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20世纪著名的史学家）

人物生平

1908年，生于安徽芜湖。童书业是在旧社会自学成才的，并没有专业文凭。

30年代初师丛顾颉刚。顾颉刚研究助手和“最知我者”，顾颉刚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春秋史”课的助教，薪金由顾自己支付，食宿也在顾的家里。

童书业

1949年8月，由杨向奎先生引荐，童书业从上海来到山东，应聘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所研究员。从此一直到去世，在山大教书这段时间是先生一生中较稳定的时期，一些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

50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八马同槽”的兴旺时代，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童书业恢复学术研究后，将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1961年开始作《中国美术史札记》。

1968年1月8日，童书业逝世。童书业先顾颉刚而去。童的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由其师顾颉刚订正、作序并推荐出版。

主要成就

童书业著作

1951年，童书业在《文史哲》第1卷第4期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篇文章，在20-30年代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学者讨论的基础上，童书业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新的论证。

他同意郭沫若及苏联和日本一部分学者的“原始社会说”意见，但对郭沫若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宗长式”附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郭老的结论虽正确，但所举的证据还不足以证明亚细亚方式就是原始社会，童书业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原始社会认识的深化过程出发，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具体论述，结合《资本论》第一卷，以及马克思1868年致恩格斯的信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论述，断定亚细亚方式是马、恩在对欧洲原始社会还没有了解时，依据亚洲的印度和俄国的农村公社的有关材料，而使用的“原始社会”的代名词。

在这篇文章中，童书业引用马克思《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有关论述，将东方特别是亚洲国家的特征，即灌溉农业、土地国有、专制制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义予以区别，从而否定了亚细亚方式是东方奴隶社会说的说法。

童书业著作

1956-59年，童书业先后在《文史哲》和《历史研究》发表了《〈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补充》，《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说到西周春秋的宗法封建制度》，《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宗法制与封建制的关系》和《生产力与古史分期问题》5篇力作，系统地表达了他对西周历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看法，深入地阐述了这一阶段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又结合中国及东方历史的特点，从历史理论的高度，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的具体反映，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意见，这既丰富和发展了“西周封建论”的学说，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然而在“左倾”思想已逐渐抬头的政治环境下，他的这些卓识却被错误地当作“修正主义”思想而横遭批判。面对政治批判，童书业一方面认真总结和反思自己的所谓“错误”，另一方面又不断阐述对古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以及理论方面新的思考，从而使他成为继范文澜之后，新中国“西周封建论”的又一杰出代表。

出版著作

《童书业中国疆域地理讲义》是已故山东大学教授童书业20世纪30年代在光华大学的授课讲义。《童书业中国疆域地理讲义》共分“历代疆域沿革”、“历代地方行政区划”、“四裔民族”三部分，概述其古今演进、沿革。《童书业中国疆域地理讲义》的篇幅不长，但纲举目张，脉络清晰，独到见解随处可见。文中大量引用史料，处处用史实支持观点，充分体现老一辈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代表了作者的学术水平，具有保留价值。在每一章之后都列有参考书目，指示入门路径，初学者阅读，可收登堂入室之效果。

他沿着顾疑古辨伪的思路写出《礼记考》和《虞书疏证》。他的《少康中兴辨》成为顾童合写《夏史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史讲义》（与顾颉刚合著）

《春秋左传研究》^[1]

《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

《先秦七子研究》

《古代东方史纲要》

《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

《唐宋绘画谈丛书》

《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

《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辨伪》

《中国绘画史》

《康熙御窑作者考》

《中国疆域沿革史略》

《先秦七子思想》

轶事典故

顾颉刚先生曾这样评价童书业：“丕绳（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列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童书业过目成诵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地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地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

在先生四十多岁时，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令人叹为观止。有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作社会发展史的报告，会后讨论时，老师们对报告内容的细节发生争论，意见相左，于是请童书业来评判。他就将华岗校长的报告完整的复述了下来。医学院的师生要求补听报告时，学校便请童书业代为传达。据说传达时不但一字不漏，而且华岗校长讲到什么地方咳一声，他也跟着咳一声，其记忆力之强健，真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当时曾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可见一斑：“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

童书业曾说过自己有一种三严精神。

一、严格对待承诺。决不轻易做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务必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

二、严格的读书计划和遵守时间。当天的事当天做完，风雨无阻，日以继夜，决不允许拖到第二天。童书业无论是上课或开会是绝对不会有迟到早退等事发生的。

三、童书业严格遵守上课时间，杜绝压堂现象。童书业上课从不带笔记讲义等东西，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但又逻辑缜密，有条不紊。更为奇特之处，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这堂课结束时，下课的钟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其时间之准确，令人为之咋舌。

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童书业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对授课内容的把握驾轻就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极其艰苦认真的备课。据韩连琪教授讲，童书业在上课前数日不仅要写出高水平的讲稿，而且在临近上课前的夜晚，还要像艺人演戏彩排一样，对着钟表完全按讲稿预讲一次，以便准确掌握好讲授进度、节奏及每节课所能定下的段限，避免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以至压堂等现象发生。由此可见，童书业的备课已到了严谨到不容一丝纰漏的地步。

众所周知，童书业有过目成诵的天赋，但他从不以天赋自持，从不单纯依赖记忆力。由于他对许多史料都能随口道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查书，但在写完之后，他总是对其引注等重新核对一遍，即使是他的论着修订或再版时，他也总是重新核实校对一遍，以免谬种流传，这种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贯穿了童书业的整个学术生涯。

童书业的治学范围极广，诸如中国史、古代地理、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先秦诸子思想、中国绘画史、瓷器等方面都多有建树。计有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这不仅反映了先生有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更主要的是因为先生有着异乎常人的洞察力。

1945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杨宽聘童为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但博物馆工作并不是童书业的长处，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童书业利用在博物馆中常接触古画和瓷器的有利条件，对古代绘画和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发现了绘画史和瓷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凭着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将一些不正确的传统说法改正过来，写出了诸如《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等一些倍受专业人士赞誉的论着，成为学术界的美谈。

童书业有着惊人的理解分析能力，他能在一些常人熟视无睹的细枝末节上发现问题，并迅速理出头绪，得出自己的结论。关于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件小事上得到佐证。在抗战期间，童书业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于是他在闲暇之余研究物价，他发现物价波动主要受几种主要货物的影响，随着这几种货物价格的升降而调整。于是他就画了一个物价波动的曲线。当地商人闻知此事，就向先生请教何时何地该进何货，先生一一指点，屡试不爽。由此可见先生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

在学术上童书业有惊人的记忆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姓名，忘记回家的路，童书业在青岛期间，有时晚上会外出看戏，但却经常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院出来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问路。派出所的民警不相信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于是打电话到山大值班室，最后还是学校派车将他接回。还有一天晚上，童书业闯进学生宿舍，指着自己说，“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最后由历史系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

童书业在课堂上可以极其准确的掌握时间，但在其他场合下却常常彻底忘记时间。曾有一件这样的事，一次童书业在校图书馆看书时，完全忘了下班的时间，等他看完书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当人们发现图书馆书库窗口有个瘦老头大声喊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纷纷围上前观看打听，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关于童书业这样的轶事，不胜枚举。对于他的这些举动，黄冕堂先生有过这样的解释：“人们认为这是由于神经质所至，虽也不无道理，但我个人认为更本质的原因还是由于童书业在学术上的超强度投入和格外专精，忘情了一切，因而再现了韩愈所形容的亡失迷茫神态。”此言诚非虚，对童书业来说，读书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他把自己的全副心力都已投注在学问上了，因此无暇顾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晚年患有极严重的肺病，那个时候他的肺部已烂成了一个大窟窿，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强迫症的旧疾。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童书业写就了《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当后者写竣时，离他逝世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顾颉刚创立“古史辨派”后，经十年拓展，到30年代初，已处于一生声望的巅峰，童书业便在这时成为他的爱徒。

童书业连中学也没进过，却酷爱文史。童书业沿着顾颉刚疑古辨伪的思路写出《礼记考》和《虞书疏证》。童书业的《少康中兴辨》成为顾颉刚、童书业合写《夏史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师徒二人密切的学术合作正式开始。

在顾颉刚学术组织活动最紧张的时刻，需要一个研究助手，顾颉刚选中了童书业。1935年6月，童书业应约抵达北平时，顾颉刚亲赴车站迎接，并让童书业担任自己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春秋史”课的助教，薪金由顾颉刚自己支付，食宿也在顾颉刚的家里。

童书业1949年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一时研究硕果累累，引人注目，成为新史学界的新星。然而，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童书业九次自我批判都没能通过，为求解脱他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

顾颉刚的另一高足杨向奎此时也发表文章对“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童杨之举对顾的伤害之深，难以估量。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顾颉刚的创伤就弥合了。1954年5月，顾颉刚的另一个学生王树民来信，谈到童杨文章，为他鸣不平。顾颉刚在复信时十分肯定地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表现了为师者的大度、宽容和理解。

继之，在对胡适的大规模批判运动中，童书业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对“古史辨”进行“过情之打击”以实现自我超度的道路。但一系列的变故并没有割断他们的师生情。童书业恢复学术研究后，将研究方向又转向古史、古籍的考辨。首先于1961年开始作《中国美术史札记》，到1965年动笔写《春秋左传考证》，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札记》，这样的著述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这就揭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从1951年起童开始从精神上告别顾颉刚，告别“古史辨派”，甚至批判“古史辨派”，试图进入主流史学中去，但自1961年写《中国美术史札记》始，童终于又返回到顾颉刚这边来了。这期间，顾颉刚、童书业之间的学术交往肯定不少，但惜无资料可供凭借。但从仅存的《顾颉刚年谱》中的零星资料和一封珍贵书信中可以窥出顾颉刚、童书业之间学术上相依为命的殷殷情谊。

1963年末，顾颉刚病重手术前写给童书业的信中说：“……承告五事，具见爬梳抉剔史料之功力，无任钦服。有您这般的功夫和识力，经与子打通，春秋史与战国史打通，发见前人所想象不到的问题。真是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将来您的《春秋左传考正》成书，将发出永久的光辉。……（我）四十年来，能安定治学者殆无几时。倘使病不能愈，真当衔恨入地。平生积稿，只有赖诸位至交为作整理。您为最知我者，所负之责任亦最重也。”顾颉刚手术前的这封信，实带有临终遗言之性质，许童书业“为最知我者”，可以说以前一切不愉快至此已经一扫而空。

没想到，童书业竟先顾颉刚而去了。童书业的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竟是由其恩师订正、作序并推荐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