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利文案（沙利文案）

简介

1960年3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起政治宣传广告，呼吁读者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广告中警察驱逐抗议学生的情景部分失实，蒙哥马利市政专员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纽约时报》，要求名誉赔偿。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提出了“实际恶意”原则，即对于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报导中的错误，控告者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媒体明知故犯或严重失职，否则不能算是诽谤。最後，《纽约时报》胜诉。

沙利文案的第一要义是保护言论自由。布伦南法官指出：“错误的陈述也有‘呼吸的空间’，故也需要保护。如果仅是事实错误，并不得抑制言论自由。”其次，从媒体实践来看，记者不是科学家，既要及时传播信息，又要每一次细节都不出差错，几乎无法操作，等于扼杀了舆论监督。只有传播出来，才有试错的机会，才能最终发现真相。

要点

作为传媒史上的里程碑判例，沙利文案确立了国际通行的新准则，推动了半个世纪来的新闻发展。它有两个要点，一是公共事件或公众人物，二是实际恶意。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媒体实践也同样重要。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消息源被严密控制，记者采访颇为不易，要求字字精确，等于禁止发声。尤其是近年来网络论坛和手机短信等新媒体出现後，当公共事件发生时，民众出于恐慌心理和了解真相的需要，自行发布不实消息的情况增多，警方不问实际恶意和社会效果，动辄以“传播谣言”为名治罪，无疑妨碍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对此权利的呼吁，被人歪曲为“造谣自由”，这也是我的再一次解释。^[1]

败诉原因

一是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尽管美国强调对个人隐私的法律保护，但是它同样强调公众人物需要让渡个人的部分隐私。作为警察局长，沙利文必须以公众人物的身份接受舆论监督，因为国民的知情权高于公众人物的隐私权。

二是媒体报道在时间安排及公共空间建设方面的特殊性。联邦法院认为，只要媒体报道不构成“实际恶意”，而且对事实有过查证，那么，不论事实真相如何，这一切都不构成故意的恶意中伤。

透过联邦法院的一纸判决，足见美国不遗余力地从制度上保障国民言论权利与舆论监督的良苦用心。

对中国的影响

沙利文案准则并没有在中国法律中得以确立，但是经过一些法律专家的介绍和呼吁，近年来进入了法院判例。比如几年前球星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称其报导他赌博和打假球没有证据，被判败诉，判决书中称“新闻报导由于其时效性的特点，不能苛求其内容完全反映客观事实”。此番“毒毛巾”案是又一个例子，而且判决书中的几点理由，更加清晰地围绕着上述两个要点展开论述。

必须指出的是，此案在网络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肯定，相反遭到纷纷质疑。这是因为，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本身具有公权力性质。此案的核心，到底是媒体报导公共事件呢，还是公权力对决私权利？更重要的背景是，在更具有公权力和公共事件性质的诸多案例中，沙利文案准则没有得到丝毫体现。例如数日前发生的胶济铁路“4.28”惨案中，一位山东网友因为转贴不实消息（夸大死亡人数），就被当地警方拘留5日。

希望在更多的地方媒体报导中，在更多的公权力质疑声中，不实消息乃至错误言论都享有更大的呼吸空间，使信息能够有更多纠错的机会，最终达致动态平衡。

案例价值

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美国言论自由的外延，由此得到扩展，更多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保护，“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多年提倡“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论，都享有免责权”，得知此案判决结果后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

诽谤诉讼，不再是挟制媒体的政治利器，这极大地增强了媒体信心。判决文甚至把批评官员确立为公民的职责。“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这一点，对于媒体来说意义重大。

沙利文案后，美国媒体在揭露政治真相的战场上，更加骁勇善战，“持续报道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足称两大硕果，并为新闻记者赢得“无冕之王”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