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说送张琥（北宋苏轼创作的一篇杂说）

作品赏析

此文以“稼”作喻，使人于形象的事物中感受到抽象的事理，生动形象，说理明晰透彻，又暗含作者的亲身之感，劝勉他人，感叹自己，至诚动人。

本文以譬喻开篇，且先用“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富人的地力越种越雄厚，收获丰富；穷人的地力越种越贫瘠，收获微薄；原因是富人土地多粮食有余，可以实行轮作，保全地力，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不断发展再生产；穷人却不能做到，势必导致恶性循环，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是不可违抗的生产规律啊！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人与今人作对比，为古代人的才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作者又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写得随意自然，语言简明，譬喻有趣，道理却很深刻。种庄稼与做学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作者却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相同的规律性，突显了比喻的通俗易懂，也使文章亲切平易。充分说明苏轼善于观察事物，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农业生产了熟于胸，表现出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展现了苏轼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具特色的行文风格。^[4]

创作背景

这篇杂说作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末或十年初，作者苏轼正在京都任职，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5][1]

作品评价

清代浦起龙：有味于孟子取水逢原（源）之旨，非见理深而更事多者不能言，知学者叹为吃紧，浅人读一过泊如也。

清末王文濡：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尽学之能事矣。世有轻用而限于小成者，盍读此篇！

近代林纾：文精实老当，无一嚣竞之言。……细味语气，均是前辈谆勉后生之言，实中寓谦，谦中着实，在苏家文字中不易得也。^[6]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南宋理学方炽时，加赠谥号文忠，复追赠太师。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虽赞同政治应该改革，但反对操之过急的政策及王安石任用的后任吕惠卿，因此招来新党爪牙李定横加陷害；后来又因苏轼反对“尽废新法”，受到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斥退，终生当不了宰相。由于苏轼在新旧党争中两边不讨好导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云戏称为“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书；绍圣年间因新党的章惇为相，又加贬谪至儋州（海南岛）。

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苏轼遇赦北归时病卒于常州，时年65岁。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苏轼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枯木怪石图卷》等。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编有《苏文忠公全集》。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