始让尼采很不适应。尼采在学校里也认识了保罗·杜森（Paul Deussen）和卡尔·冯·格尔斯多夫。尼采在这段时间也专注于撰写诗赋和音乐。在普夫达中学里尼采接受了希腊和罗马古文学的训练，这也是他首次接触到与家中基督教教育完全不同的环境。^[1]

于1864年毕业后，尼采进入了波恩大学，开始对神学和古典哲学进行研究。在经过一个学期的研究后（也是出于对他母亲的不满）尼采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念，停止了对宗教的研究。造成尼采转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阅读了神学家戴维·史特劳斯（David Strauss）所著的《耶稣的生平》一书，这对当时年轻的尼采产生极大震撼。尼采接着将心力放在研究哲学上，接受弗里德里希·威廉·里奇尔（Friedrich Wilhelm Ritschl）教授的指导，并且在来年追随他前往莱比锡大学就读。在那里他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古典学家的同学欧文·罗德，并且发表了第一份文字学的研究。^[1]

在1865年尼采研读了许多阿瑟·叔本华的著作，并在1866年读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所著的《唯物主义之历史》一书。他很快便迷上两本书里的哲学观，这促使他将他的研究领域扩展至文字学以外，并且决定继续深入学习。

尼采于是继续他的研究，在他研究告一段落的那一年他也认识了理察·华格纳。^[1]

（1869—1879）

在里奇尔教授的帮助下，尼采得以轻易获得巴塞尔大学提供的古典哲学教授职位，而无需先取得博士学位或教学的证书。在搬至巴塞尔后，尼采宣布放弃他的普鲁士公民权，从此保持无国籍人士的身分一直到去世。尽管如此，他仍在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加入普鲁士军队，担任医护兵职务。短暂的军旅生涯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让他见识到了战争带来的毁灭。在从军期间他也染上了痢疾和白喉。在1870年回到巴塞尔后，尼采以一个旁观者的身分见证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以及接下来奥托·冯·俾斯麦执政的年代。尼采以「荷马与古典哲学」作为他教授教职演说的主题。在大学里他认识了神学教授弗朗茨·奥韦尔贝克，两人从此成为终身至交。尼采也认识了默默无名的俄国哲学家Afrikan Spir以及他的同事—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尼采还经常前往聆听布克哈特的授课，两人对尼采都产生极大影响。尼采也一直与在莱比锡认识的理察·华格纳和他的妻子柯西玛保持联系，尼采相当欣赏华格纳夫妻，经常前往华格纳在琉森州的住所拜访。华格纳夫妻将尼采引入他们的社交圈子，还邀请他一同出席拜罗伊特节日剧院的开幕演奏。在1870年他还将《悲剧的诞生》一书的手稿送给柯西玛作为生日礼物。尼采在1872年正式出版《悲剧的诞生》一书。然而，其它的古典哲学教授包括了里奇尔在内都对尼采的新书不感兴趣，因为尼采在这本书里放弃了精确的文字学研究方式，而是改采哲学的演绎方式进行论述。另一名文字学家Wilamowitz-Moellendorff则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批判文章，进一步败坏了这本书的声誉。尼采青年时期的好友欧文·罗德（这时已在基尔担任教授）以及华格纳则挺身替他辩护。尼采坦承了他在哲学界被孤立的处境，并试图在巴塞尔大学取得哲学教授的职位，虽然最后并没有成功。在1873年至1876年之间，尼采陆续发表了四篇长篇论文：《戴维·史特劳斯：自白者和作家》《历史对生命的利与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理察·华格纳在拜鲁特》（这四篇论文后来被收录以《不合时宜的考察》为名出版）。四篇论文都带有文化批判的色彩，吸纳了叔本华和华格纳的思想，挑战当时正快速发展中的德国文化。从1873年开始尼采也陆续撰写一些短文，这些短文在他死后以《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为名出版。在这段时间里尼采活跃于华格纳的社交圈中，认识了玛毕达·莫森布（Malwida Von Meysenbug）女士和汉斯·冯·彪罗，也认识了保罗·瑞（Paul Rée），雷在1876年对于尼采产生极大影响，使他脱离了早期著作中的悲观写作风格。然而，1876年的拜鲁特音乐会却使尼采大为失望，他被演奏的平庸和大众的粗俗反应所震怒，从此开始与华格纳保持距离。^[1]

尼采接着在1878年出版了《人性，太人性的》一书，以格言方式讨论从形而上学到宗教乃至于性别等各种议题，也是在这本书里尼采明确的抛弃了华格纳和叔本华的哲学。尼采与欧文·罗德等人的交谊也在这时开始冷淡。尼采在这段时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但却始终没有着落。在1879年，经过长期的健康衰退后，尼采不得不辞去他在巴塞尔的教授职位（自从幼年时期开始尼采便一直为许多长年疾病所苦，严重的近视使他近乎丧失视力、偏头痛的疾病、以及剧烈的胃部疾病。1868年的车祸加上1870年的一场大病也进一步恶化了他的健康状况，迫使他在巴塞尔任教期间必须申请越来越长的病假，直到正常的教学活动完全中断为止）。^[1]

（1879—1888）

由于饱受疾病煎熬，尼采开始四处旅游以寻找气候较为理想的地区定居，从此一直到1889年为止以私人身分游遍了许多城市。他在瑞士的格劳邦顿州地区度过了好几年的夏天，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杜林以及法国的尼斯等地度过许多年的冬天。

在1881年当法国占领突尼西亚时，他曾计划前往突尼斯以观赏从非洲眺望欧洲大陆的风景，但后来打消了这个主意（或许是因为健康原因）。尼采偶尔会返回瑙堡探望他的亲人，在这段时期尼采与他的妹妹也经常爆发争执、但通常到最后都得以和解。尼采依靠他从巴塞尔大学获得的退休金生活，但也获得一些朋友的资助。曾是尼采学生的彼得·加斯特（Reter Gast）也自愿担任尼采的个人秘书。直到尼采去世为止弗朗茨·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两人始终与尼采保持紧密关系。即使已经脱离了华格纳的圈子，玛毕达·莫森布女士仍在尼采生活中扮演着类似母亲一般的角色。不久后尼采开始与音乐评论家Carl Fuchs接触。这段时期是尼采创作的黄金时期，从1878年出版的《人性，太人性的》一书开始，尼采在接下来每年都会出版一本书（或是一本文集）直到1888年为止，在最后一年里尼采完成了五本书。

在1882年尼采出版了《快乐的科学》的第一部分，他在那年也透过玛毕达·莫森布和保罗·瑞认识了女作家路·莎乐美（Lou Salomé）。尼采和莎乐美在图林根一同度过了夏天，妹妹伊丽莎白也经常陪伴他们。尼采最后深深爱上了莎乐美，在保罗·瑞的协助下开始追求她，但当尼采向她求婚时，莎乐美拒绝了他。尼采与莎乐美和雷两人的亲密关系最终在1882年/1883年的冬季破裂，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出自妹妹伊丽莎白的从中阻挠和离间。在失恋的痛苦下尼采的病情再度复发，他与母亲与妹妹的关系也由于莎乐美而几近破裂，更数度萌起自杀的念头。尼采接着躲至了意大利的利古里亚，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部分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仅花了十天的时间。^[1]

在彻底切断他与叔本华的哲学联系、以及与华格纳的友谊后，尼采的朋友所剩无几。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风格之独特使他更被当时的主流所疏离，著作的卖出量也少得可怜。尼采对此无动于衷，继续保持他孤独的生活，尽管他经常对此抱怨。尼采的书籍都是自费出版，且大多仅卖出几百本，最多也不到两千本。在1885年他只印出了40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只将其分送给他的亲密朋友们阅读。^[1]

在1886年尼采与他的助理编辑Ernst Schmeitzner断绝合作关系，对其抱持的反犹太思想感到厌恶。尼采写道他的著作被「完全埋在反犹太的垃圾堆中」，甚至将他与那些「应该被所有理智人类所瞧不起的活动」连结在一起。他接着自费出版了《善恶的彼岸》，并在1886-87年再版了他之前的几本着作（《悲剧的诞生》、《人性，太人性的》、《朝霞》、以及《快乐的科学》），附上了新的引言，重新解释了这些早期的著作。这时尼采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大致告成，并期望可以吸引新的读者群。事实上，对于尼采思想的兴趣在这段时期的确有所提升，即使尼采本人并没有发现。也是在这些年里尼采认识了作家卡尔·史比德勒（Carl Spitteler）等人。1886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与一名反犹太主义者结婚，并前往巴拉圭企图创建一个纯种的「德意志人」殖民地，她们的计划则被尼采大肆嘲笑。长年下来尼采与伊丽莎白兄妹两人一直冲突不断，最后大多是以和解告终，但这次的分裂则要到尼采发疯后两人才得以再次团聚了。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使得他根本无法进行一些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在1887年尼采发表了《道德谱系学》一书，引发了相当的争议。^[1]在这几年里尼采持续接触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很快便受之影响。他也与依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保持书信联系，后来也认识了丹麦文学家布兰德斯（Georg Brandes）。

在1870年代以讲授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为主的布兰德斯曾邀请尼采前去一同研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尼采在回信中承诺会抽空前往哥本哈根拜访他，但在他来得及实现这个承诺前自己便已经被病魔缠身了。

在1888年初布兰德斯于哥本哈根大学首次正式讲授尼采的哲学思想，不过这已是他发疯前夕了。^[1]

虽然尼采在1886年曾宣布（在《善恶的彼岸》的结语中）他会着手撰写一本名为《权力意志》的新书，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计划，并且以其中未完成的文稿汇编了另外两本着作：《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都在1888年完成）。^[1]

这时尼采的健康状况稍有改善，1888年的夏季里他都保持旺盛的写作精力。当年秋季的著作和书信中显示他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抱持更高的期望，他开始高估社会上对于他的著作的名声和肯定，尤其是在当时引起相当争议的《华格纳事件》一书。在完成《偶像的黄昏》与《反基督》两本书后，尼采在他44岁生日时决定替自己写下一本自传《瞧！这个人》，尼采在这本自传中希望读者认识到自己独特的一面：「听我说啊！我是这样独特而又这样杰出的一个人。不要把我与任何其它人混淆。」（考夫曼的英文译本）在12月，尼采开始与剧作家奥古斯特？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通信，由于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国际上缺乏重视，尼采向一些之前的出版商买回自己作品的版权，企图将它们翻至其它的欧洲语言在国外出版。除此之外他还开始撰写《尼采反对华格纳》一书。^[1]

（1889—1900）

在1889年1月3日，尼采开始显露出一些精神状况不稳的征兆。有一天在意大利都灵街上引起公众骚动后，尼采被意大利警方带回。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已无从得知，经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尼采在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见一匹马被马夫鞭打，突然上前抱住马的脖子痛哭道：“我受苦受难的兄弟啊！”，接着便瘫倒在地上（巧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有一幕便是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看见马匹遭到鞭打的场景。尼采还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唯一一个让我受益良多的心理学家」）。^[1]

在接下来几天里尼采寄出了几封短信给他的几名朋友（包括了布克哈特以及华格纳的妻子柯西玛在内）—这些信被称为"Wahnbriefe"（「发疯的信件」）。^[1]

在给布克哈特的信中尼采写道：「我已经被该亚法（新约圣经中陷害耶稣基督的祭司）套上脚镣了。去年我还被那些德国医师长期折磨。威廉皇帝、俾斯麦、还有那些反犹太主义者都被废止吧！」^[1]

在1889年1月6日，布克哈特把尼采的信拿给奥韦尔贝克阅读，隔天奥韦尔贝克也从尼采那接获了一封类似的信，他们决定必须想办法把尼采带回巴塞尔。很快的奥韦尔贝克赶赴都灵将尼采护送回巴塞尔的一间精神病诊所，在那时尼采显然已经完全发疯了，尼采的母亲决定将他转送至耶拿以接受精神病医师Otto Binswanger的治疗。

从1889年11月至1890年2月间Julius Langbehn也企图治疗尼采，他批评主治医师的方式对于尼采的情况并无法发挥效果。Langbehn对于尼采的控制似乎越来越深入，直到后来他抱持的不良动机被揭发才被驱离。

在1890年初尼采的母亲将他从精神病医院带回纽伦堡的家中疗养，在这段期间奥韦尔贝克和彼得·加斯特也讨论了要如何处理尼采未完成的著作。尼采的《偶像的黄昏》已在1889年1月依照原定计划出版，他们并在2月下单印刷50份《尼采反对华格纳》的拷贝，但出版商秘密的印刷了100本。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决定暂停《反基督》以及《瞧！这个人》的出版，因为这两本书包含更为激进的道德理论。这时尼采的名声开始了第一波的复苏。在尼采精神崩溃后，原先的助手彼得·加斯特开始进行「修正」尼采文稿的工作，而没有经过尼采的认可。这一系列的窜改在今天被研究尼采的学者们严厉批评。^[1]

在1893年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殖民地计划以彻底失败告终，她的丈夫还在那里自杀了。回到德国后，伊丽莎白开始阅读尼采的著作，并且一步接着一步的控制了这些著作以及它们的出版。奥韦尔贝克最后被伊丽莎白驱离，但彼得·加斯特则选择和她合作。

在母亲于1897年去世后，尼采搬到了魏玛，由伊丽莎白负责照顾他，伊丽莎白也允许一些包括鲁道夫·斯坦纳在内的访客前来探望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的尼采。^[1]

在1900年8月25日尼采死于肺炎，伊丽莎白将他与父亲的坟墓并列安葬。在尼采死后不久，妹妹伊丽莎白将他留下的一些笔记整理为《权力意志》一书出版。^[1]

个人生活

家庭成员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社会交往

1875年10月，结识玛尔维达·冯·梅森布格，后成为好友。1890年5月母亲护送尼采回瑙姆堡。1897年4月20日尼采母亲去世。妹妹伊丽莎白将尼采迁移到魏玛。

人物评价

中国作家鲁迅：“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

中国作家、学者郭沫若：“尼采的思想是”五四时期“的意识中心”

中国诗人闻一多：“最前进的、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著作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是生命的顶峰”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

人物影响

尼采的思想颠覆了西方的道德思想和传统的价值，揭示了在上帝死后人类所必须面临的精神危机。雅斯贝尔斯说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雅斯贝尔斯、萨特、海德格尔、杰克·伦敦、福柯和德里达、弗洛伊德等等都是深受尼采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而直接受他影响的文学家同样数不胜数：茨威格、托马斯·曼、肖伯纳、黑塞、里尔克、纪德、鲁迅等。

19世纪欧洲“好战文化”的形成，在尼采的“主人道德”学说中更得到最为透彻的说明和最独特的表达。

《论道德的谱系》这部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一年问世（1887年）的经典著作，根本意义就在于以“宣言的形式，宣告了世纪欧洲价值观划时代的突破， 它无情地践踏了一切人类文明既有的价值标准，并将其视为“奴隶道德”、“弱者的伦理' 而将战争、征服、掠夺、杀戮和统治，称为 “主人的道德”、“强者的逻辑”认为后者才是“现代文明”的真正实质》尼采学说以“强者与弱者”的永恒对立，彻底颠倒了划分“野蛮与文明”的价值法则，从而将欧洲19世纪张扬的“强权即公理的法则”视为人类新的价值观、新法律观的起源，以此重新书写了人类道德谱系。

尼采是第一个明确揭示人的心理中无意识领域并加以细致剖析的人，他的作品给现代深层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观念。弗洛伊德以《梦的解析》一书为精神分析学奠基，而尼采比他早二十到三十年就对梦的作用和机制作出类似的分析。尼采对于无意识有不少精辟的洞见，但这些洞见还都是零星的。当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学研究现代文明时，能够发现他把尼采的某些见解具体化了。尼采还在意识的背后进一步分析探讨其深层的心理活动。他认为所谓的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理世界的一种状态，尼采强调对于意识背后深层心理的探索，使他日后成为学界公认的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派的先驱者。

在萨特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尼采思想的清晰而有力地复述，他同样把人性归结为自由，把自由归结为意愿和评价。不过尼采尽管强调个人有评价的绝对自由，但他毕竟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价值尺度即强力意志。萨特却把价值的相对性推至极端，否认任何可供考虑的尺度。是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进驻人们的心底。

其他作品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主要成就

生命意志

对尼采来说，哲学思索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学思索。尼采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

批判传统道德

尼采猛烈的揭露和批判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现代理性。在认识论上，尼采是极端的反理性主义者，他对任何理性哲学都进行了最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欧洲人两千年的精神生活是以信仰上帝为核心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附属物。人生的价值，人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上帝存在的基础已开始瓦解，但是由于没有新的信仰，人们还是信仰上帝，崇拜上帝。尼采的一句名言“一声断喝——上帝死了”——是对上帝的无情无畏的批判。他借狂人之口说，自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指出上帝是该杀的。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必须杀死上帝。尼采认为，基督教的衰落有其历史必然性，它从被压迫者的宗教，转化为统治者压迫者的宗教，它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杀死了作为神的上帝，又迎来了资本的上帝，资本化身的上帝。

尼采认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为此，要对传统道德价值进行清算，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上帝的最后掩体，他深深的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腐蚀人们的心灵。尼采自称是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西方的传统道德所崇尚的美德。

批判现代理性

尼采对现代理性也持批判态度。他首先拿具有理性的哲学家开刀，他指出：哲学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几千年来，凡是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理性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流动的历史僵固化，用一些永恒的概念去框定活生生的现实。结果是扼杀了事物的生灭变化过程，扼杀了生命。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动荡不定的，从而无法捉摸的世界。实况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流动的，抓不住的，躲闪的。哲学家的第二个特性是“拒绝感官的证据”，颠倒了真正的世界和假象的世界。感性证据是真实的，可信的，只是对它们加工时才塞进了谎言。哲学家的第三个特性是混淆始末，他们否认生长过程，进化过程。哲学家的第四个特性是运用语言中的“理性”强制人们犯错误。“是”与“存在”混为一谈，弄假成真，弄真成假，蒙骗无知的人们。他认为，从苏格拉底到现代人都狂热的诉诸理性，是很荒谬的。人类之所以崇尚理性，是指望它给人带来自由和幸福；然而结果恰恰相反，理性处处与人的本能为敌，造成人的更大痛苦。

批判理性带来的谬误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否定理性的存在，理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理性是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文明进程的硕果。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是用理性的武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理性本身没有错，理性是不能否定的。没有理性，人类就不能正确的认识世界，认识真理。没有理性，人类将落入迷茫可怕的境遇。

强力意志

尼采要建立新的哲学，将生命意志置于理性之上的哲学，非理性的哲学。作为对理性提出了挑战，他提出了强力意志说。用强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传统形而上学的地位。强力意志说的核心是肯定生命，肯定人生。强力意志不是世俗的权势，它是一种本能的，自发的，非理性的力量。它决定生命的本质，决定着人生的意义。尼采比较了强力意志和理性的不同特性，理性的特性是：冷静，精确，逻辑，生硬，节欲；强力意志的特性是：激情，欲望，狂放，活跃，争斗。强力意志源于生命，归于生命，它就是现实的人生。人生虽然短暂，只要具有强力意志，创造意志，成为精神上的强者，就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强力意志作为最高的价值尺度，一方面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为人世间的不平等作了辩护。在尼采看来，人类与自然的生命一样，都有强弱之分，强者总是少数，弱者是多数。历史与文化是少数强者创造的，他们理所当然的统治弱者。尼采推翻了神的等级制度，肯定了人的等级制度。

超人哲学

尼采提出他的超人哲学，关于建构理想人生的哲学。超人是人生理想的象征，是尼采追求的理想目标和人生境界。尼采对现代人，现代生活感到很失望，他梦想改善人，造就新的人，即是超人。超人不是具体的人，是一个虚幻的形象。超人具有大地、海洋、闪电那样的气势和风格。超人还没有现实的存在，它是未来人的理想形象；超人给现实的人生提出了价值目标；超人是人的自我超越。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指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其喻义是说，超人是对天国的否定，是对上帝的替代。

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价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尼采继承了启蒙运动的精髓，反映了现代意识的觉醒。对人生价值的积极肯定，引发了人们对人生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重新定位人生；对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否定性批判，开启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理性的批判，对传统的否定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欣赏的一面。

尼采的哲学观最重要的一点是哲学的使命就是要关注人生，给生命一种解释，给生命的意义一种解释，探讨生命的 意义问题。这与尼采所读叔本华的著作有一定关系。还有一点看法，尼采指出哲学是非政治的，哲学和政治是两回事。所以尼采对哲学的看法，第一是对生命，关注人生，第二非政治的，第三非学术的。哲学不是纯学术。尼采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关键在于没有关注人生。传统哲学造成的后果是虚无主义。现象背后是没有本质的。

虚无主义

尼采自称为“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但他的学说脉络可说是沿着超脱虚无主义而来。尼采认为所谓价值、观念、真理都仅仅是人为的解释，世界本身并没有形而上的真理及终极的价值或意义。虚无主义否定了一切目的性，尼采认为柏拉图描述的理性世界（理想国家）、基督教所说的天国、世界拥有必然的道德秩序等都只是人类的产物，并无终极的客观性。尼采以“上帝已死”作为虚无主义来临的象征，这也成为后来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加缪等人的哲学起点。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有两种：消极、病态的虚无主义和积极的虚无主义。消极的虚无主义有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叔本华的哲学等。积极的虚无主义则是将失去终极价值的危机视为能够创立新价值的契机。尼采相信，即使虚无主义来临，人们也能借着价值重估重建新价值，以获得生存下去的理由。尼采也强调，若人们要成为自由精神，就有必要革除对某种确定永恒价值的渴望。因为“对于某种无条件的肯定和否定的需要，乃是一种产生于脆弱的需要”  。

艺术救赎

尼采提出以艺术作为面对痛苦与荒谬的依藉。他提倡以酒神精神，简单的说，即审美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境遇。这不是教人沉迷于幻象中，而是要让人们更有勇气与力量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因此，尼采理想中的是一种悲剧式的人生观。他认为悲剧的精神不在于肯定一个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在悲剧中有德者反而往往受命运的折磨），而是身处命运中所能激发出的力量。

悲剧审美所能达到的境界即是“爱命运”、尼采视之为一个伟大人格的必须条件，“我认为人类所有具有的伟大天性，是对命运的热爱。无论未来过去或永远，都不应该奢望改变任何事物。他不但必须忍受一切事物的必然性，并且没有理由隐瞒它——你必须爱这项真理……”。爱命运是对自身命运的肯定，甚至可以不愿意现况的任何改变。而永恒轮回更是这种精神力量的试金石。尼采显然认为凭着人的意志就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使得他的哲学带着某种唯意志论的倾向。

尼采对向来被视为负面的痛苦有相当高的评价，他厌恶像功利主义那样仅追求最大快乐值的价值观，“所有这种以快乐和痛苦、也就是根据附带和衍生现象做为衡量事情价值的思考模式，都是肤浅的思考模式和天真行为，任何明暸创造力和艺术家良心的人都会嘲笑的看轻它”。他认为痛苦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痛苦使得人们更有智慧及力量。

美学思想

尼采认为美不能独立于人的判断而单独存在，美也是人类的产物。同时尼采也认为力与美是一体两面的事，“力变的柔和并下降到可见之处，那种下降我称之为美”。力量充沛与否也可用在对人的美丑判断上，力量衰弱意味着软弱、贫乏、无能，所以他说：“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的了。”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将美区分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的是非理性的狂喜状态，可称为“醉”的状态；日神精神则是沉静、节制，可用“梦”的状态来形容。到了《偶像的黄昏》，尼采又改变他的解释：“两者都被理解为醉的类型”，而“醉的本质是力量的增加与充满之感”，尼采认为真正的艺术可以使观众感受到当初艺术家创作时力量充盈的状态（即醉感），“艺术品的作用在于激起创造状态，激发醉境”。

尼采在美学上另一项理论即是将艺术和生理结合起来：“美学只是一种应用生理学。”，因为他认为“一个人在艺术构思中消耗的力和在性行为中消耗的力是同一种力。”“所有的美都可以激起生殖欲……包括性欲及最精神性的创造。”而艺术家是性欲旺盛的一群人，“艺术家按照其性质来说恐怕难免是好色之徒。”但他们却晓得节制以储存力量创作。尼采的美学思想及艺术救赎的观念具体的呈现在他的人生取向上。他认为人在欣赏美的时候同时也会渴望成为美的东西，而他也相信人们也能够将的人生塑造成一件能予人美感的艺术品，这也算一种艺术创作。“给人的个性一种‘风格’，这是一种稀少且崇高的艺术！”而这个过程能够成为忍受这个世界丑陋部分的支柱之一：“人应该对自己感到满意，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人的面目’完全忍受。”但风格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塑造，尼采不相信人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而是已经被某种先天的本质决定，而人们应该顺着自己的本质去发展。所以他说：“你的良知在对你说什么？你要成为你自己。”

伦理批判

许多伦理都属于平等主义，像基督教中强调的“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康德的伦理学中也赋予人都具有相同的尊严和价值，就连在功利主义那里，在计算最大快乐值时，每个人的感觉都被纳入同等的考量。但尼采极力反对这种观念，他认为每个人的心性素质都是不同的，“人并不平等，他们也不会变平等！”鼓吹人人平等更无正当性，因为这种概念有碍于人整体素质的提升，他形容“平等的说教者”是“毒蜘蛛”。普遍主义也是常见的伦理观念，其基本概念为：一道德律应该被推广到所有人身上。尼采则认为每个人的素质、性格都不相同，对应的道德义务也该有所差别，“对高等人是营养和愉悦的东西，对非常不同的低等人一定接近是毒药。一般人的德性对哲学家也许意味着恶习与弱点”。他进一步阐述每个行为的特殊性：“任何人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这么做’就是还没有对自知迈出五步。则的话他就会知道根本没有，也不能有一样的行动。”

尼采并不认为人有充分的自由意志，“一个人本质的命定性不能由所有那曾经是以及将会是的命定性分开”。自由意志即是把意志当作不能再追溯其因的自因，他说自因是：“目前为止被人想出来最佳的自相矛盾。”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自由意志这种理论的出现？尼采的回答是：“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以便他们可以被判断或惩罚。”一般而言恶往往被视为欲除之而后快的东西，但尼采认为恶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它有刺激人类的功效：“所谓善就是能保护人类的，所谓恶就是不利于人类的。但事实上，恶的刺激所带给人类相当程度之事当且不可或缺的保存维护上，其影响是和善一样的—只是它们的作用不同罢了。”尼采在道德批判上另一项成就即是提出了主人-奴隶道德说，以心理的角度剖析道德中奴隶道德的成分。尼采认为道德的起源是当弱者被强者欺凌时，便运用他们的精神力量，制造出良心谴责、善恶等来抵制强者的进犯。奴隶道德通常带着怨恨及衍生而来的反动心态。例如企图将具有创造力量的强者的价值拉平，而将他们的特性，转换为成具伦理意义的“恶”；自己身上软弱的性质，转换成“善”等。尼采因为根本不相信有先于人存在的道德来源，所以以奴隶道德来质疑传统道德（尤指基督教道德）来源的正当性。

政治态度

尼采对国家是颇有微词的，他也自称为“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所有人的慢性自杀被称为‘生活’”。他对其母国—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呈现的那种自大、德国至上的气氛尤为不满，“德意志所到之处，就败坏了那里的文化”。他的批评主要是建立于他对文化的关心上：“文化与国家……是对立的……所有伟大的文化时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时代：凡是在文化上是伟大的永远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他较欣赏普法战争中战败的法国而不是德国的原因就在于此。尼采反对那种标榜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他视之为“小政治”（klinenpolitik），相对于此，尼采期盼的是关心以那个等级的人领导国家的“大政治”（groβerpolitik），“搞小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个世纪将会为我们带来为支配地球而产生的战争—搞大政治的冲动”。

尼采再三强调人的等级之分，这些想法可谓他伦理思想的写照。因此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尼采认为民主思想乃是根源自基督教，“民主运动是基督教运动的继承人”。这背后又有弱者想把强者的价值也拉平的心态作祟。

但尼采对社会主义也无好感，因为他在其中发现太多报复心：“在今天的暴民中我最恨谁？社会主义的暴民，他们是下等人们的使徒，他们损害工人的本能、快感及对其渺小生存满足感，他们使工人嫉妒、教他们复仇。”

尼采曾在《反基督》一书中，粗地地道出他所认为理想的社会制度。他把社会阶级分成三等：第一等是最有精神力量的精英分子子，创造价值，由他们担任统治者的角色。第二等人意志力志或性格坚强的人，他们听命于第一阶级，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及执法。等三等人是最多数的平庸大众，满足于他们平凡的生活。尼采也强调对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言这三种阶级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也不赞成以强凌弱，他认为高等人善待比他低等的人是应该的。“事实上，如果要有例外的人，平凡的人是首先就需要的必然：高等文化依存于其上。例外的人应该对待平凡者比他自己和等级的人更温柔，这不是出自内心的礼貌—这根本是他的义务”，这种“例外的人”甚至可以用“具有基督心灵的罗马凯撒”来形容。至于如何实行这种社会制度？尼采对于这个问题则没有答复。

人物争议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尼采的哲学被第三帝国利用，成为法西斯的外衣。强权主义、个性强权论被打造成世界大战德国政策的指导原则，尼采的哲学被国内外许多学者视为“战争哲学”，尼采也就成了“战争鼓动者”。而到了新时期，尼采哲学的误读又负向演化成了个人主义，与其说这是尼采的争议，更恰当地应该是对尼采哲学的争议。

而尼采的自诩太阳，超人强力意志，”重新评定一切”等学说在哲学界存在比较大的争议，部分学者哲学家认为他的学说是在利用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搞虚无主义，完全颠覆了西方思想，是将西方经过上千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进行推倒重新树立，是开历史的倒车的行为，同时部分学者认为其思想理论是以后一大批极端分子出现的罪魁祸首。

人物纪念

尼采纪念馆位于尼采的出生之地洛肯，其中心建筑是50平方米的尼采施洗教堂，穿过教堂是尼采墓地，尼采墓地10平方米，三墓并列：西侧是尼采，东侧是母亲，尼采妹妹伊丽莎白。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