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草纸（纸草纸）

简介

纸草纸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纸，生产莎草纸的原料是纸草的茎。先将纸草茎的硬质绿色外皮削去，把浅色的内茎切成40厘米左右的长条，再切成一片片薄片。切下的薄片要在水中浸泡至少6天，以除去所含的糖分。之后，将这些长条并排放成一层，然后在上面覆上另一层，两层薄片要互相垂直。将这些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趁湿用木槌捶打，将两层薄片压成一片并挤去水分，再用石头等重物压（现在一般用机器压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得到纸草纸的成品。由于只使用纸的一面，在书写的一面要进行施胶处理，使墨水在书写时不会渗开。

古埃及人最初是将纸卷成卷轴使用的，后来为了方便，就裁为一张张的以便制成抄本，这样，书本就出现了。现在纸草纸偶尔还用于绘画，但水质和颜料会使纸张变形。

纸草纸在埃及的干燥气候下可以很好的保存。但是它在潮湿的环境下很容易被霉菌毁坏。因此，当希腊和意大利曾大量引进使用的莎草纸最终大都损坏的时候，在埃及还能发现保留下来的纸草书卷，例如Elephantine papyri、在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的著名发现以及拿戈玛第经集（Nag Hammadi Codex）。

纸草是一种水生植物。据考古证实，约前3600～2000年，古埃及人就掌握了用纸草植物制造纸草纸的技术。古埃及人在纸草中加入一些粉末、溶剂、树胶和一些烧过的动物灰，制成纸草纸用于文字书写。伊斯兰教出现前后，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许多城市、乡村都有生产纸草纸的工厂。伊斯兰远征军首领阿慕尔征服埃及后，下令保留所有造纸工厂，以满足宫廷、哈里发官邸及外省对书写用纸的需求。那时，埃及生产的纸草纸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是埃及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纸草纸轻、柔软、质地优良，深受人们的喜爱，很快取代了此前人们通常用的羊皮纸、动物皮、石板、树皮、骆驼骨和羊骨等书写材料。当时，阿慕尔主要依靠阿拉伯人进行圣战，保卫疆土，故明令禁止阿拉伯人在埃及从事生产纸草纸的劳动和贸易，而让科卜特人从事纸草纸生产，掌握纸草纸制造业。

公元105年纸张发明并得到广泛使用后，纸草纸仍使用了一个时期，直到阿拔斯朝哈伦 ·拉希德哈里发时期，才中止流行。据伊本·纳迪姆在《书目大全》中的记载，哈伦· 拉希德执政时下令必须使用纸来书写，该书还提到，纸是公元105年由中国人蔡伦发明的，他造纸主要用破布、旧鱼网、植物纤维、棉花和亚麻等材料。由于纸的生产方便，不易损坏，性能大大优于纸草纸，尤其是不像纸草纸那样容易发生风干、卷皱，且柔软，有弹性，折叠方便，易于保存，因此，埃及人纷纷填平用于种植纸草的池塘、沼泽，清理沟渠和水道，拔除大量纸草植物，纸草种植和纸草纸的生产逐渐绝迹。虽然纸草纸不复存在，但是，纸草纸上面记录的文字却真实地描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覆盖了整整6个世纪的漫长岁月。

流失

人类文明史与纸密不可分。纸作为书写工具与文明的载体，记录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生活面貌。随着历史的变迁，写在纸草纸上的文字渐渐演变成后人研究古代民族国家历史 的重要文化遗产。1880年，人类首次发现了纸草文卷，并将其视为人类文明的宝藏。不幸的是，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处于外国统治时期，有成千上万部阿拉伯纸草纸文献流失海外。

最大规模的纸草纸文献走私发生在19世纪末。当时，欧洲各国驻开罗的领事们对纸草纸文献视若珍宝，趋之若鹜，而奥地利驻开罗领事却无多大兴趣，但走私到奥地利的纸草纸文献却超过了10万卷。原来，奥地利商人邱杜尔·贾拉夫热衷于收购东方织物和经销东方名贵地毯，把它们销往奥地利。奥地利东方学家冯·克拉巴契克也对东方织物情有独钟。因有共同的爱好，一次偶然的机会，俩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密友。1881～1882年间，地毯商贾拉夫把一些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织物寄给冯·克拉巴契克时，还寄去了一些埃及纸草纸文卷。收到这些东方礼物的冯·克拉巴契克兴奋不已，他对纸草纸文卷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是无价之宝，便立即写信给贾拉夫，告诉他纸草纸文卷是如何的珍贵，吩咐他务必尽可能多地收集。贾拉夫见信后，立即前往埃及各地寻找纸草纸文卷。这次，贾拉夫在法尤姆和艾赫纳西亚等地收集了大量纸草纸文卷，共约1万卷，用六种文字写成，其中的阿拉伯文卷多达3000卷，都是些极为重要的文献。在对这些纸草纸文献进行翻译研究之后，冯·克拉巴契克于1883年在奥地利博物馆举办了纸草纸文献展。当时任奥地利科学协会主席的奥地利皇太子拉英尼尔大公花重金买下了这批珍贵的纸草纸文献，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的名义存放在维也纳博物馆。

巧舌如簧的奥地利地毯商贾拉夫利用埃及人的无知和他们对纸草纸文卷价值的不了解，在19世纪末的短短几年里，共从埃及掠走7万多卷纸草纸文卷，这无疑是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法老文明遗产的肆意掠夺。1896年，时任埃及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莫尔兹主持统计该馆藏的纸草纸文献，发现仅剩4000卷了。

兴起

随着埃及、阿拉伯的纸草纸文献散落到世界各地，世界各国都开展了对纸草纸文献的 研究。许多欧美和俄罗斯等国都十分重视对纸草纸历史文献的保护、编目、考证和出版工作，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院或系。1908年，英国牛津大学设立了世界第一个“纸草卷学”教授职位。法国的苏本大学也在此前成立了“纸草卷学”研究院。此外，世界还成立了“纸草卷学”的国际机构，总部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该机构每3年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有关法老、希腊、拉丁、科卜特和阿拉伯纸草纸文献的研究课题与论文。欧美国家对“纸草卷学”如此重视，其根本目的旨在研究、利用那些商人和东方学家从阿拉伯地区掠走的大量纸草纸文献。这些文卷不仅丰富了他们图书馆的馆藏，也使他们的钱包鼓了起来。令人遗憾的是，拥有丰富的纸草纸文献的阿拉伯至今尚未设立研究“纸草卷 学”的机构。

埃及作为纸草纸的故乡，很晚才重视“纸草卷学”。在20世纪80年代，埃及的艾因夏姆斯大学建立了“纸草卷学”研究中心，尽管面临资金和物资不足等方面的困难，但研究工作开展得很有成效。

保护

纸草纸是有机物质，会因时间、环境因素变旧，发生突变性化学反应，导致纸草纸文卷损坏。光线、高温、干燥、空气污染及人们的粗暴行为都有可能损坏纸草纸文卷。此外，纸草纸质量有优劣之分，优质纸草纸是透明的，劣质品则是灰的。在纸草纸文献的修缮方面，有许多不同流派，最著名的是奥地利派。

过去，由于没能正确掌握修缮、保护纸草纸文卷的方法，故大量埃及、阿拉伯伊斯兰 纸草纸文卷遭到毁灭。原先悬挂在埃及博物馆阶梯上的纸草纸文卷因一直暴露在阳光下，最终自燃焚毁。正确的保存方法是将纸草纸文卷夹在玻璃片之间，这样既能防止尘土和水的侵蚀，又可避免高温和光线的照射。此外，纸草卷展出时，应严格地按技术规范操作。

目前，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纸草纸文卷状况要优于埃及。埃及国立图书馆的纸草纸文献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因长期无人过问而正在风干变质，急需进行修缮和维护。另外，至今还从未有人对它进行过整理、编目，除对其中的数百卷曾进行过粗略研究外，其余均被束之高阁。专家学者们呼吁在埃及建立阿拉伯纸草纸文卷的专门博物馆，以挽救濒临毁灭的文明遗产。

据报道，意大利拿波里博物馆收藏的纸草纸文卷，发生自燃后已经碳化变黑，只能在借助红外线摄影技术对其进行照相处理后才能辨认。其余一些状况较差的纸草纸文卷也需采用专门的修复技术进行修缮。

阿拉伯和伊斯兰的纸草纸文卷流失在世界各地是个不争的事实，主要流散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柏林博物馆、柏尔苏拉大学、路德菲大学、吉森市、海德堡大学、立特玛利兹市、慕尼黑、门斯特市、斯特拉斯堡、布拉格、华沙、巴黎、伦敦大学、大不列颠博物馆、剑桥大字、曼彻斯特图书馆、牛津图书馆、佛罗伦萨、米兰、奥斯陆、比利时、瑞士、列宁格勒、莫斯科、土耳其和日本。失散在阿拉伯国家个人手中的纸草纸文卷肯定存在，但难以统计、知晓。目前，阿拉伯国家还没有 设立研究纸草纸文卷的专门机构。因此，要弄清纸草纸文卷的确切数量很难，需要有关官方机构的介入。

解读

从事纸草纸文卷研究的埃及学者认为，纸草纸文卷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有关阿拉伯早期的埃及历史，除纸草纸文卷外，目前尚未发现任何相关的文字资料。因此，纸草纸文卷是目前仅存的记录当时社会状况和时代风貌的历史资料，如今，这些珍贵史料在奥地利，而不在埃及。记载伊斯兰教史的第一部纸草纸文卷也在奥地利。此外，流失到奥地利的纸草纸文卷还包括婚姻契约、买卖合同及国家官方函件。这些流失的纸草纸文 卷，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阿拉伯统治者们和阿拉伯政权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阿拉伯书法、文学的发展也颇具价值。数目庞大的纸草纸文卷流失在海外，无法对它进行完整的文档描述。目前，保存在埃及的纸草纸文卷与失落海外的纸草纸文卷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因此，对纸草纸文卷开展研究、整理本身，对文献和图书编目学都具有 实际意义。

埃及学者认为，一部份纸草纸文卷的价值介于文献与文物之间。众所周知，所有的阿拉伯纸草纸文卷都是在考古挖掘中，随出土文物一道发现的，它并不像普通文献那样，经正常途径留传给后人。同时，文物与文献两者的差异也反映在它们的放置和排列方式上面。

此外，有部分纸草纸文卷上面只写有篇幅很小的短文，解读起来较为容易。但是，重要的是必须把留存在埃及与失散在海外的纸草纸文卷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正确解读纸草纸文卷中所包括的丰富内容。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利用纸草纸文卷，“纸草卷”学者们建议，把纸草纸文卷上的全部文字内容完整地输入埃及国立图书馆电脑，专门设立一 个“纸草卷”学研究院。他们呼吁国立图书馆和埃及考古学院的修缮系应在纸草纸文卷的修缮、保存方面开展紧密合作。

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发生在19世纪末的埃及大规模纸草纸文卷的走私，已经给埃及至阿拉伯世界造成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纸草纸文卷、“纸草卷”学的今天，阿拉伯世界应立即行动起来，全力拯救纸草纸文卷，为拯救、发扬人类文明遗产作贡献。

纸草纸的影响是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历史上最早、最便利的书写材料。正是纸草纸的发明和推广，才使人类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属等材料记录文字或图画，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传播和保存。但纸草纸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的原料单一，只能使用尼罗河流域的新鲜纸草，使它的产地只能局限于埃及，限制了它的推广。它的制作也比较复杂，成本较高。所以，当公元8世纪怛罗斯之战中被阿拉伯人俘虏的唐朝工匠将中国的造纸术传到阿拉伯世界后，纸草纸的制作就相形见绌了。从东汉的蔡伦开始，中国的造纸术就可以利用破布、渔网、麻片等各种废旧材料，并逐渐发展到可以广泛使用竹、木等植物纤维，原料广，成本低，产量大，价格低，而且成品多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用途，也可以在各地生产。正因为如此，中国的造纸术才最终完全取代了纸草造纸术。

就像我们发掘其他古代技术一样，拉加卜复原纸草造纸术不仅再现了古代的人类文明和埃及的历史文化，也使纸草纸重现辉煌。作为一种生产技术和文化用品，纸草纸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文明遗存和工艺品，纸草纸还方兴未艾。对于拥有发达的古代文明和丰富文化遗存的中国，拉加卜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