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支概念
历史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强调主体对经验事实的把握，认为人们无法认识经验之外的事物，因此也容易滑向不可知论与独断论。将主观唯心主义用于历史解释上就成了历史主观唯心主义。如尼采对当时德国的“历史科学”进行批判，认为它们“让死人埋葬活人”，成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因此他强调积极的权力意志，认为只有“超人”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 历史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将事物的本源认定为人之外的某种力量运动、演化的结果，认为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认识这样的“本源”的过程。将客观唯心主义用于历史解释，就导致了历史客观唯心主义。例如孔子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天命”造成的，而老子认为“道”的运转演化出了世间万物。在古希腊思想家中，如赫拉克利特也认为万物的生成变化是“火”的流变与“逻各斯”的变化的结果。 溯源与流变
从历史上来说，并没有具体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更多地是人们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生产规模的狭小，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从而不自觉地将唯心主义哲学运用到了历史方面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如孔子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 泰伯》）近代梁启超也认为：“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 唯心史观在欧洲的发展
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唯心史观
古希腊哲学家的哲学思考活动发端于自然哲学，随后演化出了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诸多方面。他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也包含在其中。如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通过感觉而是通过理性获得的，真正的实在也非感觉世界而是理念（Idea）世界。事物的真正本质在于它所属的理念，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理念关系。其次，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超越感觉世界的个别存在，是人类生命的精髓。他将灵魂分为三种：欲望之魂、感知之魂和理性之魂。他强调理性之魂的重要性，认为人类要通过理性之魂的支配，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智慧，从而达到超越感觉世界的目的。由此出发，他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哲学，即通过合理的分工改变当时希腊混乱的政治格局，建立一个“理想国”。柏拉图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从君主制或贵族制到荣誉制，再次堕落到寡头制，又堕落到民主制，最后堕落到僭主制。他发现，雅典民主制有三个致命缺点，即无节制的自由、实行大多数人统治的原则和民主制必然导致僭主制。因此，他认为理想的政体应该以哲学来统治，推选出“哲人王”，建立以法治国的政制，并且限制选民资格，不能让权力滥用导致社会的堕落。柏拉图基于理念论而追求一个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实质上是历史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交流影响的结果。其主要人物是希腊教父纳西盎的格列高里、巴兹尔等；拉丁教父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等。教父们认为基督教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认为希腊哲学是片面的。他们当中的理性辩护主义者通过借用希腊哲学的概念、术语，从而为基督教信仰进行辩护，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哲学思想。由于他们的哲学是为宗教信仰服务的，因此在关于历史解释方面，便常常以哲学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以此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如奥古斯丁的“光照说”认为人们具有以理性认识真理的能力，但是只有热爱上帝的人才拥有真正、完全的真理。他把理性认识能力比喻为视觉，而将上帝比喻为视觉所需要的光，以此来论证信仰上帝是理性活动的基础。 因此，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现实的发展历史是“俗史”，而历史的发展都遵循着“圣史”已经预定好的进程。所以，他把社会也分为“圣城”和“俗城”。俗城是指世俗生活和政治组织，圣城是指基督教崇拜的社区。他认为，国家的目标应该与圣城相一致，即基督徒应该承担国家义务，如纳税、服役，并遵循耶稣基督的教导，但坚守自己的信仰。在基督教国家里，奥古斯丁认为统治者和其他基督徒一样服从上帝的永恒律，以上帝之城为目标和榜样进行统治。同时，奥古斯丁也警告注意国家不应服从教会，因为上帝之城并不等于教会。奥古斯丁将希腊哲学中的理念转化为上帝的意志，从而完善了基督教哲学对希腊哲学的吸收，成为此后中世纪哲学的重要内容。他将历史的认定为对上帝旨意的追求和符合，也是历史客观唯心主义的表现。 经院哲学中的唯心史观
中世纪经院哲学是在蛮族入侵之后，欧洲的神学家们通过对基督教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重新发掘以及对哲学与神学、上帝存在等命题的争辩和思考而产生的哲学思想。它的基本思想包括存在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等方面。其中，存在论的核心是上帝的存在和万物的创造；本体论则探讨实在和本质的问题，强调实在的存在和本质的确定；认识论则关注人类认识能力的本质和范畴，以神学信仰和逻辑论证为基础；伦理学则聚焦于道德和行为准则，根植于基督教教义。 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通过发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为哲学和神学做出了区分，同时以证明上帝存在的后天证明说替代了安瑟尔谟的先天证明说，是运用哲学的逻辑论证界定信仰的范围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区分科学的标准不在于客观对象，而在于研究方式，同样的对象可以被不同的方式所认知而成为不同的研究对象。神学和哲学有着共同对象，但哲学以理性认识它们，神学靠天启认识它们，两者因此是两门独立科学。既不能因为哲学研究神圣对象而将它归属于神学，也不能因为神学依赖理性而否认它的独立性。相应地，在道德观上，他认为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标不是幸福而是上帝。幸福与上帝分别代表了共有的善和最高的善。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看法是，上帝制定的自然法以永恒律的形式作用于人类社会，从而形成了成文法。人类社会通过对至善的坚持而不断发展，最终达到对上帝的认识。这种思想也是属于历史客观唯心主义的。 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史观
为了建立一套完备的哲学体系，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都将自己的思考成果运用于历史和自然方面，从而形成各自的历史哲学思想。康德关于历史的阐述主要在《世界公民观念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永久和平论》等关于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文章当中。他认为，历史是一种有意义的发展过程，具有内在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同时，他也强调了人类自由意志和理性的重要性，如“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康德的历史观受到他建立的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他看来，人类的理性为自身立法，而知性为自然立法，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作为理性的实践，是有其内在目的的。历史的发展规律不能用机械的因果论来解释，而只能是人类的实践理性运动的结果。所以，康德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会依据着合目的性而不断进步，在《永久和平论》中，他认为人类最终会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成立民主共和、普遍法治的公民国家，而这些国家将形成一个国际联盟，从而消灭民族之间的矛盾，实现永久和平。“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以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 费希特继承了康德的先验唯心论，并创立了他的“知识学”体系，形成了一套绝对唯心论的哲学思想。他通过说明自我意识的原则，论证了意识活动和内容的统一，以及自我意识和意识对象的统一，从而第一次把辩证法的形式表现为“正题、反题、合题”的形式。 同康德一样，费希特也把自我意识的原则作为实践的动力，并且认为自我本原活动与时间只是学趋向无限实在的自我行动是首尾相接的。这种对于实践的观点影响了他在政治和历史发展上的态度。费希特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由于他的绝对自我只有逻辑学上的依据，所以他只能将绝对自我的实践依据定为信仰。因此晚期的知识学也就由人类的“自我”转向了上帝之“道”。于是，他把人类的社会生活认定为上帝的知识所呈现的世界观，而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分为与神意相符程度的几种状态，得出了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
谢林同意费希特由最高的统一原则出发构建科学体系的做法，但是他认为费希特的绝对自我不足以充当哲学的最高原则。为了解决绝对自我的内在矛盾，谢林将超越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的“绝对”来充当他的哲学体系的最高原则。不同于费希特将非我看做是自我设定的对立面，谢林把自我看做是与自然一样，无条件地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因此，自然便是在绝对同一性的原则之下，由“原始冲动”产生的二重化，从而在同一和差别的矛盾下不断发展，最终产生精神。由此，谢林便以绝对作为最高原则，创立了他的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体系。 谢林关于历史的阐述在于先验哲学中的实践哲学方面。在先验哲学中，“自我意识”是最高的原则，自我意识内部的同一与差别成为了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因此，历史作为自我意识的实践对象，其发展过程就是意志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化的过程。谢林把历史的发展看做是“绝对”的不断启示，认为古代社会由“命运”所支配，他当时的现代社会则是由“自然规律”所支配，而未来社会是由“天启”来发展和揭示的。谢林的同一哲学强调了人的自我意识在历史当中的实践会转化为意志的贯彻，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他的自我意识是从抽象的“绝对”当中发展出的“精神”，最终也走向了神秘主义的唯心史观。 黑格尔吸取了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成果，克服了他们关于“自我”和“同一”的神秘主义处理，将辩证法运用于他哲学体系的构建之中，使之贯彻到事物的方方面面。因此，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的运动就不再只是逻辑上的依据或是由原始冲动产生出的差异，而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从而产生理性。
所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作为“应用的逻辑学”而出现的，它是绝对精神在人类活动当中的体现。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各民族精神互相争斗的结果。在他看来，历史的目的是自由的理性，而人们的冲动和利益、意见或识见的利益推动并发展了理性。黑格尔哲学得到了意识、辩证法和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原则，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本体论，而绝对精神在意识内的显现也通过辩证运动得以说明，最后绝对精神在社会意识诸形态当中的辩证运动则得出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是由于他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于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导致辩证法的本质不能得到保留，最终使黑格尔成为了普鲁士国家的代言人。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派内部因为宗教看法不同而分裂出的派别。他们认为黑格尔没有将辩证法的原则贯彻到底，从而成为了宗教和国家的拥护者。因此，他们将黑格尔辩证法运用到现实的批判当中，将绝对的否定精神与对现实的革命精神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辩证法的否定精神具有创造性，只有经过不断的相互对立的环节，才能不断地接近真理。 青年黑格尔派运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而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活动。例如，斯特劳斯把基督教的历史解释为集体的下意识，而鲍威尔则把它归结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产物。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宗教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物，因此两者是对立的，所以如果人要取得进步，则必须对过往的基督教进行批判。
费尔巴哈的立场比青年黑格尔派更为激进。他认为，黑格尔哲学颠倒了自然和思维的关系，绝对精神不过是思维在思辨领域与自身的统一。因此，他通过论证黑格尔以理性实体取代了人格神的实体，指出了黑格尔是混淆哲学与神学的根源。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哲学要研究自然，就必须研究人。“人同时既是‘我’，又是‘你’；他能够替别人设想，正是因为他不仅以他的个体为对象，而且以他的类、他的本质为对象。”最终，费尔巴哈得出，要改造本末倒置的基督教，正确的认识到宗教的价值，把人自身的本质当做神圣的价值来崇拜的人本主义观点。
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意识到人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力量，超越了客观唯心主义者将历史解释为某种绝对或合目的性的运动的看法。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所以他没能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将历史发展简化为观念史的发展，而费尔巴哈要求改造宗教从而推动人的发展，他们都没能考察人的活动、关系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因而仍未脱离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 英雄史观
英雄史观作为主观唯心主义在历史方面的运用，广泛见诸于中西的文化当中。在19世纪的欧洲，英雄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认为，历史是由少数具有天赋、热情和勇气的个人所创造的，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对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他将克伦威尔描述为“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一个能顶几千人的英雄人物”。而在他的《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卡莱尔认为英雄都是具有英雄气概的崇高之人,他们都有能力将“实在世界”及其要求准确地显现给“现象世界”中的人类大众。 恩格斯对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卡莱尔“一方面是托利党浪漫派的残余和从歌德那里剽窃来的人道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怀疑论、经验论的英国；根据这些因素就足以看出卡莱尔的整个世界观。”卡莱尔尽管也抨击当时社会的不公和腐败，但是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回归人的“本性”，因而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宗教。因此，恩格斯批判道“如果卡莱尔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无限性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并不是用暴力去统治别人，而是去唤醒别人，带动别人。天才应当说服群众，使群众相信自己的正确，这样就不必担心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实现。” 唯心史观在中国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
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都有涉及到历史发展规律的论述。如儒家的孔子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孔子认为历史发展是由顺应天意的圣人来推动的，他认为先代的尧舜是顺应了天意，所以才能国富民强，而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破坏了礼法，违背了天意，因而造成战乱四起，民不聊生。孔子将历史发展归于天意和圣人，因而不但不能反映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诉求，反而一昧要求克己复礼，回归周代的制度，所以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 墨子相较于孔子，具有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他也有“天志“”明鬼”的迷信观念。他反对孔子的天命论，认为“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墨子重视人的现实活动，但是对于如何解释他们，墨子只能以“天志”来说明。他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从国家制度到天体运行，都是“天之爱民厚”的表现。所以，墨子秉持的也是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道家的老子具有更鲜明的无神论立场。他认为人不过是所有事物当中的一种，所以应当“绝仁弃义”，抛弃儒家想通过施行礼法来阻止社会发展的思想，因而提出“无为而治”。在老子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并不是有意识的天命或天志来推动的，而是由“道”来辅以发展的。他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要尊重自然法则，顺应命运。面对社会变化，老子尽管对各家所言都有所反对，但因为从“道”的运转来看待历史发展，老子最终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理想状态当中，而未能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实质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唯心史观。
秦代以后，一方面，由于儒学成为主流，中国古代的思想发展较为缓慢，因此历史研究者也很少像先秦诸子那样在自己的研究内容中加入许多的思辨方法；另一方面，古代中国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导致人们并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把握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所以他们都不自觉地形成了某种不系统的唯心史观。如东汉史学家班彪认为，王朝的兴衰在于对天命的遵循：“历古今之得失，验行事之成败，稽帝王之世运，考五者之所谓。” 宋明时期兴起的理学和心学，也从自己的思想出发，对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阐释。理学继承孔子的天命论思想，吸取了道教文化，强调“天理”作为事物的本源。如程颢和程颐认为，天理是客观的精神实体，认为它“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理学家用天理说来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辩护，实际上是封建伦理的形而上学化。二程在“天人之辩”的问题上强调要“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是要压抑人的主动性而为封建统治者的伦理纲常服务，因此并未脱离先秦儒家天命论的唯心史观。 王守仁作为心学的主要代表，坚持心一元论的观点，认为探索事物的过程就是“致良知”的过程。他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于是，他的心学便表现为了极端的唯我论的观点，认为历史发展也是一个“格物致知”“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过程。虽然他以主观唯心主义替代了理学，为之后清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仍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 近代时期
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的思想家们也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对古代儒家文化的批判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历史的解释也具有了一定的唯物主义特征。不过，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未能贯彻唯物主义的原则，或认同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从而在历史上导致了唯心主义。例如，龚自珍在批判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得出历史是由众人创造的结论。他从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了唯意志论，从而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平民百姓都看作是跟英雄豪杰一样的人物，阐述了私有制度作为宗法制度的起源在历史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但是他仍然没有得出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认为公羊“三世”的历史循环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康有为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在历史发展方面，他提出了历史进化论。他将“三世”思想从历史循环论、复古论改造为历史进化的过程。他认为：“即如今大地中，三法并存，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孟子微▪同民第十》）。梁启超认为当时世界上并存的三种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是人类历史进化的三个不同阶段，这样的依次进化是历史的必然。而梁启超在他的“新史学”中发展了历史进化论，认为历史是不断地去旧更新的运动，因此得出了革命的要求。不过，梁启超的历史进化论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具体事物时，则将“社会心理”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这种社会心理和国民意识、民族精神，都是由“大我”，也就是一定社会集团的共性，“超于个人之上之一人格”所体现的。因此，历史发展的考察对象，就是“社会心理之实体”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可见，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所接受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进化论，所以他们反映在历史上的思想便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继承与发展
第二国际当中的历史唯心主义
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经济决定论，将历史唯物主义片面地解读为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性”能够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否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衷和基本立场。这种实证化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在理论上，第二国际理论家受到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现实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受到了挑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第二国际庸俗经济决定论的产生。 以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将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看成经验科学或实证的“历史科学和经济科学”，强调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转化成了实证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自然科学和机械的社会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不过是经验的教条，成了“铁的列车时刻表”，社会历史发展的运动规律只不过是生物规律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在这种观点下，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一种自发的事情，消极等待就是无产阶级现阶段所应当做的唯一事情，一切都由物质生产、经济条件所决定。在这样的观点下，人的主体性被忽视，社会历史的发展被看成一种主体缺位的恪守自然规律的客观物质进程，人只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寂寞看客。这种理论观点具有严重的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本质的背叛。因此，按照这种理论观点，无产阶级只能被动地依靠资本主义的自行崩溃，一切革命的可能性都被扼杀殆尽。理论和实践证明，这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不但背叛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无视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
第二国际的理论泯灭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忽视了人类主体的实践能动性。伯恩斯坦等人只用抽象的、与具体的事实无关的规律来解释问题，所造成的结果是，事实变得孤立、抽象，辩证法的方法也被取消了。他们取消了总体的概念，让资本主义社会隐藏了带有一切社会形态的永恒范畴的假象，“在李嘉图那里是出于信念的东西，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成了有意骗人的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卢卡奇批评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斯·阿德勒将辩证法描述为“一门实证科学”，这无异于取消了辩证法。卢卡奇指出，如果不运用辩证法，历史就不能被深刻理解。因此，这种庸俗唯物主义错误理解的结果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方法被剥离，历史的深层次意义被取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伯恩斯坦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主张采用“新康德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们不具体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废除哲学的真实意图，抓住了“消灭哲学”的说法来否定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由于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希法亭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没有价值判断的，这是自然科学的逻辑。 第二国际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倾向，导致无力处理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无法解析社会现实问题的整体图景，使得他们的理论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实践也变成了用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越来越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些纯粹的科学观察，与政治的和其他阶级斗争实践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的倾向，使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无力处理诸如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理论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实践也变成了用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俄国民粹派中的历史唯心主义
19世纪60年代，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大工业生产快速增长，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工人阶级也开始逐渐形成和壮大。与此同时，农业经济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农民阶级分化严重，出现了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阶层。但是，农奴制的残余仍然存在，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群众受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剥削，还遭受着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迫害。因此，他们开始反抗压迫和剥削，斗争日益兴起，逐渐走向高潮。19世纪70年代开始，民粹派开始活跃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企图发动农民进城反对沙皇统治。然而没能得到农民的响应，受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破坏，逼迫他们走向了刺杀统治阶级的恐怖活动。 民粹派的理念是主张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刺杀者看做英雄，而群众是群氓，等待着英雄为群氓们创造历史。在理论上，诸如米哈伊洛夫斯基等人开始宣扬“英雄”与“群氓”的对立；在实践上，他们开始以个人恐怖代替群众的革命运动。在民粹主义团体“民意”受迫害后，大多数民粹主义者很快投降，主张妥协，并维护起了沙皇制度。民粹派抹杀农村贫民生活困苦和富农剥削农民的现实，赞美富农经济的发展，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马克思主义者，歪曲他们的理论观点。他们以真正“人民之友”的思想和策略的表达者自居，宣布要对“我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一场“论战”。列宁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革命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认为有必要肃清“人民之友”的影响。于是列宁写下了《什么是“人民之友”》来反驳俄国民粹派的历史唯心主义。 民粹主义的思想可以被概括为“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主观主义”的三个方面含义。首先，“主观主义”是道德上的信仰，强调道德评价是无法脱离事实和客观条件的，人民遭受苦难的道德抗议具有价值。其次，“主观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否认或反驳社会科学中客观性的可能性，在历史和社会知识中认为感性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主观主义”是历史哲学，强调在社会学领域中需要将人这一主体性因素纳入考虑范畴，这不同于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人的主体性因素不容忽视。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提出的“主观社会学”理论也是强调了这一点，认为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虽然“主观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它从一定程度上不断推动着人们去探究社会现实与人的关系，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然而主观主义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它有以下的理论缺陷：
1.两个先验假设
拉甫洛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等民粹主义者的理论基于两个先验的假设，即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以及以抽象的人性为基点、以社会条件是否适合人性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符合理想的标准。这些假设源于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性论观点，然而这些假设都是先验的，缺乏具体实证的基础，因此极易被指责为唯心主义。以抽象人性为基点的理论，忽略了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影响，给理论的实践指导带来了困惑和误导。民粹主义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这是来源于法国启蒙思想中的人性论观点。这是一种抽象的、极度理想化的观点，忽略了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经验数据。在理论指导实践时，必须把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历史条件，注重现实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的升华和革命实践的推进。 2.历史唯心主义色彩
主观主义理论将人看作是自由的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和追求目标，并对目标的评价和提供进步观念。但这种理论忽略了独立批判性思维个体的必要性。同时，民粹主义者过于强调了历史中的主体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极端。他们认为自己是批判性思维的代表者，可以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然而，这种观点过于夸大了主体性，在历史实践中很容易被指责为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这一情况。因此，在探讨社会现实与人的关系时，必须注重客观因素与主体性因素的相互作用，理性思考，提倡批判性思维，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避免陷入极端的哲学主义思想。
3.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认为历史决定论是有争议的，“民粹主义的最深理路与中心眼光，应推拉甫洛夫与米海洛夫斯基，……他们与赫尔岑一样，相信历史并无预定样式，并无‘脚本’”，但作为一个有贡献的社会改革者，他也认识到历史对人类活动设置了限制，在这个限度内人类才能有自由和选择。此外，米海洛夫斯基虽然相信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规律，但也认为人类可以操纵和控制这些规律以符合人的主观愿望。然而，民粹主义者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们几乎一致地否认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存在。他们认为，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人的主体性因素决定的，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夸大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在历史实践中容易被指责为历史唯心主义。 关联概念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心主义存在的问题就是将意识、观念、精神等抽象概念置于历史发展的中心地位，忽略了现实个体的实践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历史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念丧失了实践性和历史性，对于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实现人的解放缺乏科学的路径指引。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现实历史的深入分析，探究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真相和规律，指出历史是被实践着的物质生活的历史，而非纯粹精神的历史，历史发展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且这种必然性并非来自于远离人世的天国彼岸，而是内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因而需要用一种历史生成的视野去分析人类的实践活动历程。
所以，马克思曾说：“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便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而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分工的深入和发展，社会出现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如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等。同时，人们特定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分裂、财产的不平等、剥削现象、阶级斗争等也成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自愿的分工下，特殊的活动范围对人的限制才能最终消除，真正实现以人为本。
阶级斗争
阶级是在社会分工里产生的。社会分工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发展的程度。”通过分工，不同的人担负着不同的职责和任务，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然而，社会分工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随着分工的加深，人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了一个固定的领域内，这使得他们的活动变得单一化和重复性强，也使得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变得狭隘。此外，分工还导致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和不平等分配，从而造成了阶级的分化和剥削的加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会促使社会出现阶级斗争，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例如，在古代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在中世纪，封建主和农民或城市市民的阶级斗争推动了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的转变。在阶级斗争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会为了维护其权益而采取各种手段，如剥削被压迫阶级和控制其意识形态，而被压迫阶级则通过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直到最终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自己的新社会制度。阶级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一直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是否定民族文化遗产，对历史进行刻意的曲解和伪造，认为无法从宏观角度来获得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结论。历史虚无主义是历史唯心主义在当代的新表现，其支持者通过曲解和污蔑中国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构建其历史理论。
相对主义
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人们在历史当中的活动、言论、意识形态，都是受到历史发展的水平制约、局限的结果，因此难以，也不能对历史做出如同科学实验般证实或证伪的解释。卡尔▪波普尔认为，如汤因比这样强调历史语境的历史学家是“新历史主义”，也就是“历史相对主义”的代表。
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叫作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也可以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是政治语言。民粹主义通常是精英主义的反义词。在古希腊城邦发明民主制度之后，对于应由精英、贵族还是一般大众来掌握政治，出现了争论。支持民粹主义者则诉求直接民主与基层民主，认为政治精英（当下或未来）只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人民直接决定政治事务。 群众史观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表现为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对立。英雄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宣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唯物史观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所谓的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一现实的人是从事一定的实践活动的，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有一定的能动性的人。这一中人的集合就是“人民群众”。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当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评价与争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如此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使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由此可见，他们采取了同现实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了对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与政治主张的彻底清算，因而在这里最鲜明地表现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斗争，以及理论斗争如何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们进一步指出，德国批判运动或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完全承袭了黑格尔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批判的哲学家都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同意识的各种幻想作斗争，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他们仅仅使用词句去反对词句，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历史观进行了批判，并彻底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潮。
局限性
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学从思想方法来说是根源于他的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或者说，这种抽象的“人”学是他的直观唯物论在社会方面的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实践论出发，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作为抽象“人”学理论支柱的直观唯物论。他们指出，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所以他所谈论的人，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所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基本思想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鲍威尔的言论实质也是历史唯心主义，他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表现当作现实世界的基础，认为现实的人及其对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意识都是非实有的，实有的只是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抨击，实质上是反对唯物主义，并抱怨共产主义者不了解批判和批判家在其存在的时候就支配并创造了历史，甚至他们的敌人以及现代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是他们的创造物，这反映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位圣者反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的怒气冲冲的论战，表明他现在是如何清心寡欲，涤除尘念。布鲁诺完全不是反对费尔巴哈用以承认感性的那种极端有限的方法，费尔巴哈的失败的尝试，作为一种想跳出意识形态的尝试，在他看来乃是一种罪恶。”
施蒂纳哲学的核心是“唯一者”，即单个的、具体的人——“我”。在他看来，“我”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除了个人及其要求、意向和意志之外，不存在任何现实的、真实的东西。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实质是完全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臆想。马克思批判了施蒂纳，认为他把人生各阶段的臆想作为解释人同世界关系的方法，而不管现实生活中人的物质变化和社会变化。施蒂纳的历史观也失去了与现实世界联系的影子，构成“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旨在彻底清算青年黑格尔派思潮的斗争，制定唯物史观原理。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学，由于从人的普遍本性和人类自然联系引申出“人类平等”和共同性，因而一切人所共有的关系就成了“人的本质”的产物，人的本性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流派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了极其精辟的概括：“这些人自以为在扭转世界历史的杠杆，而事实上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幻想纺成一条无限长的线。”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外国共产主义的文献和著作同现实运动分割开来，然后又任意地把它们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于是这些文献就成为关于实现人性的无谓冥想。他们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颠倒了现实运动与理论的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各种阶段变为人的本质的各种哲学观念，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关于这种思潮形成与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样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国思想家的语言，这样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间的联系，也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基本原理进行的分析，从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实践观出发，彻底清算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哲学家、思想家的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而且也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即阐发和丰富了此前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重要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