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文化（兴起于欧美的音乐文化）

两阶段

嬉皮士文化

此外，摇滚乐借助现代音响设备和灯光，造成一种梦幻般世界的效果，使人感到音乐不是来自舞台，而是发自人的五脏六腑，发自内心深处，使人感到一个新的“我”的存在。

“嬉皮士”崇拜的摇滚乐歌手是鲍勃·迪伦（BobDylan）。他的演唱充满了吼叫和哀鸣。这些不带学院味道的粗俗演唱手法，恰恰是离经叛道的“嬉皮士”所喜欢的。摇滚乐歌词多是反战、爱情、茫然或失望的内容，如“我无法得到满足”（滚石乐团）、“妈妈，我不知为啥生活”（鲍勃·迪伦）。迪伦在《大雨将至》中唱到：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那里无是唯一的数据……

比尔·格雷厄姆（BillGraham）是60年代摇滚乐的活跃分子，并亲自创建了两个摇滚乐团。他在谈到对摇滚乐的看法时说道：甲壳虫乐队的歌词令人深思。年轻人想摆脱眼前的现实，就用摇滚乐做工具。他们用摇滚乐对世界说：“我们能做独立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消灭贫困、疾病和战争。”年轻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摇滚乐中。

毒品

滥用毒品并不是“嬉皮士”的首创。他们的前辈——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就用吸大麻的方式表示过对现实的不满。“嬉皮士”只不过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从吸大麻，到用海洛因，再到用迷幻药（LSD）。

1967年5月1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这样一段关于加州的海特－埃施勃里区的“嬉皮士”吸毒的描述：到处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们在边道上吸，在点心店里吸，坐在停着的车里吸，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街上几乎每一个20岁的人都是用毒者，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药，或两者都用。

年轻人这样大范围地使用毒品，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这其中固然有年轻人离经叛道的心理在起作用，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即美国人从未像五六十年代这样对药品（英文的drug兼有“药品”和“毒品”二意）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个家庭的药盒里有多达30种药品。人们已习惯地相信，只要得一种病，肯定会有一种专治这种病的药。年轻人从小就懂得“药物治疗”（medication）是解决生活和心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加之，像大麻这样的毒品随处可以弄到（尽管贩毒是犯法的），也是导致年轻人吸毒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社会普遍对“药物治疗”的崇拜心理和随处可以弄到大麻，因为除“嬉皮士”以外的任何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毒品文化”（DrugCulture）的出现是“嬉皮士”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到安慰的反叛心理。他们受不了父辈一味追求物质成就的生活哲学。吸毒能使他们忘掉眼前的现实，进入一个“自由世界”。正如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阿尔特·布赫瓦尔德（ArtBuchwald）说的那样：“吸毒包涵着极大的反社会成份。”

1967年，一位“嬉皮士”对《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谈她的看法：

每个人都应吸毒，就连儿童也应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儿觉醒，非要等到老呢？人类需要彻底的自由。上帝就在那里。我们需要消灭虚伪、欺诈、谎骗，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时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的纯洁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