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紧张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
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浦、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